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7月25日電 7月25日,《新華每日電訊》發表題為《寂寞的先生——追記語言文字學家李人鑒》的報道。

　　1994年，李人鑒在瘦西湖。（受訪者供圖）

　　上下兩卷，厚如磚塊，洋洋130萬字、1600余頁的《太史公書校讀記》靜靜攤開，紙頁間星點密布的，是對《史記》逐字逐句的梳爬校勘，每一頁都浸透著一位學者的畢生心血，凝結著其校勘功力與獨到識見：原書十個字的記載，常牽出數百字的考辨，從字詞訓詁到文獻互證，從語法規律到史例比勘，既有對字詞本源的窮究，又有對文獻體系的貫通，更有對語法規律與歷史語境的勾連……旁征博引、精彩紛呈的校語，織就一張密網，將千年傳抄中的疏漏訛誤逐一打撈，也為后來者對《史記》的研究，提供了極具價值的津梁。

　　這是語言文字學家李人鑒先生生前唯一出版的著作，是他最厚重珍貴的身后之物，卻也只是其學術生涯的冰山一角。

　　更多未能付梓的手稿堆疊于柜中——《左傳辨偽》《史記十表考證》《史記語法概要》《〈商君書〉校讀記》《關于漢墓帛書及漢墓竹簡中的假借通用字》《現代漢語語法淺見》……

　　2004年初，李人鑒在病床上叮囑女兒女婿，“把這些都獻給國家吧”。

　　那是他去世的前一天。

　　21年后，我在人鑒先生女兒李玲家中看到這摞手稿，不同年份的16開紙張以棉線分冊裝訂，摞起來高過手掌。每一冊都按圖書的體例編排，目錄清晰，有的還附有前言后記。邊角微卷，泛黃，甚至霉斑點點的紙頁上，擠滿整齊而小如蟻群的字跡，其中部分書寫在舊試卷、舊講義背面，有幾冊手稿拿使用過的牛皮紙信封作了封皮。

　　“他最后留下的基本就這些東西，手稿和幾柜藏書。”先生的女婿刁九國算過，這些遺稿有上百萬字，大都是古籍校勘專著及部分語法研究著作，李人鑒幾乎沒寫過多少關于自己的文字。

　　對很多人來說，這位不為世人熟知的學者是一個謎。

　　他傾注畢生心力的研究艱深生僻，且需要曠日持久的苦功。為專心治學，他選擇過一種孤靜的生活。在原揚州師范學院（今揚州大學前身院校之一）執教的31年里，李人鑒離開家人，在學校宿舍獨居了30年。留給旁人的印象，是一個除了教書，便從早到晚埋首書案讀書、著書的身影。

　　他“活躍”的樣子只出現在講臺上，被一屆屆學生共同定格在記憶里。做學者，他全力以赴治學；當教師，他傾盡全力授課。有學生形容臺下沉默寡言的他，一站上講臺就“判若兩人”。

　　李人鑒的語法研究從上世紀50年代末，就多次受到著名語言學家呂叔湘的關注和贊賞；他的古籍校勘成果也獲得著名語言文字學家、古典文獻學家徐復的肯定。

　　但因主題冷僻、出版難度高，他的書稿始終難以付梓。

　　李人鑒何嘗不清楚自己的研究難有“市場”，但他篤信這些工作的價值。于是，他一如既往地，坐在書桌前，一本一本寫，一寫寫一生。

　　少有人真正了解他。李人鑒不善言辭，不喜熱鬧，不涉娛樂，與人相交“淡如水”。但直到他離世20多年后的今天，仍有人不時念起：瘦西湖畔有過一位埋首古籍、皓首窮經的學者，一位傾心講臺、桃李芬芳的老師。

