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女士一個美國野雞大學畢業的三本經濟學人士，居然回國直升醫學博士，這讓大眾的焦點都集中在了“特權者鉆空子”的道德甚至法律批判上。

但實際上，董女士也只是個突出的個體現象而已，問題的根節點還不在于董女士背后的相關責任人如何蠅營狗茍，而是“4+4”制度本身留出的制度漏洞。

4+4的關鍵環節是推薦制，1個大學導師+兩個醫學行業副教授就能讓你入門，也就是用推薦制代替了我們常規的考試選拔制。

蒼蠅不叮無縫的蛋，4+4把成千上萬人憑實力擠獨木橋變成了3個人簽字決定一切，這個縫太大、太明顯了。

所以，真正需要調查的和反思的，是公立醫院這種推薦制度的公平性和合理性，人情和腐敗就是在制度漏洞的溫床里誕生的。

當然，推薦制不是協和醫院獨創，是中國幾千年都沒能甩掉的一個東西，某種程度上來說，推薦制的歷史幾乎與中華文明同歲。

上古時期就有“禪讓”制，我們雖稱之為圣人讓賢，但實際上如果把這層美好的外衣剝掉，其本質又何嘗不是部落首領間的權力妥協呢，讓來讓去，權力都在上層統治階級手中。

先秦貴族以門客制網羅各種人才，然后貴族的推薦就成了這些門客出人頭地的關鍵，而結果是誰推薦的就為誰服務，本質上成了貴族們鞏固及強化自身勢力的途徑。

漢朝和魏晉時期以察舉制和九品中正制選拔用人，表面上看起來是從下往上逐級推選出人才，但實際上大多數人都出自地方門閥世族，完全淪為了門閥階層壟斷仕途的工具。

而到了隋唐，科舉制雖然誕生了，但推薦仍然作為一種重要手段維護某一階層的特權，比如唐代的進士需要名士“公薦”，清朝官員晉升則依賴上級“保舉”。

即便是到了現代，干部選拔中也仍然離不開推薦，誰上、誰下，雖有民主監督，但其中存在的問題也是顯而易見的。

也許有人會拿美國的推薦制度來對比，認為美國的制度就很科學，實際上，美國標榜的民主和平等只是階級特權化的外衣。

比如，美國精英大學的“傳承錄取”，本質是世襲制的變種，而推薦信制度則是鞏固其上層階級壁壘的工具。

根據斯坦福大學研究的數據，美國富裕家庭學生獲得教授推薦的概率是貧困生的3倍，美國推薦制度為誰服務可窺一斑。

實際上，推薦的核心是人治，既然是人推薦人，就一定有圈層和階級屬性，而一旦搭上了這種屬性標簽，就不可能有公平了。

就拿董女士之事來說，傳言父親是某國企老總，母親是某學校干部，這就已經暴露了推薦制度實際是為少數人服務的本質了。

可能還有說推薦制度效率更高，但效率要以公平為前提，如果以犧牲絕大部分人的公平來維護少數人的效率，效率越高，傷害越大。

就像董女士之事，自己升博的效率如此之高，讓那些排隊擠獨木橋的醫學學子情何以堪。

當然，4+4的初衷是好的，旨在給非醫學背景的科研人才提供跨學科的通道，但這種通道應該公平地提供給大家，而不是淪為某些人的特權通道。

不患寡而患不均，人類社會最危險的病灶莫過于“制度性不公”，當上升通道被關系與資源壟斷，底層便失去了希望，當規則因人而異，法治便也就淪為了笑談。

中國教育系統固然問題重重，但高考至少提供了一個相對統一的標尺，分數不會因出身而打折，考場不會為權貴開設VIP通道。

歷史的經驗早已證明，任何依賴“人治”的制度終將走向異化，中國人得出的教訓是，唯有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讓規則代替人情，才能讓“蒼蠅們”無處下嘴。

既然相關部門已經啟動了針對該事件的相關調查，就不能只限于拔掉董女士這株草，更重要的是除掉制度漏洞的根。

把社會的未來，寄托于少數人的“慧眼”與“良心”，這是文明的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