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詞學史的社會學考察

——讀朱惠國教授新著《社會轉型與晚清民國詞學流變》

倪春軍/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

中國兩千多年的學術發展與變遷，與各歷史時期國家政治、社會風俗以及思想環境有著千絲萬縷之聯系。以清代近三百年學術史為例，王國維認為期間就有三次重要轉變：“我朝三百年間，學術三變：國初一變也，乾嘉一變也，道咸以降一變也。順康之世，天造草昧，學者多勝國遺老，離喪亂之后，志在經世，故多為致用之學。求之經史，得其本原，一掃明代茍且破碎之習，而實學以興。雍乾以后，紀綱既張，天下大定，士大夫得肆意稽古，不復視為經世之具，而經史小學專門之業興焉。道咸以降，涂轍稍變，言經者及今文，考史者兼遼、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務為前人所不為。雖承乾嘉專門之學，而亦逆睹世變，有國初諸老經世之志。故國初之學大，乾嘉之學精，道咸以降之學新。”（《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可見清代學術史上所發生的三次重要轉變，均與每一時期的時勢政治有密切關聯。近代以降，國家與社會的劇變更甚于前，學術之變乃必然趨勢。故王國維又曰：“今者時勢又劇變矣，學術之必變蓋不待言。”（同上）這種時勢之劇變，一方面來自傳統社會內部的體制改革與現代轉型，另一方面也受到西方科學技術與思想文化的傳播影響。在這一新舊交替與中西交匯的歷史背景下，中國傳統學術也開始向現代學術發生重要轉變，并且在各個領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比如新儒學、新史學、新佛學等。

作為文學研究范疇的詞學學科，在這一時期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外部環境的重要影響，并且完成了自身的學科建構與現代轉型。正如龍榆生指出的：“自科舉廢而學校興，學制幾經變易；由是向時所薄為小道之‘詞’，乃一躍而為國文系主要學程。風氣所趨，斯學大盛。”至于“斯學大盛”之原因，他解釋說：“綜覽二十五年來詞學昌明之故，大約不外三端：（一）詞學地位之提高也。（二）清代考訂家之流風未沫，學者轉移治經史之力以治詞也。（三）時局衰亂之影響，促成諸家之以填詞為‘長歌當哭’也。”（《最近二十五年之詞壇概況》）特別是對于第三點“時局衰亂之影響”，龍氏更有切身之感：“一二兩端，無勞備論。溯自本校成立之后，二十五年之間，禍變相尋，曾無寧日。……讀彊村老人《晚過黃渡》之作，猶覺毛發悚然。”（同上）

那么，我們應該如何去理解王國維對于近代學術變遷之判斷？又應該從哪些角度去闡述龍榆生所謂的“時局衰亂之影響”？朱惠國教授的新著《社會轉型與晚清民國詞學流變》，從詞人、詞學觀念和詞學活動三個方面集中考察了社會形態變化對晚清民國詞學的實際影響，從一個側面，為我們深切體認王國維和龍榆生關于近現代學術的轉型論斷提供了觀察視角和理論方法。

一、宏觀視野：“時勢劇變”與“學術之變”

本書分為上、下兩篇，上篇主要從宏觀的角度來考察詞的觀念、詞學活動與社會轉型的關系。晚近中國的社會轉型發生在社會的各個層面，而本書所關注的社會轉型則主要聚焦在政治制度、社會結構、思想意識、文化教育以及生產技術、交通方式等方面。那么，社會形態的變化，究竟是如何影響詞學觀念和詞學活動的？本書上篇為我們提供了幾個可資觀察的理論視角。

