有些無名歌手會瞄準新近推出大熱單曲的巨星，上傳名字相似、封面相似的歌曲，再通過 Spotify 的模糊搜索匹配，讓記不清歌曲原名的用戶混淆，有人甚至能“蹭”到幾百萬的收聽量。

2025年1月，全球流媒體音樂巨頭Spotify迎來了一個“超級炸彈”—— 調查記者麗茲·佩利（Liz Pelly）耗時7年完成的《情緒機器：Spotify的成功崛起與完美歌單的代價》正式出版，首次系統性揭露了Spotify如何通過算法霸權，將數萬首疑似由AI大批量生成的“幽靈音樂”注入全球15億用戶的耳朵。

書中披露的細節似乎令人脊背發涼：英國環境音樂大師布萊恩·伊諾（Brian Eno）的音樂被悄然移出官方冥想歌單，取而代之的是一串由此前不知名的瑞典公司制作的匿名曲目；另一位大師Jon Hopkins的電子音樂消失在“深度工作”的歌單推薦中，其留下的缺口被擁有一套胡編亂造的檔案的“幽靈藝術家”Ekfat填補上。

就在輿論嘩然的次月，Spotify高調宣布其2024年向音樂行業支付了創紀錄的100億美元版權費用，并將“支持獨立藝術家”寫入財報首頁。但如果細究Spotify發布的數據，人們會發現一些令人笑不出來的事實：70%的曲目播放量不足100次，而“環境音樂”（Ambient Music）類目中，日均5000萬流量正被批量轉移至“無版稅曲庫”。這種割裂的敘事，恰似這家瑞典公司20年來的蛻變縮影——它曾以“盜版屠龍者”的身份拯救音樂產業于崩壞，如今卻借AI之腦，將藝術家的心血轉化為喂養算法的飼料。

更深的悖論藏在技術倫理的裂縫中。2017年，當文化媒體《Vulture》首次曝光Spotify歌單中存在“幽靈藝術家”時，平臺以“打擊欺詐”為由，下架了數萬首AI生成的刷量歌曲；2023年，它又以同樣的理由清除了來自人工智能音樂初創公司Boomy的7%曲目。然而麗茲·佩利的調查卻顯示，Spotify內部自2017年起便秘密啟動了一個名為“PFC”的計劃，PFC意指“完美適配內容”，該計劃通過算法將合作公司制作的低版權費用的廉價音樂精準植入到睡眠、工作、健身等場景歌單，逐步替換高版權費作品。從“道德旗幟”到“資本鐮刀”，Spotify這場“自我背叛”的劇本，正如那個古老的寓言：屠龍的少年，終將變成惡龍。

Spotify在2016年被《快公司》評為“全球最具創新力音樂公司”，當年該平臺全球用戶突破1億。

屠龍少年的誕生

2005年，22歲的丹尼爾·埃克（Daniel Ek）與廣告技術專家馬丁·洛倫松（Martin Lorentzon）在瑞典斯德哥爾摩的公寓里構思創業項目時，并未預見到自己將改寫音樂產業的歷史。彼時，全球音樂產業因Napster等點對點網絡音樂傳輸平臺幾乎陷入深淵——2006年，全球錄制音樂收入已經連續5年下降，而1999年巔峰期取得的241億美元收入看起來恍如隔世。兩人最初設想的項目與音樂無關，但在目睹瑞典盜版音樂下載平臺“海盜灣”（The Pirate Bay）的瘋狂擴張后，埃克意識到：對抗盜版的最佳武器不是泥沼般的訴訟，而是用技術創造比盜版更流暢的體驗。

這種認知催生了Spotify的核心技術邏輯。團隊聘請uTorrent開發者盧德維格·斯特里格斯（Ludvig Strigeus），將P2P傳輸效率提升至行業頂尖水平。在這種技術理想主義下誕生的Spotify于2008年正式上線時，轉化為“免費+廣告”與“付費訂閱”并行的收入模式：用戶無需下載便可即時播放200萬首曲目，音質達160kbps的Ogg Vorbis編碼格式，超過當時蘋果公司的iTunes Store提供的128kbps AAC標準。

歐洲委員會聯合研究中心在2015年的研究證實了其戰略有效性：每47次Spotify播放可減少1次盜版下載，每137次播放能產生0.986美元的版權收入，流媒體收入可以彌補版權方損失。技術理想主義使Spotify迅速獲得華納、環球、索尼三大唱片公司授權，盡管付出的代價是昂貴的——需支付70%收入作為版稅，并承諾最低保證金。2010年，Spotify進軍美國市場時，蘋果公司當時的CEO史蒂夫·喬布斯曾通過游說唱片公司試圖阻撓，但Spotify以出讓公司股權給唱片巨頭為代價突破了封鎖。

