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五四時的游行隊伍

青年節比較復雜；國際青年節設立在每年的8月12日，是聯合國在1999年決定設立的，第一個國際青年節就是2000年8月12日；還有個青年節叫“世界青年節”，為11月10日，世界青年節由天主教教皇若望·保祿二世在1984年創立的，目的是為了扭轉天主教的青年信仰者日益遠離教會的傾向。

中國也有兩個青年節，一個是臺灣的青年節，日期為3月29日。1954年，國民黨為了紀念黃花崗起義，將3月29日設定為青年節。另一個青年節則為我們熟知的每年五月四日。

五四青年節源于“五四運動”，而“五四運動”和青島有關。1897年11月14日，德國軍艦以“巨野教案”為借口，在清軍毫無防備的情況下、輕而易舉地從棧橋登陸青島。

巨野教案。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戰敗后，德國傳教士紛紛進入山東傳教。為了擴大影響，他們不擇手段吸收各種地痞無賴、惡霸流氓入教。因為清朝政府不敢惹洋人，因此，教會常常成為各地最大的黑惡勢力，民憤極大。1897年11月初，兩名德國傳教士在巨野磨盤張莊被當地民眾殺掉。1898年3月，德國強迫清政府簽訂《膠澳租借條約》，租下青島附近海陸面積計551.5平方公里，租期99年。

此后，青島進入了被德國奴役、被掠奪的殖民時期。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日本以1902年所締結的“英日同盟”為借口、于1914年對德國宣戰，迅速占領了德國在膠東的勢力范圍。

這里有兩個地理名詞解釋一下：膠澳，系青島舊稱；膠東的意思是膠萊河以東；膠萊河是一條從元代就開始動議的連接膠州灣和萊州灣的運河，但一直未開通。

1919年1月，“一戰”的戰勝國在法國巴黎召開所謂“和平會議”。中國作為戰勝國參加了會議，并在和會上提出廢除外國在中國勢力范圍、撤退外國在中國軍隊和取消“二十一條”等正義要求。但巴黎和會拒絕了，并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給日本。

五四運動期間，在天安門前集會的學生

美國攝影家詹布魯恩拍攝的五四運動示威者

消息傳到國內，學生、工商業者、教育界和許多愛國團體群情激奮，紛紛通電、要求中國政府堅決捍衛國家主權。但最終，英、美、法、日、意等國不顧中國民眾呼聲，在1919年4月30日簽訂了《協約國和參戰各國對德和約》（即：凡爾賽和約），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送日本。

1919年5月1日，中國談判代表、外交總長陸征祥將此事電告北京政府。1919年5月2日，北京政府（大總統為徐世昌，實際掌權者為段祺瑞）以密電通知在巴黎的中國代表可以簽約。

1919年5月3日，得到消息的北京各界緊急磋商對策。當晚，北京大學的學生開會，北京13所中等以上學校代表參加，并定于4日(星期天)舉行示威游行，地點：天安門。

當時，北大學生謝紹敏當場咬破中指，撕下自己的衣襟，寫下“還我青島”四個大字。北大物理系不滿18歲的學生劉仁靜，欲以自殺進行抗爭。

1919年5月4日上午10時，各校學生代表召開碰頭會，商定游行路線。一些準備以暴力行動懲辦賣國賊的學生還寫下了遺書。下午1時，3000余名學生從四面八方匯集天安門，現場懸掛北大學生"還我青島"等血書。

短暫的集會演說后，隊伍向使館區進發；當行至東交民巷西口，受到巡捕阻攔，學生遂推舉段錫朋、羅家倫、許德珩、狄福鼎四人為代表，向美國使館遞交了一份說帖稱：“中國與日本，國際之處置有甚悖和平正義者。吾國與貴國抱同一主義而戰，故不得不望貴國之援助，請求貴公使轉達此意于貴國政府，于和平會議予吾中國以同情之援助。”

3000余名學生在烈日下整整曬了兩個小時，更加義憤滿腔，遂退出東交民巷，擁向趙家樓曹汝霖住宅。曹汝霖作為袁世凱時期的外交總長，參與了“二十一條”賣國條約的簽訂，被認為是親日派。

學生們邊行進、邊宣傳，"許多人民看見掉淚，許多西洋人看見脫帽喝彩，又有好些巡警也掉淚"(《每周評論》1919年5月11日)。下午4時許，學生涌至曹宅前。

曹汝霖躲藏的小房

曹汝霖后來回憶當時的情形時，是這么說的：

“吶喊叫囂之聲，漸漸清晰，……我即到東面去看家父。”
“有頃，見白旗一簇一簇出現墻外，父囑我躲避，正在這時，忽有一石塊對我父飛擲過來，幸婢將身一擋，打中背脊。”