一是社會發展對詞風演進之影響。從清代嘉慶、道光年間，到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百年詞史經歷了三次重要的詞風演變。關于這三次重大的詞風演進，本書認為它們都與當時的社會環境有深層關系。比如，清代常州詞派的理論發展就與十九世紀的社會演化基本保持一致，并且迎合了嘉道以后的社會需求。正如書中所言：“常州詞派產生于社會欲變未變時期，其核心理論正為可能出現的世象而設計；而以后歷史的演化又恰好印證這種設計的合理性。也就是說，常州詞派的理論完全契合了社會的發展趨勢。”（頁22）而當時局發生改變，詞人的社會身份被邊緣化以后，常州詞派的理論也產生了自我否定。以朱祖謀為代表的遺民詞人自庚子以后就逐漸失去了政治熱情和濟世情懷，他們對于詞的關注也從其社會功能轉向審美功能與文獻價值。由此可見，社會的發展趨勢和精神訴求，往往會決定文學觀念的發展和變易，而西方文藝思想的傳入又進一步推進了現代詞學觀念的形成，是為第三次詞風之衍化。二是文化教育對詞學傳習之影響。從1905年清政府廢除科舉制度，到1912年國民政府頒布壬子學制，再到1917年吳梅赴北京大學教授詞曲，新型的教育方式對傳統詞學的教學和傳習也產生了深遠影響。比如教師通過吟詠誦唱、詞作批改、通信指導等豐富多樣的教學手段，提高學生的創作水平和理論素養。民國時期的詞學教育，不僅培養了詞學人才，而且促進了詞的創作和傳播影響。三是生產技術對詞的創作之影響。這里的生產技術，主要是指文學的傳播方式發生了重要變革，特別是現代印刷技術和報刊傳媒的出現，為詞人提供了更為廣闊而自由的創作空間。比如以《小說月報》《青鶴》《詞學季刊》和《同聲月刊》為代表的民國期刊，不僅有助于民國詞人實現跨地域的聚集與交流，而且也借此建立起一個個貌似獨立而又彼此聯系的詞人群體。四是政治境遇對詞體觀念之影響。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午社成員有關“四聲”的討論，是民國時期的一個重要詞學現象。本書通過梳理“四聲”的爭論過程，努力發掘這一現象背后的人文心態和社會因素。因為“四聲”的討論不僅體現了午社詞人的詞學觀念，而且也折射出前后兩代詞人不同的政治心境。前代詞人無論是王鵬運還是朱祖謀，他們既強調詞的形式規范，也看重詞的興寄功能。但是，后代詞人卻更多關注夢窗詞聲律、技巧的成分，而難以體會詞中寄慨身世的成分，于是就對前人的“四聲說”產生了質疑和爭論。五是西學東漸對詞學研究之影響。主要涉及兩位詞學家，一是王國維，一是梁啟超。王國維詞學的特點在于用西方哲學和美學的理論來論詞，梁啟超則是用社會批評的方法來研究詞，兩者都因有所側重而有失偏頗，是為中國現代詞學的初創時期。至于現代詞學的確立期，本書認為主要是由夏承燾、龍榆生、唐圭璋等第三代詞人所完成的。

以上五個維度，不僅正面回應了社會轉型是如何影響詞學流變這一基本問題，而且也成為本書分析民國詞學發展演進的重要理論與方法。需要指出的是，這五個維度與章節內容并非簡單的機械對應，而是根據不同的問題采取靈活的綜合運用。比如，第三章討論現代文藝專刊與民國舊體詞的創作，除了涉及印刷技術與期刊媒介這一社會新興業態，也討論了詞人的社會身份、文化立場、生存境遇和美學追求等社會思想因素，體現了生產技術和時代精神對詞學活動的雙重影響。

二、個體經驗：“風氣所趨”與“詞學昌明”

通過上篇對晚清民國社會與詞學關系的宏觀討論，現代詞學發展與流變的主線已經清晰地呈現在讀者面前。在這條主線的勾畫下，本書下篇轉而“偏重于微觀層面的個案研究，主要從詞人的角度考察社會轉型過程中詞的觀念與創作環境的變化，以及詞人代際替換的發展軌跡”（緒論，頁2）。惠國教授選擇了第二代詞人吳梅、胡適以及第三代詞人夏承燾、唐圭璋、詹安泰為研究對象，繼續從社會轉型的理論背景出發，考察他們在新舊交替的時代環境中，如何實現個人的學術形塑與詞學的現代轉型？根據本書的觀點，這一時期社會因素與個人學術之間存在以下幾組對應關系。

