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素來是一脈相承的。《周易》便可看做是“中華文化的源頭”和“中華文明的根本”。而儒道兩家的文化與《周易》更是有著深刻且緊密的聯系。可以說，不管是儒家還是道家，都可以在《周易》中尋找到它的根，甚至可以說過中國所有的形而上的思想都可以追溯到“易”。

關于儒家與《周易》的關系，最為人所熟悉的就是孔子晚年對好《周易》的研習。《論語·述而》"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的記載，結合馬王堆帛書《要》篇中"夫子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橐"的佐證，揭示出原始儒家與《周易》的深層關聯。

當然，儒家與《周易》的互動是雙向的。其實在周初，《周易》不僅僅是一部占筮之書，它更是凝練周人統治者幾代人與殷商復雜的關系中，所總結出來的天道規律的體現。隨著春秋戰國時期的儒者們在“軸心突破”的思潮中，進一步發揮了《周易》中的德義思想。再加上《易傳》十翼的成書，更是標志著儒家宇宙觀與道德觀體系的構建。此時，儒家的解經亦是造經，終于在漢代最終將《周易》確立為群經之首。

正如前文所說，儒家與《周易》的關系并非單向影響與被影響，而是在相互影響中又相互成就。

《周易》的"三才之道"為儒家提供了形而上學基礎。《說卦傳》"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的三重架構，使儒家倫理獲得了宇宙論支撐。這種"天人同構"的思維模式，在《中庸》"天命之謂性"與孟子"盡心知性知天"的命題中得到充分展開。程頤《程氏易傳》將"理"本體注入易學體系，形成"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的理學范式，標志著儒家形上學的最終成熟。

先儒們對《易傳》爻辭的的德性化詮釋，不僅開創了儒家特有的解經傳統，同時也完成了將《周易》占筮功能向心性修養的轉化。《大象傳》將64卦的自然意象轉化為道德誡命，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使宇宙秩序成為倫理規范的本源。《系辭》"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的政治哲學，與《禮記·大學》"絜矩之道"形成互文。而朱熹更是在《周易本義》中尤其強調“敬”功夫論，徹底將《周易》轉化為心性修養的媒介。

從漢儒孟喜"卦氣說"到王弼"得意忘象"，儒家易學始終在象數與義理之間保持張力。北宋五子通過太極圖說重構宇宙生成論，張載《橫渠易說》則提出了"易即天道而歸于人事"的命題，而將易學從宇宙論轉向實踐哲學。王夫之《周易外傳》以"乾坤并建"解構程朱理氣二元論，正標志著儒家易學在明清之際的實學轉向。而這種詮釋史其實本質上也映射了儒學自身范式的變革。

細究《周易》與儒家的關系史，本質上卻是中華文明核心價值體系的建構史。從占卜吉兇到窮理盡性，從象數推演到心性工夫，這個持續兩千年的經典詮釋傳統，不僅塑造了儒學的理論形態，更是深刻影響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與價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