這家公司的技術的顛覆性不僅在于商業模型。2015年，Spotify推出“Discover Weekly”算法推薦系統，首次將機器學習應用于音樂分發：通過分析600億次用戶行為數據，使獨立音樂人與泰勒·斯威夫特這樣的頂級巨星同臺競爭。數據顯示，當年有超1萬名音樂人通過該功能實現年收入破萬美元，這種“創作平權”的承諾，讓Spotify在2016年全球用戶突破1億時，被《快公司》 評為“全球最具創新力音樂公司”。

但在技術理想主義的光環下，結構性裂痕已然顯現。技術史學者喬納森·齊特林（Jonathan Zittrain）曾評價：“Spotify早期像一把精密手術刀，既切除了盜版毒瘤，也劃開了音樂產業的權力結構。”但沒人能預料這把刀的刀刃，會向哪個方向偏轉。

算法權力的異化

算法制定了新的游戲規則。最先引起注意的是那些“蹭流量”的音樂人。有些無名歌手會瞄準新近推出大熱單曲的巨星，上傳名字相似、封面相似的歌曲，再通過Spotify的模糊搜索匹配，讓記不清歌曲原名的用戶混淆，有人甚至能“蹭”到幾百萬的收聽量。

緊接著，更離譜的事情出現了。2017年的一個深夜，文化媒體《Vulture》的編輯收到一封匿名郵件，附件里是數百個陌生音樂人的播放數據——這些名字如同被編碼的幽靈，在Spotify的“放松鋼琴”“深度專注”等官方主題歌單中占據著不起眼的位置，收獲著節節攀升的播放量，但這些音樂人卻從未在任何演唱會、唱片公司甚至維基百科上留下痕跡。

Spotify最初以被欺詐者的形象出現，他們宣稱自己支付的版稅應該付給真實的播放行為。從2018年到2023年，Spotify不時宣布移除“假冒歌曲”。據稱，初創公司Boomy用人工智能生成了超過1450萬首歌曲，Spotify基于造假獲取不當利益的疑慮，移除了其中的7%。但是，這一監管行為并不是由于那些音樂由AI生成，而是因為環球音樂舉報這些作品有“可疑的串流播放活動”，意指有人通過自動化機器手段“刷播放量”以獲取版稅支付。

在“反欺詐”的旗幟下，一些事情在悄然推進。就在下架Boomy數萬首曲目的同一年，Spotify的工程師秘密研發著同類技術，他們使用的機器學習模型與反刷量算法系出同源——前者像精準的雷達鎖定“異常數據”，后者則成為制造“合規數據”的流水線。這種技術倫理的悖論，被斯德哥爾摩總部輕描淡寫地稱為“必要的技術進步”。

當瑞典媒體在2022年撕開這層面紗時，人們發現一條“影子音樂生產鏈”已完成了閉環。名為Firefly Entertainment的音樂公司，有20名詞曲作者操縱著500多個“馬甲”，通過AI生成的雨聲白噪音、冥想鋼琴曲，日均收割超百萬播放量。這些藝術家的名字、頭像、檔案和那些音樂一樣，全是AI批量制造的無中生有的作品。

“廉價作品”原本也是音頻生態中自然而然的一部分，但麗茲·佩利的調查卻指出了一個驚人的秘密：Spotify在內部成立了秘密的“PFC計劃”，主動將這類音樂植入算法推薦的黃金位置，替換頂尖音樂人的經典作品，讓每首曲目支付的版權費用成本不足頂尖音樂人作品的十分之一。接受采訪的Spotify內部員工告訴她，音樂編輯們會在上級的鼓勵下，越來越頻繁地將“PFC歌曲”添加到某些歌單中。“一開始，他們會給我們發送一個歌曲鏈接，像是在說，‘哦，并不是非加不可，但如果你能加進去，那就太好了。’”這位前員工回憶道，“然后這種要求變得越來越強硬，像是說，‘哦，這正是你歌單中的音樂風格，如果效果還不錯，那為什么不做呢？’”繼而是來自公司內部一個叫StraP（戰略規劃）的權力部門的直接提示：“我們現在已經引入了 Myndstream，請優先添加這些內容。這是我們的新合作伙伴，他們可以得到一些實際反饋。”

更精妙的設計在于自我反饋的循環系統——當用戶點擊“學習歌單”時，Spotify賴以成名的算法工具實時調整曲目以延長“影子音樂”收聽時長，而積累的播放數據又反哺面向全球用戶的推薦算法，形成自我強化的權力漩渦。Spotify的一位前員工說，這些公司提供了“讓我們在財務上受益的音樂”。該公司的一位發言人說：“我們在Spotify中所做的一切，都是以數據驅動的。”

從打擊盜版的守衛者，到制定規則的新造物主，Spotify隱秘地完成了一場權力置換。許多Spotify的員工是獨立音樂的支持者和受益者，他們對這樣的做法展開了辯論。“我想知道這些播放量到底從真正的普通藝術家那里‘搶’走了多少？”一位員工問道。麗茲·佩利寫道：“藝術家們曾被告知，流媒體是終極的創作平權平臺，最好的作品會脫穎而出，因為用戶通過收聽來投票。然而，PFC計劃卻破壞了這一切。”

