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立國者，必察世變之機。自周室東遷，王道浸微，豪強競起，終成門閥之局。夫門閥者，閥閱相承，衣冠累世，盤踞廟堂而制天下，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觀其始末，非天意使然，實人事所趨，今考其源流，析其得失，以明世族與國運相倚之理，或可為后世鑒。

昔漢武尊儒術，立經學為官學，博士弟子，皆以通經入仕，然經義深奧，非寒門可究，故世族子弟，傳習家學，父子相繼，遂成累世公卿。如汝南袁氏，四世三公；弘農楊氏，五世宰輔，皆以儒術顯貴，門生故吏遍于州郡。此門閥之萌芽也。

至東漢，土地兼并日熾，豪強廣置田宅，蔭附佃客，聚族而居。南陽樊氏，田連阡陌；涿郡崔氏，賓客盈門。經濟既厚，復以儒學飾其名，遂成“閥閱”之基。時人云：“遺子黃金滿籝，不如一經。”蓋儒術與財富相濟，世族之勢漸固。

曹魏肇基，陳群創(chuàng)九品官人法，本欲“論人才優(yōu)劣，非為世族高卑”，然州郡中正皆出豪右，品狀之權盡歸閥閱，故“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門第遂成銓衡之尺。

西晉承之，更立“二品系資”，以官爵定門品。王、謝、庾、桓，皆以高門踞清要，寒素雖才，終淪下僚。制度既立，門閥乃成。

永嘉南渡，晉室飄搖，瑯琊王氏首倡擁立，王導定鼎建康，王敦掌兵武昌，時諺云：“王與馬，共天下”，非虛言也。

僑姓士族（王、謝、庾、桓）與吳姓士族（朱、張、顧、陸）并立，共執(zhí)朝綱，皇權孱弱，政出多門，門閥之勢至此極矣。

江南膏腴，世族廣占山澤，營建莊園。謝氏之東山，庾氏之會稽，皆“田池布千里，奴婢盈萬室”。莊園之內，自給自足，農桑并舉，儼然獨立王國。更兼蔭客免役，賦稅不入國庫，而充私帑。經濟之盛，令皇權亦為之側目。

門閥自矜血統(tǒng)，嚴士庶之辨，譜牒之學大興，賈氏《姓氏簿狀》、王氏《百家譜》，皆辨門第之高下。若婚宦失類，則見嗤士林。又尚清談玄理，以“形神之辯”“才性之論”標榜風雅，實則棄實務虛。王衍輩“口中雌黃，不理政務”，終致神州陸沉，其弊深矣。

隋文革舊制，廢中正，立科舉。唐承隋緒，廣開科試。太宗見新科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自此，詩賦取士，不問閥閱。張柬之、狄仁杰皆以寒素登相位，世族壟斷之勢漸破。

然唐初門閥猶存余威。崔、盧、李、鄭、王五姓七望，自矜高門，恥與庶族通婚。高宗怒而下詔：“禁賣婚求財，違者以違制論”，然積習難改，至文宗欲以公主降士族，猶嘆：“我家二百年天子，反不若崔、盧耶？”

梁武晚年，侯景求婚王、謝，武帝曰：“王謝門高，可于朱張以下求之。”景恚曰：“會將吳兒頭顱作溺器！”及景叛，陷建康，縱兵屠戮。王、謝子弟，“膏腴貴游，覆滅略盡”。江南世族，自此凋零。

唐僖宗時，黃巢入長安，索世族名錄，盡誅崔、盧、李、鄭子弟。史載“天街踏盡公卿骨”，甲第朱門，皆成瓦礫。繼以朱溫逼遷洛陽，盡沉裴樞等三十余世族于白馬驛，曰：“此輩自謂清流，宜投濁流！”百年華胄，掃地而盡。

觀門閥之興，始于經濟文化之壟斷，成于九品中正之制；其亡也，毀于科舉之開、戰(zhàn)亂之劫。當其盛時，壅塞賢路，以門第代才德，致“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國家危難，則清談誤事；天下崩析，竟束手無策。此其所以速亡也。

宋祖鑒唐之弊，大興科舉，倡“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自此，白衣卿相輩出，世族余燼盡熄。故曰：國運之盛衰，系于用人之道。若固守閥閱，則才路壅滯；若廣開寒素，則活力沛然。昔人云：“流水不腐，戶樞不蠹。”豈虛言哉！

嗚呼！門閥之興，非一日之功；其亡也，亦非一夕之禍。制度之弊，積久則潰；階層之固，極盛而衰。后世治國者，當以史為鏡，去壅蔽、通賢路，使野無遺才，朝多俊杰。如此，則國祚可延，盛世可期矣。

論曰：

世族憑閥閱，

清濁自分明。

九品錮才俊，

科舉啟寒英。

興衰皆有數，

治亂在權衡。

今古同此理，

鑒之可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