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做實行政檢察

讓勞動者權益保障“一鍵拉滿”

法護權益　勞動光榮

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是實現社會公平正義、促進經濟健康發展、保障社會和諧穩定的必然要求。作為人民檢察院“四大檢察”法律監督總體布局的重要組成部分，行政檢察在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來，全國檢察機關立足行政檢察職能，堅持高質效辦好每一個案件，著力解決勞動者的急難愁盼，不斷提升勞動者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在“五一”國際勞動節即將到來之際，《檢察日報》通過講述來自基層檢察院的行政檢察辦案故事，傳遞法治保障的力度和溫度，也為廣大勞動者送上真摯的節日祝福。

托舉打工人的“安居夢”

當公積金到賬短信響起時，距離小欣（化名）等16名員工的首次投訴已過去800多天。這場漫長的維權活動，最終以企業主動履行、員工權益實現、機制創新完善的圓滿結局收官。

“謝謝檢察官來回奔波，我和同事們才能拿到公積金，離我們購置新房的目標又近了一步。”日前，上海市閔行區檢察院檢察官收到了小欣發來的信息。內容雖短，卻充滿欣喜與感激。

員工離職

發現公司欠繳公積金

大學畢業后，小欣入職上海某銷售公司，對未來的生活充滿期待。然而，理想和現實常常差距很大。由于多種原因，她于2022年向該公司提出離職申請。此時，她發現公司從未給她繳納過住房公積金。小欣為此多次催促公司補繳，卻只換來敷衍與拖延。

小欣的遭遇，也是該公司其他15名員工正面臨的困境。2022年，小欣等16人陸續向上海市公積金管理中心投訴公司欠繳職工住房公積金的情況。上海市公積金管理中心經調查，對該銷售公司作出《責令限期繳存通知書》，要求該公司限期補繳。

此后，該銷售公司既未在法定期限內申請行政復議或提起行政訴訟，經催告后也未履行補繳義務，上海市公積金管理中心遂依法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法院審查后，裁定準予執行，隨即對該公司的銀行賬戶、車輛、房產、股權等進行地毯式排查，結果發現該公司銀行賬戶早已因其他案件被凍結，名下無其他可供執行的財產。法院只好終結本次執行程序。

此時的小欣失業在家，母親重病臥床。“本來我想著再上幾年班，用公積金回老家買房。有的同事因為沒有公積金都還不上房貸了。這筆錢如果依靠法律都追不回來，我們還能指望誰呢？”小欣回憶起當時的處境時，眼眶泛紅。

轉機出現在2024年4月。依托與上海市公積金管理中心簽署的《關于加強行政非訴執行合作備忘錄》，這起陷入執行僵局的案件被作為線索移送至閔行區檢察院。承辦檢察官調閱案件卷宗時發現，該銷售公司的工商登記信息顯示其仍在經營，卻以“資金周轉困難”為由消極應對處罰和執行。檢察官認為，絕不能允許企業“裝窮”，損害員工的合法權益。

釋法促繳

14輪溝通打破執行僵局

承辦檢察官未止步于書面審查，而是穿梭于市場監管、稅務等部門和法院之間，從企業納稅記錄中捕捉突破案件的蛛絲馬跡。

檢察機關與公積金管理中心進行溝通。

在與銷售公司代理人深入溝通，了解該公司經營情況后，承辦檢察官一面依托與上海市公積金管理中心簽署的《關于加強行政非訴執行合作備忘錄》，加強與該中心的溝通聯系，協同開展爭議化解工作；一面約談企業代理人，有針對性地制定爭議化解方案。

面對檢察官的約談，該公司代理人最初滿是抵觸：“現在生意不好做，能不能緩一緩？”檢察官隨即邀請特邀檢察官助理——上海市公積金管理中心執法骨干，并聯合執行法官，用“政策+案例”的方式開展釋法說理：“根據《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一直欠繳可能被列入‘失信黑名單’，公司招投標將受限、公司高管將被限制高消費；再看看身邊同行，去年補繳后信用得到及時恢復，還拿到了銀行貸款……”

針對該公司“員工人數多、補繳壓力大”的顧慮，辦案人員設計了一套“分段釋法”的方案：先組織16名員工代表召開聽證會，讓他們現場陳述公積金對購房的重要性；再單獨約談公司負責人，展示稅務報表中的利潤數據，算清“信用賬”與“法律賬”，同時再次強調，一旦被列入“失信黑名單”，公司發展只會難上加難。

