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江湖：一個反烏托邦的烏托邦

一

一個把江湖想象成權謀場的故事，一定不是一個好故事。

幸好金庸筆下的江湖沒有落入這樣的俗套。

我第一次閱讀金庸的小說是在上世紀90年代。那是一套從舅舅家借來的《天龍八部》。讀到《崖高人遠》一回時剛好是傍晚，窗外無數高高低低的樓房即將隱藏進暮色里，恰在此時南海鱷神扯掉了木婉清的斗篷，揚手扔出，從懸崖上落進了瀾滄江。我對這一段無關緊要的細節印象極其深刻，還記得書中交待了那件斗篷宛似荷葉，“飄飄蕩蕩”，“向下游飛去”。高高的懸崖、湍急的江流，斗篷自高處而下，隨江流而遠，一路不知還有多少未知的風景。就像我同樣不知道，《天龍八部》這扇大門打開后，里面有多少未知的精彩。

打開一本金庸小說滿懷期待，合上一本金庸小說則滿腹悵然。我始終不知道那件宛似荷葉斗篷飄去了哪里，但卻很快讀完了金庸的全部作品。博爾赫斯《永生》開篇引用了兩句古老的名言：“天下并無新鮮之事”，“一切新鮮之事只是遺忘”。讀罷金庸，常有此感：世間再無新鮮的故事；一切新鮮故事的出現只是因為我們遺忘了金庸。

金庸呈現了一個復雜又多元的江湖。

所謂江湖，本是政治共同體之外的空間，是廟堂上的鐘鼓之聲所不能及之處，是權力的光芒照不到的犄角旮旯。這里要么成為桃源世界，人人用雞湯泡澡；要么只剩叢林法則，讓霍布斯每天睡不著覺。但金庸江湖卻形成了理想的規則：武林中人要講武德。

我們稍微捋一捋。這里說的武德，其實很樸素，往往出自道德直覺。不能傷害婦孺，不能傷害手無寸鐵之輩，見義勇為、鋤強扶弱，千金一諾、光明磊落……這些規則，也同樣充滿了士大夫的理想情懷。鋤強扶弱的背后是“不忍人之心”，它的延伸則是對兵火余燼之下“世人苦難方深”的悲憫。

這些規則又是“義務論”的，行動本身就要遵循道義的要求。行俠仗義之前，群俠很少去考量得失、權衡收益與代價之間的關系。我可以重義輕利乃至舍生取義，但決不應該讓你充當那個為了實現目的而被犧牲掉的“代價”。

精明到把任何人當成工具，是沒有市場的。工具理性在這里卻不是什么硬通貨。否則你理解不了“蠻勁發作”孤身大鬧聚賢莊的喬峰，理解不了糊里糊涂“毫沒來由”為向問天打抱不平的令狐沖，理解不了護送楊不悔萬里西行幾乎走出了唐僧西天取經難度的少年張無忌，更理解不了那些數不勝數瘋瘋傻傻、行事毫無邏輯卻充滿人格魅力的武林名士。

這些規則只是應該被遵守，但事實上并非人人會遵守，甚至有些時候面對規則毀壞者，大家束手無策。但這些規則始終是江湖是非觀的核心構成，是一種基于道義的武林共識。——即便我沒有能力懲罰那個無視道義的人，但我們都知道他是惡人。

如果只是這樣，我們只能說金庸世界充滿了理想色彩，但很難說這個江湖有多復雜，也很難說這和標題中的“烏托邦”有什么聯系。在充滿道德理想的江湖水面上，慢慢有兩件事情浮了出來。

這兩件事情一旦浮出水面，在重要性和緊迫性上就開始高居一切規則之上。一件叫做正邪之判，另一件叫做華夷之辨。江湖觀念史的流向開始改變。

二

當一群不講武德、破壞道義規則——或者只是傳說中不講武德、破壞規則——的人抱成團，魔教就誕生了。名門正派和魔教之間的對峙和沖突，有太長的故事要講，有太多的觀念變化在這種對峙中發生。一言以蔽之，最后的結果是名門正派祭出了終極大殺器：對不講武德或者傳說中不講武德的人可以不講武德。于是，對付魔教要“不擇手段”，“除惡務盡”，這成了凌駕于道義和武德之上的新的鐵律。

在江湖群雄眼中，魔教無孔不入。不能給魔教任何死灰復燃的機會。除了要消滅魔教，還要消滅“潛在的”魔教，消滅“疑似的”魔教，消滅魔教思想的易感體質群體，甚至還要消滅那些“我覺得你是”的魔教。于是，魔教成員的朋友、接觸者、同情者、妻兒親屬、老幼婦孺，皆有了可殺的罪名。