曹宅管家燕筱亭回憶：“（學生們）砸了半天門未砸開，后將窗戶玻璃砸破進去的。先進去三四個人，進去的學生將門打開的”。

第一個從窗戶跳入曹宅的學生是匡互生，他進屋后打開了門。“五四”過后，匡互生畢業回到湖南長沙楚怡小學任教。1920年出任湖南第一師范學校教務主任，破格錄用了當時為師范附小主事（教員）的毛澤東到師范學校任課，并與毛先生、何叔衡一起組織了湖南“驅張（敬堯）運動”。

曾有說法認為，曹恰巧不在家，于是學生們痛毆了章宗祥。其實，曹汝霖當時在家、只不過躲了起來。曹汝霖后來回憶說：

“我于倉猝間，避入一小房（廂子間）。”
“學生用鐵桿撞開房門，問我婦在哪里。婦答，他到總統府去吃飯，不知回來沒有？他們即將鏡框物件等打得稀爛。我在小室，聽得逼真。”

火燒趙家樓是當天的高潮。趙家樓原為明代在位時間僅6年的明穆宗年間文淵閣大學士趙文肅的宅邸，因府內后花園假山上的亭子像樓一樣，所以被叫成趙家樓。當時，趙家樓是曹汝霖的第宅。

曹宅另一管家張顯亭說，學生們是“用報紙、汽（煤）油將圍屏點著的。”這是因為，他后來發現“家有兩桶汽（煤）油只剩一桶了。”實際上，學生們是扯下幔帳點燃的，和匡互生一起點燃的、還有周予同。

建國后任北京大學中文系系主任的楊晦1919年積極參加“五四運動”，為火燒趙家樓領導者之一。趙家樓東院書房中門被點燃、火勢迅速蔓延。曹汝霖換上廚役的衣帽，趁亂從后門溜出，逃往東交民巷的法國醫院。

左起：章宗祥、汪榮寶、曹汝霖、陸宗輿

而本來被燕筱亭安排到地窖躲著的章宗祥聽到了“起火”的喊聲，從地窖中跑了出來，被學生抓了個正著。

曹汝霖在回憶中是這么說的：“他們（學生）見仲和（章宗祥）穿了晨禮服，認為是我，西裝撕破。有一學生，將鐵桿向他后腦打了一下，仲和即倒地。”

章宗祥當時身份是駐日公使。當日中午，大總統徐世昌宴請他，陸宗輿、曹汝霖作陪。陸宗輿也曾任駐日公使，參與了“二十一條”賣國條約的簽訂。得知學生游行的事后，曹汝霖和章宗祥同乘轎車駛入了趙家胡同，進入趙家樓。

火燒趙家樓后，軍警趕到，對學生進行搜捕，共抓捕32人。

高君宇是組織和參加的骨干之一，和許德珩等十幾個學生沖進趙家樓，痛打了章宗祥。高君宇后來成為山西省第一個共產黨員，是中共第二、三屆中央委員，曾任孫中山秘書，1925年在北京病逝。

1919年5月5日，北京各大專學校總罷課。未參加4日行動的清華學生宣布"從今日起與各校一致行動"。1919年5月7日，經過北大校長蔡元培為首的校長團斡旋，被捕學生返校，學生復課。

1919年5月8日，為抗議政府逮捕學生，蔡元培提交了辭呈、并于9日離京。1919年5月13日，北京各大專學校校長向政府齊上辭呈，支持蔡元培。

1919年5月19日，北京25000名學生再次總罷課，之后開展演講、抵制日貨、發行愛國日刊等活動，并組織"護魯義勇隊"。

1919年6月3日，北京學生因政府為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辯護而不滿，舉行大規模街頭演講，當日170多名學生被捕。次日，北京學生出動比3日多一倍的人數上街演講，700多名學生被捕。

1919年6月5日，全國各大城市罷課、罷工、罷市，聲援北京學生的愛國運動。800余名被監禁的學生獲釋。1919年6月10日，曹、章、陸被撤職。

五四運動時的場面

1919年5月7日，被捕學生返校

1919年6月23日，徐世昌會見山東各界代表，表示政府已電令陸征祥從緩簽字。1919年6月28日，中國全權代表陸征祥拒絕在凡爾賽對德和約上簽字。

事實上，當時中國代表的住所當時已經被中國留法學生和工人包圍，他們已無法外出。

五四運動是一次徹底的、不妥協的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揭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的序幕。有歷史學家認為，五四運動為中共的建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準備。