經過14輪線上線下溝通、1場公開聽證和1次政策解讀，執行僵局逐漸被打破。2024年底，銷售公司主動支付了20余萬元執行款，小欣等16名監督申請人的公積金賬戶重新“豐盈”。

延伸履職

從個案突破到機制創新

這起案件的意義，遠不止于16名員工的權益兌現。

在承辦檢察官辦公室，那份《關于加強行政非訴執行工作協作配合的合作備忘錄》格外醒目——這是閔行區檢察院充分借助上海市公積金管理中心所在地的區位優勢，與該中心建立起的一項長效機制。該機制包含數據協同共享、案件溝通會商、線索相互移送等10項舉措。

依托該機制，閔行區檢察院聯絡部分基層檢察院，簽訂合作協議，共同構建公積金權益保護“同心圓”。“以前部門間存在信息孤島，現在每月互通一次企業信用數據，讓類似‘假破產真逃債’的情況無處遁形。”承辦檢察官表示。

同時，閔行區檢察院主動適應檢察信息化發展趨勢，探索建立公積金領域行政非訴執行檢察監督模型，并依托檢察業務應用系統嵌入監督線索研判模型，刑事、民事、公益訴訟檢察部門若發現涉及行政檢察監督線索時，可“一鍵推送”，有效拓寬了行政檢察監督線索的來源渠道。

據了解，2024年以來，閔行區檢察院共辦理公積金領域行政非訴執行監督案件66件，強化對行政非訴執行案件的全流程監督，提出檢察建議18件，實質性化解行政爭議15件，移送涉嫌犯罪線索2件，督促被執行人繳納或退還公積金42萬余元。

“檢察機關要為勞動者的正當權益‘撐腰’，也要托舉他們的‘安居夢想’。法律的溫度，就藏在每一次對公平正義的堅守里。”承辦檢察官說。

農民工從“憂薪”到“安心”

“收到檢察建議后，我們加大執行力度，上個月收到被執行人陳某的一筆執行款，我們后續將持續跟進，確保案款盡快執行到位。”近日，在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崗區檢察院與該區法院共同召開的行政檢察與行政訴訟機制共建座談會上，參會的執行法官說道。

時間回到2019年。老王及其工友作為木工，在陳某位于伍家崗區的某房產項目工地上務工。工程完工后，陳某支付了部分工資，后來便以資金周轉不足為由不再向老王等人支付剩余的6.4萬元工資。因遲遲拿不到工錢，2021年1月，老王等人向人社部門投訴。接到投訴后，伍家崗區人社局立案調查后，向陳某下發了《勞動保障監察行政處理決定書》，要求陳某即刻支付老王等5人的工資。

因陳某既未申請行政復議，也未提起行政訴訟，經催告仍未履行支付義務，2022年1月，伍家崗區人社局向該區法院申請強制執行，要求執行《勞動保障監察行政處理決定書》中尚未履行的部分。在法院執行過程中，陳某與人社局、老王等人達成執行和解協議。后來，陳某未按期履行該協議，人社局向法院申請恢復執行。直到2024年3月，該案終因陳某賬戶資金不足，名下也無其他可供執行的財產而陷入執行僵局，這也讓老王等人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2024年6月，伍家崗區檢察院與區政府、區法院聯合簽訂《宜昌市伍家崗區推進行政爭議實質性化解工作方案（試行）》，建立行政爭議實質性化解府檢聯席會議機制，旨在凝聚行政、司法合力，解決農民工討薪難題。

就在與區人社局召開的行政爭議實質性化解府檢聯席會上，伍家崗區檢察院了解到該案情況，決定依托行政非訴執行監督職能，參與該案行政爭議的化解工作。

承辦檢察官通過走訪農民工、詢問項目負責人、調取勞動監察部門的執法卷宗及法院執行卷宗、向行政機關工作人員了解情況、調取工程項目管理材料等方式，深入開展調查核實。這期間，檢察官了解到，陳某因投資失敗，成為多起案件的被執行人，其本人對這起案件的強制執行裁定沒有異議，也愿意支付欠薪，但目前已沒有支付能力。

為盡快幫助農民工們討回工資，一體促進公正司法和依法行政，2024年7月，伍家崗區檢察院組織召開聽證會，邀請法院、人社局的相關負責人及人民監督員、農民工代表等參加。聽證會上，承辦檢察官詳細介紹了案件情況，并針對該案執行活動存在的未窮盡調查手段、未及時扣押財物，執行和解協議存在程序性瑕疵等問題進行了闡釋，獲得認可。