而“華夷之辨”對江湖觀念史的影響，幾乎和“正邪之判”一樣，緊張了整個江湖的氣氛，為中原武林帶來了逾越道義規則約束的借口。正邪之判要求“除惡務盡”，華夷之辨要求“共抗胡虜”。這些成為凌駕于一切原則之上的最高目標。沒有魔教的正義武林、沒有“胡虜”的大好河山似乎就是江湖群俠所能想象的最好的政治生態。也就是他們心中的烏托邦。

為了實現這個最好政治生態的夢想，金庸江湖中始終存在一種進行力量整合的內在精神驅動。要把多種力量整合成一種力量，要把所有資源為最高目標所用，要把各種聲音整合成一種聲音。與此伴隨而生的，是追求整齊劃一的集體行動、并把眾多幫派不斷聯盟化組織化。

為了理想，任何人都可以成為“代價”。只要能消滅魔教、只要能擊敗“胡虜”，可以不要道義、不講武德、無所謂義氣，可以犧牲所有樸素的道德直覺。于是，金庸江湖的烏托邦走到了道義的盡頭。

“射雕三部曲”是江湖中家國敘事的集大成者，形象比楊過和張無忌偉岸的郭大俠成為宏大敘事的最后之人。此后，金庸江湖進入了對烏托邦的反思。于是，曾經最重視“華夷之辨”并為此屢立奇功的蕭峰本身竟然就是“夷狄”。瀟灑的令狐沖根本不關心朋友是不是魔教中人，他關心的是兜里的銀子夠換多少酒以及小師妹有沒有唱福建山歌。韋小寶從頭到尾都沒有進入到廟堂敘事的籠罩之中，他除了喜歡銀子和阿珂，也保持了講義氣、重親情這些樸素的情感，文化程度不高和性格的狡黠頑劣反而誤打誤撞使他免于被抽象的意識形態剝奪做人的常識。

即便是郭靖這樣入世的英雄，大概也想過最理想的人生結局是功成身退。古仁人往往有一番功成身退的情懷：做出一番拯救黎民蒼生、扭轉乾坤的大事業，然后不貪戀功名、不求富貴聞達，更要戒驕戒滿，知“亢龍有悔”，于是急流勇退。所謂“永憶江湖歸白發，欲回天地入扁舟。”

可是，在金庸江湖的烏托邦里，郭靖、陳近南這樣偉岸的大俠，縱使真有回天之功，但功成之后，還能歸得了江湖嗎？當江湖中每個人只有“回天”一個觀念時，江湖中就不再有江湖了。你回去的，絕不是蘆葦叢畔的扁舟，那只是金明池里的巨艦。

三

金庸江湖里始終彌漫著烏托邦的氤氳霧氣，也閃爍著反烏托邦的粼粼波光。本書的目的，也正是要在這迷霧與波光中一路探索金庸江湖的政治哲學。

當我們試圖解讀某本小說中的“政治”或者從“政治”角度來解讀某部文藝作品時，往往習慣將此“政治”片面理解為一種類似職場紛爭、嬪妃宮斗、辦公室風云這樣波譎云詭的權力博弈。人們偶爾不愿意相信“人性”以及人的觀念世界是多元而復雜的。每當進入文學中的“政治”，大家更愿意把“人性”看作是“生存至上”或“利益至上”的同義詞。把復雜到幾乎無解的問題用一兩條包打天下的萬能公式來解答，不僅輕松，還能讓人獲得一種深刻洞悉事物本質的優越感。即便這不過是錯覺。

當“政治”的含義坍縮成利益爭奪，當“利益的標準”壟斷了江湖事件的解釋權，我們再討論什么烏托邦與反烏托邦，什么權力邊界、集體與個人、目的與手段、正義與權利……似乎顯得是那么幼稚可愛。當我說“政治”可以是對宏大敘事、對權力話語以及個體尊嚴的思考時，實在是太過一本正經又不合時宜。

但本書所要談論的金庸江湖中的“政治”，恰恰是這么一本正經，又恰恰是如此幼稚。本書也可以說是在寫“金庸江湖中正經而幼稚的政治學”。幼稚屬于我，當然不屬于金庸。恰恰是因為金庸的作品中所呈現的公共議題中可挖掘的深度，我才有了“從政治哲學的角度對其探究一番”這樣自不量力的想法。

以賽亞·伯林很喜歡康德的那句名言“人性的曲木制不成筆直之物”。其實在金庸筆下，更直觀地呈現了伯林所關心的這個問題。武林中的無數怪材，又怎么能做得成肅穆的廟堂上整齊如一廊柱？

如果對類似的問題感興趣，請沿著本書的線路一起進入金庸江湖吧。

歡迎來到金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