一是學術體制與詞學著述的關系。以第二代詞人吳梅為例，在現代學術體制與傳統著述形式的雙重影響下，吳梅的《詞學通論》體現了“新舊之間”的著述特點。舊的一面，主要是指導詞的創作，比如書中有專門的章節講解詞律、詞韻和詞的作法等問題；新的一面，則是講授詞的研究，比如書中有關歷代詞的概論部分，已經完全擺脫了傳統詞學的著述形式。這不僅揭示了《詞學通論》的文本特性，而且也重衡了該書在詞學史上的地位與價值。二是“新文學”運動與詞學觀念的關系。以胡適為例，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倡導者，他的詞學觀念不可避免地會受到“新文學”思想的影響。比如，他對蘇辛詞的推崇，不僅是出于建設新文學的需要，也與他更加側重詞的社會功能有關。三是社會環境與詞體功用的關系。以夏承燾為例，他對常州詞派寄托理論和正變理論都有選擇性的排斥與揚棄，但是對于常州詞派的尊體理論幾乎完全接受，其中原因值得深思。本書從社會因素的角度對此作了解釋，認為：“夏承燾生長的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也是一個動蕩時代，這種生活環境使他容易與常州派理論家產生心心相印的感覺，加深對尊體說的理解與接受。”（頁199）四是教育經歷與個人審美的關系。以唐圭璋為例，雖然他受到常州詞派理論的重要影響，但是他也能跳出常州派的理論格局，并提出自己的審美追求——“真”。雖然常州詞派的“重拙大”理論中也包涵“真”，但是本書對兩者嚴加辨析，指出常州派的“真”是指風格的拙樸與真摯，而唐圭璋的“真”更多指向“抒發性靈”和“賦體白描”的寫作手法。唐圭璋之所以能夠跳出常州派的理論格局而自創新說，正是與他所接受的新式教育和學術訓練有密切關系。

以上四組關系的深入考察，為我們展現了在社會轉型的大背景下，民國詞家如何實現詞學研究的傳統超越與自我標新。結合上篇的宏觀考察，本書也為我們呈現了晚清民國詞學發展過程中各自推進而又彼此呼應的兩條發展線索：“從朱祖謀到吳梅，再到夏承燾、唐圭璋、龍榆生等現代詞人，三代人詞學觀的變化，從一個側面勾畫出晚清民國時期主流詞學的演化軌跡，這一軌跡與中國傳統詞學的現代轉化過程基本一致。”（緒論，頁15）

