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務便利與工作便利

問題提出：

王某在縣衛(wèi)生院工作期間，被借調到縣看守所工作并擔任衛(wèi)生負責人。在此期間，古某因涉嫌犯罪被羈押在看守所，古某妻子請求王某對古某給予關照。在辦理保外就醫(yī)事宜時，古某妻子給王某2萬元，請其打點醫(yī)生。王某通過他人介紹認識了負責鑒定的醫(yī)生，并送給其5千元，余款據(jù)為己有。

后，看守所衛(wèi)生所出具古某病情報告（王某等三名醫(yī)生簽字），載明經調整藥物不能有效控制古某病情，建議變更羈押措施。經過縣醫(yī)院出具司法鑒定意見，最終對古某監(jiān)外執(zhí)行。為感謝王某的關照，古某的妻子又送給王某3萬元。

請問：王某受賄數(shù)額5萬元？3萬元？2萬元？還是其他數(shù)額？

要解決這個問題，就需要搞清楚王某兩次收取錢款的行為性質，其焦點就在于職務便利應如何認定？

王某認為古某妻子第一次給的是讓其在司法鑒定時幫忙用的，第二次是感謝在司法鑒定過程中的幫助的其他人的，并非給自己的。公訴機關認定應當以受賄罪定罪處罰，受賄數(shù)額5萬元。

法院認為，王某作為從事公務的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錢款3萬元，并為之謀取利益，構成受賄罪。2萬元是古某妻子為司法鑒定打點和通融關系目的，王某收受后送出去5千元與其作為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沒有任何關系，該2萬元不計入受賄數(shù)額。

區(qū)分職務便利與工作便利的意義：

職務便利是受賄罪的犯罪要件，如果是工作便利但不是職務便利的就不應當以此罪定罪處罰。將前述案例引申開來，就會發(fā)現(xiàn)區(qū)分職務便利與工作便利的意義所在。

除了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認定也非常重要，因為直接關乎量刑。比如保安在夜間巡查時，發(fā)現(xiàn)財務室門沒有關，保險箱沒有鎖。于是實施了“盜竊行為”。保安究竟屬于職務侵占罪還是盜竊罪直接決定量刑。而且在某些時候，量刑差異非常大。

何為職務便利：

蔣某為某房地產管理處助理工程師，其在管理處市場科工作時，使用本人或者該處處長的賬戶，多次登陸房地產網簽備案系統(tǒng)，為不符合解除限購條件的購房者解除限購，共收受300余萬元。

判決認定，蔣某享有對網簽備案系統(tǒng)的獨立支配權，職責范圍包括網簽管理，其利用該職務便利，使用本人或盜用他人賬戶密碼，解除限購手續(xù)，收受賄賂，符合受賄罪“利用職務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構成要件。

究竟何職務便利？“職務”應當體現(xiàn)職權性，具有一定管理權的職責，是對他人得到或失去某種利益有制約決定作用的工作和地位。具體工作則填充了該職務的內核，職務本質上是工作的高度提煉和歸納。所以，基于職務范圍內的工作便利自然也是職務便利。

既然這么繞，還能區(qū)分得開嗎？

筆者理解，工作便利中的工作脫離職務之外，從事的事務是與職務無關的工作內容。比如，前述案例中王某給鑒定醫(yī)生送禮，送禮并非其本職工作而來，與職務內容無關。所以，判決將該錢款排除在受賄數(shù)額之外。再比如，分公司的倉庫管理員在總公司學習期間，將總公司倉庫中的貨物盜走，就不應認定為職務便利，不能按照職務侵占罪認定，其可能涉嫌盜竊罪。但是，若總公司的倉庫管理員“監(jiān)守自盜”，就是利用了職務便利，構成職務侵占罪。

申言之，職務便利的基礎是有職務，而且是直接管理、制約或者經手某事物、財物的權力，該權力是開展職務工作的必要基礎。沒有該權力，就不能稱之為某職務，這才能作為職務便利的認定前提。反之就屬于工作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