會后，伍家崗區檢察院在調查確認陳某確無財產可供執行后，一方面向法院發出檢察建議，指出其在執行該案過程中存在的問題，督促法院依法全面審查執行案件，窮盡調查手段促進案件執行到位；另一方面與人社局積極溝通，建議人社局加強與法院的協作配合。法院收到檢察建議后，對執行活動中存在的瑕疵問題進行整改，并加大力度督促陳某履行支付義務。

考慮到老王等人的實際困難，伍家崗區檢察院為老王等人申請了司法救助金，并在今年春節前夕，將救助金發放至老王及其工友手中。

日前，法院收到陳某的一筆6000元執行款，立即將錢轉入人社局專用賬戶。看到了希望的老王等人，終于安心了。

工地掛上了

“權益保障聯絡點”牌子

陜西省勉縣檢察院檢察官近日對一起農民工討薪行政非訴執行監督案進行回訪時，農民工老趙正在新樓盤砌磚，安全帽下露出新貼的“討薪維權聯絡卡”。老趙告訴檢察官：“現在每月工資都能按時到賬，聯絡卡上有檢察官的電話，心里踏實多了。”

2020年初，勉縣A實業公司與B建設公司簽訂某房地產項目的工程施工合同。因對工程進度和質量不滿，A公司拒絕支付約定的工程款，導致B公司無力支付趙某等70名農民工工資共計113.7萬元。趙某等人向勉縣人社局投訴后，該局對B公司下發了行政處理決定書，責令B公司及時支付農民工工資。然而，B公司既未提起行政復議，也未提起行政訴訟，在僅籌資支付了其中16人合計19.4萬元的工資后，就再未履行支付義務。勉縣人社局遂于2024年8月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對B公司的行政處理決定書。勉縣法院作出準予執行裁定，但B公司名下已無可供執行的財產。

2024年10月，勉縣法院按照與勉縣檢察院會簽的《關于在實質性化解行政爭議中加強配合的意見》，邀請勉縣檢察院參與該案的爭議化解工作。承辦檢察官經調閱該案行政執法和非訴執行卷宗、詢問相關工作人員及實地走訪后查明，A公司曾在勉縣住建局設置了300萬元的商品房預售資金監管賬戶。勉縣檢察院立即將該線索反饋法院，并聯合法院與縣住建局溝通相關情況。

為盡快幫助農民工拿到工資，勉縣住建局同意釋放監管賬戶的部分資金。誰知，因A公司還有尚未了結的其他訴訟，資金剛被釋放，就被異地法院凍結。等到勉縣法院執行時，可釋放的余額已不夠支付剩余54名農民工的欠薪。

面對這突如其來的執行困局，2024年11月，勉縣法、檢兩院協同召開座談會。A公司與B公司的代表，勉縣人社、住建等部門的工作人員均到會發表了各自意見。承辦檢察官和法官通報了調查情況，并聯合開展釋法說理，推動A公司將監管賬戶內可釋放的72萬元資金優先支付農民工工資。隨后，勉縣法院將72萬元資金扣劃至縣人社局專用賬戶，該局立即向農民工進行了工資代發。同年11月29日，其余54名農民工也終于領到了首批工資，但仍有26名農民工因資金缺口未足額拿到欠薪。

此時已臨近年關，勉縣檢察院在后續的跟蹤督促中，啟動了針對該案的應急預案，并會同法院、人社局、相關鎮政府、街道辦的辦案人員和工作人員，一邊安撫農民工情緒，一邊督促案涉公司加大籌資力度。在府檢法聯動協調和督促下，A、B兩家公司達成協議，并按照約定履行了工資支付義務。

今年1月，B公司全額補發了剩余的22.3萬元農民工工資，這場歷時4年多的討薪風波也終于在春節前平息。

案件辦結后，該縣的各大建筑工地外都掛上了“勞動者權益保障聯絡點”的牌子，這是勉縣檢察院設立的勞動者權益保障法律咨詢服務中心，為農民工提供法律咨詢，對于一些重大線索也可以及時收集、匯總和上報，與綜治中心共同協調處理。農民工佩戴的安全帽下還貼上了“討薪維權聯絡卡”，上面有檢察官的聯系方式。從此，有維權需求的農民工就可以第一時間獲得幫助了。

來源：檢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