當然，下篇第十一章在討論詹安泰宋詞風格流派理論的時候，也為讀者留下了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那就是：詹安泰關于宋詞風格流派理論的突破與創新，與當時的社會環境以及個人思想有何密切關系？縱觀詹安泰的詞學研究歷程，可以1949年為界限，分為兩個時期。1949年以前他更偏重于傳統詞學的研究路徑，尤以《詞學研究》中所擬定的《論聲韻》《論音律》《論調譜》《論寄托》等十二篇文言專論為代表。正如他在該書緒言中所說：“近百年來，詞道日昌，論詞之書，云涌風起，如方成培之《詞麈》，劉熙載之《詞概》，周濟之《論詞雜著》，吳衡照之《蓮子居詞話》，陳廷焯之《白雨齋詞話》，張德瀛之《詞徵》，況周頤之《蕙風詞話》，王國維之《人間詞話》，或考音律，或事品藻，或立宗派，或示階梯，類能獨抒偉見，方駕前賢。”（《詞學研究·緒言》）從他所列舉的一系列詞學專著來看，這些都是傳統詞學的著述形式，而《詞學研究》所討論的亦是傳統詞學所關注的詞學命題。但是，1949年以后，特別是接觸學習了馬列主義文藝理論之后，他的詞學研究有了新的視野與方法。根據湯擎民的回憶：“新中國成立，先生熱情奮發，‘決心三年不讀線裝書’，潛研馬列主義文藝理論，因能迅速運用新立場、觀點與方法，研究我國古代文學，成果更為豐碩。”（《詹安泰詞學論稿·后記》）詹安泰自己也說：“處理古典文學也如同處理其他的問題一樣，必須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的指導之下來進行，才能獲得正確的結論。”（《關于處理古典文學的一些意見》）關于宋詞風格流派的兩篇論述《宋詞風格流派略談》《風格、流派及其承傳關系》，皆作于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其研究思路顯然受到馬列主義文藝理論對的重要影響。詹安泰在1954年發表的《關于處理古典文學的一些意見》中說：“毛主席在《實踐論》里面說：‘無論何人要認識什么事物，除了同那個事物接觸，即生活于（實踐于）那個事物的環境中，是沒有法子解決的。不能在封建社會就預先認識資本主義社會的規律，因為資本主義還未出現，還無這種實踐。’這種唯物地辨證地對理論認識的明確的指示，對于我們處理古典文學來說也是完全適用的。我們應該深刻體會這種論點，根據這種論點來評價古典文學，才不會迷失方向，走上反歷史主義的道路。”（同上）從這一段文字可以看到，實踐論和唯物辯證法，對于詹安泰研究古典文學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實踐論強調基于作品的閱讀與分析，唯物辯證法則認為世界是普遍聯系和不斷運動變化的統一整體，這兩點在他對宋詞風格流派的研究中體現得十分明顯。比如，他在分析宋詞的藝術風格時，就非常重視作品的解讀與分析。他在《馮延巳詞的藝術風格》一文末說道：“我這里只舉出三個例子來說明，當然是簡之又簡。但這三首都是絕對可靠的馮詞，經過具體分析，我想還是可以看出馮詞藝術風格的面貌的。”又比如他講到某一個作家的風格流派時，就特別強調藝術風格的對立統一。他說：“如果細加區別，即使一個作家一生的創作，風格也不是一律的。”（《宋詞風格流派略談》）回到惠國教授的大著，書中對于詹安泰宋詞風格流派理論的評價如下：“從當時的詞壇情況看，詹安泰的理論相對系統，亦結合具體作品，用比較的方法突出了每一種風格流派的特色。”（頁259）這樣一種結合作品、比較分析的研究方法，與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馬列主義的文藝思想應該是有一定關系的。但是，這一社會思潮已經溢出了晚清民國的討論范圍，因此筆者借此機會稍作補充，以求正于惠國教授。

惠國教授二十余年來一直關注近世詞學的發展與轉型問題，他在《中國近世詞學思想研究》一書的前言中指出：“研究這種轉換的動因和過程，梳理詞學質變的基本軌跡，不僅有助于我們客觀地把握這一時期的詞學思想，而且還有助于我們更準確地考察中國傳統學術研究的手段和學術思想在生存環境發生巨大變化時自身發展變化的規律。并在此基礎上，又可總結出一些中西方文化沖突中，中國傳統文化如何應變的經驗與教訓。”本書作為“近世詞學”研究課題的延伸與推進，不僅把研究重點從傳統詞學轉移到現代詞學，而且透過社會學與學術史相關聯的研究視角，明確了社會形態的變化對于詞學研究所產生的具體影響。近年來，西方流行的“文學社會學”理論逐漸被吸納運用到中國文學的研究之中，而本書研究現代詞學的社會學新方法，是否也可視作“詞學社會學”研究之開創？

（本文原載于《人文中國學報（第三十九期）》，題目為后加，如需使用請以原刊為準）

書評作者倪春軍與朱惠國教授合影

社會轉型與晚清民國詞學流變（學術文庫）

朱惠國 著

ISBN 978-7-5760-4524-6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2024年4月

制作：邱瑾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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