陳獨秀。五四運動的旗手，毛主席稱他為“五四運動總司令”。在五四當天，陳獨秀并未出現在集會現場。但在五四期間，他起草并親自散發了著名的《告北京市民宣言》。1918年12月22日，陳獨秀、李大釗在北京創辦了《每周評論》周刊；此前，陳獨秀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創辦了《青年雜志》（第二卷起改稱《新青年》）。這兩種書刊，是五四運動時期最重要的書刊。

傅斯年。他是五四游行總指揮，參與了火燒趙家樓。不過，他受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影響，旋即退出了運動。

羅家倫。他起草了以“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為主題的《北京學界全體宣言》，并在5月26日《每周評論》上首次提出了“五四運動”這個名詞，并沿用至今。

其《北京學界全體宣言》全文如下：

• 現在日本在萬國和會，要求并吞青島，管理山東一切權利，就要成功了。他們的外交大勝利了，我們的外交大失敗了。
• 山東大勢一去，就是破壞中國的領土。領土破壞，中國就亡了。所以我們學界，今天排隊到各公使館去，要求各國出來維持公理。務望全國工商各界一齊起來，設法開國民大會，外爭國權，內除國賊。
  中國存亡，就在此一舉了。今與全國同胞立個信條道："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國亡了，同胞起來呀！
  

少年中國學會部分成員合影。左起第八位為李大釗

段錫朋。盡管無著作傳世，但他卻是五四運動主要領導者，赫赫有名的“段總理”。五四運動時期，他被選為中國學生聯合會第一任主席。

許德珩。他是《北京學界全體宣言》古文版的作者；五四后留學法國、師從居里夫人，后來創立九三學社。

其《北京學界全體宣言》全文如下：

• 嗚呼國民！我最親愛最敬佩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垢于日本人之密約危條，以及朝夕祈禱之山東問題，青島歸還問題，今日已由五國共管，降而為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議矣。
• 噩耗傳來，天暗無色。夫和議正開，我等所希冀所慶祝者，豈不曰世界中有正義，有人道，有公理，歸還青島，取消中日密約，軍事協定，以及其他不平等之條約，公理也。即正義也。背公理而逞強權，將我之土地，由五國共管，倚我于戰敗國，如德奧之列，非公理，非正義也。
  今又顯然背棄山東問題，由我與日本直接交涉。夫日本虎狼也，既能以一紙空文，竊掠我二十一條之美利，則我與之交涉，簡言之，是斷送耳，是亡青島耳。
  夫山東北扼燕晉，南控鄂寧，當京漢津浦兩路之沖，實南北咽喉關鍵。山東亡，是中國亡矣。我同胞處此大地，有此山河，豈能目睹此強暴之欺凌我，壓迫我，奴隸我，牛馬我，而不作萬死一生之呼救乎？
  法之于亞魯撤勞連兩州也，曰："不得之，毋寧死。"意之于亞得利亞海峽之小地也，曰："不得之，毋寧死，"朝鮮之謀獨立也，曰："不得之，毋寧死。"
  夫至于國家存亡，土地割裂，問題吃緊之時，而其民猶不能下一大決心，作最后之憤救者，則是二十世紀之賤種。無可語于人類者矣。
  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隸牛馬之痛苦，亟欲奔救之者乎？則開國民大會，露天演說，通電堅持，為今日之要著。至有甘心賣國，肆意通奸者，則最后之對付，手槍炸彈是賴矣。危機一發，幸共圖之！
  

五四運動請愿的學生

五四運動游行到天安門的學生

魯迅。他沒有直接參與五四運動，但對運動進行了長期思索：“說到中國的改革，第一自然是掃蕩廢物，以造成一個使新生命能得誕生的機運。五四運動，本也是這機運的開端罷。”這段精辟論述，肯定了五四運動的歷史地位。

時間到了1939年，陜甘寧邊區的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首次確定5月4日為我國的青年節。新中國成立后的1949年12月，中國人民政務院正式宣布每年5月4日為中國青年節。

后補：

五四運動斗爭對象曹汝霖晚年回憶時說：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來，于己于人，亦有好處。雖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犧牲了我們三人，卻喚起了多數人的愛國心，總算得到代價。

曹作為五四運動中的一個負面人物，晚年能夠有這樣的認識，思考者認為也很難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