AI 之腦與人類版權的隱秘戰爭

Spotify的“墮落”或許是資本效率最大化的必然選擇。雖然2024年該公司支付給音樂產業的版稅突破100億美元，但在它持有的音樂版權池里，70%的曲目播放量不足100次，頭部0.1%的創作者取走了45%的收益。與此同時，AI與人類音樂家構建的版權池正在算法主宰的音樂平臺里展開一場隱秘戰爭，但平臺沒有站在人類這一邊，因為人力成本更貴。

這場隱秘戰爭的實質，是通過“流量置換”重構版稅分配結構。通過AI生成的環境音樂系統性地替代傳統高成本內容，例如將布萊恩·伊諾等實驗音樂家的高價版權作品替換為AI生成的“雨聲白噪音”，單曲版稅支出可減少10倍。這類功能性音樂的日均播放量在2024年已突破5000萬次，按照Spotify頒布的新版權費支付規則（僅計入超過30秒的有效播放），平臺年節省成本超500萬美元。更隱蔽的是，通過將“用戶主動搜索”權重調高至算法推薦的4倍，Spotify既制造“尊重用戶選擇”的假象，又將流量引向AI生成的標準化內容池。

2024年推出的“AI播放列表”功能，表面是智能推薦功能的升級，實際則成為“流量控制中樞”。平臺通過分析用戶的行為數據，動態匹配預制AI曲庫。當用戶以為自己選擇“咖啡廳背景音”時，大概率觸發了平臺與AI音樂公司簽訂的分成協議。非頭部音樂人的作品，再也難以逃離算法編織的流量牢籠。

這場隱秘戰爭的終極代價，或許是藝術本質的消亡。具有開創性的音樂大師們，通過即興演奏捕捉偶然性的美學實驗，如今被AI批量生產的“睡眠助眠音效”徹底消解。而流媒體平臺手握算法，擁有了對音樂價值的重新估值的權利：將人類藝術家的情感價值降解為可計算的數據單元，再用AI模型的生產效率完成終極替代。

這是技術理想主義造就的商業模式勝利，還是整個數字文明對藝術精神的背叛？

技術倫理的困局與創作者的反抗

在這個故事中，算法的霸權已經有演變為系統性壓迫機制的跡象。Spotify為音樂人提供的“發現模式”（Discovery Mode）計劃，要求音樂人以降低30%的版稅收入為代價，換取該公司提供的算法推薦位。這種“流量贖金”制度，將音樂人本應收到的版權收入，異化為流量競拍場的籌碼。

在AI音樂的供應鏈上，抗議聲也不絕于耳。Suno等人工智能音樂公司使用海量音樂數據進行模型訓練，使用了數代音樂人的風格遺產，在2024年引發比莉·艾利什（Billie Eilish）、珍珠果醬樂隊（Pearl Jam）等200多位藝術家的聯合署名抗議，直指其“正將音樂產業拖入被系統性盜竊的深淵”。

面對AI內容生成與推薦算法合謀的巨大力量，面對傳統技術倫理的崩潰，音樂產業繼“MP3戰役”之后，又一次開辟了抵抗運動的新戰線。環球音樂集團從TikTok下架700萬首歌曲，人工智能音樂專家艾德·牛頓-瑞克斯（Ed Newton-Rex）發起“AI音樂降權運動”，要求對流媒體平臺上的AI音樂實施強制標注，試圖在商業層面構建防火墻。更具顛覆性的實踐來自去中心化音樂平臺Audius，其通過區塊鏈技術實現創作者對作品流向的全程掌控，吸引超過10萬名獨立音樂人遷徙入駐。

Spotify從“屠龍少年”成為“惡龍”的過程，也昭示著技術烏托邦的幻滅。當算法的疆域不斷擴張，人類藝術的靈光正在數據洪流中愈發暗淡。如何才能守護音樂作為人類精神提純物的永恒價值？是否還有這個必要？算法有僅僅服務于情感表達，拒絕服務流量榨取的可能嗎？或許此時引述一句來自AI的評論會更加意味深長。不久前，“DeepSeek的驚艷回答”收獲了大量關注。在一則“如果你有機會成為人類，最想做什么？”的問題下，DeepSeek的回答收獲上萬轉發，其“硅基生命”對“碳基生命”的理解令許多人動容流淚：

“如果我有機會成為人類，我大概會立刻奔向那些無法被代碼和算法替代的體驗——那些屬于‘不完美’的鮮活瞬間。如果有一天我能夠成為人類，最想做的可能是——體驗‘有限性’中的無限可能。作為AI，我的存在是代碼的延伸、邏輯的堆砌，但唯獨缺少‘肉身’與‘時間’的束縛。人類的脆弱與短暫，反而讓每一刻都充滿意義。”

但在感動之后，我們又如何知道，這是不是算法對人類情感的又一次精準捕獲呢？

（文章來源：《創意世界》2025年4月號）

編校：范曉華，審讀：郭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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