　　他活得安靜，卻留下長長的回聲。

師 范

　　已經是近半個世紀前的事了，但72歲的于廣元憶及李人鑒給他上的第一節古代漢語課，一連說了三遍“印象非常深刻”。

　　彼時，他們1978級160多名學生上大班課。課前幾分鐘，一位個子不高、不茍言笑的老先生走進教室。

　　“我們是恢復高考后的頭兩批學生，求知若渴，對老師上課的水平還有些挑剔。一開始，對這位老先生不了解，覺得他其貌不揚。”于廣元回憶，“可是上課鈴一響，李老師一上講臺，那種精神抖擻！那種抑揚頓挫！60多歲的人，不用話筒，不喝一口水，一直站著講，可以說是把全身氣力都投入到上課中。”

　　后來，于廣元從同為李人鑒學生的一位師長處得知，這是“我們李老師上課一貫的風格”。幾十年如一日，他站上講臺，就“以十倍精神”竭力授課，毫不惜力。他的課，因此被一屆屆中文系學子念念不忘。

　　有1960級學生記得，李人鑒給他們講現代漢語語法課，生怕坐在大教室后排的學生聽不清，上課時，仰起頭，拼命提高嗓門，像“小喇叭”似地高聲講。他又不停走動，書寫板書，炎炎夏日，身上的白汗衫濕透了，甚至腳邊都洇著汗水，可“老師還在很努力地提高嗓門講課”。

　　因為這水淋淋的汗衫，哪怕想開小差的學生也都安靜地聽講。

　　1958級學生回憶，當年，學生們下鄉勞動，李人鑒提著塊小黑板跟著一起下鄉，學生走到哪他跟到哪，見縫插針，在田間地頭堅持教學，“敬業執著，實為罕見”！

　　除了盡心盡力、極致認真，學生們還常常提到李人鑒授課的另一特點——他上課從不照本宣科，無論現代漢語還是古代漢語，都能講出自己的研究所得和獨家見解。

　　“尤其是選修課，講的都是他自己的研究成果，沒有一句空話。”最令于廣元難忘的，是李人鑒尊重但從不迷信名家，對權威觀點也敢于提出異議、直言批評，且言之有理。“學生一聽不得了！我們那時很崇拜一些名家，聽李老師這么講課，真是振聾發聵，很啟發思考。”

　　私下里，學生們議論老師的學問。有人發現，李人鑒從1957年起就在語言學權威期刊《中國語文》上連續發表論文；還有人在學校學報上，翻出不少他寫的語法研究、古籍校勘和考證類文章。大家陡生敬意。

　　再往后，他們又得知，李人鑒在《中國語文》上發表第一篇論文后，就收到語言學家呂叔湘的信，稱贊他的文章是“久未遇到的好文章”。此后，呂先生數次邀他參與學術界對漢語語法的大討論。上世紀70年代末，呂叔湘寫作《漢語語法分析問題》一書時，還特地將初稿打印本寄給李人鑒征求意見。

　　大學畢業后，于廣元留校任教。按照系里“老帶新”規矩，李人鑒成了他的指導老師。他說，那段時光讓自己受用終身。他剛開始備課時，李人鑒為他的講稿把關；他登臺試講，李人鑒端坐臺下凝神細聽。

　　“像李老師這樣認真嚴謹的人，做指導老師是絕不會敷衍的。”于廣元說，“他話不多，但找他請教，他一定非常認真、非常負責地回答你。”

　　如今，于廣元已記不起李人鑒具體傳授過什么“為師之道”。“他不用說什么，跟著他，看到他的為人為學，你就知道當老師該有的樣子——他就是這么一個樣子。”

　　無須多言，身影自成標尺。或許，所謂的“師”與“范”就是這個樣子。

苦 樂

　　1974年，中文系大一學生班吉慶帶著自己寫的古漢語語法論文，尋至李人鑒的居所請教，“實在想不到這就是大學教師的住處”。

　　時年60歲的李人鑒住在學校宿舍樓的一間閣樓里，只有七八平方米，低矮狹窄。屋內僅有一桌一椅一床一衣箱，和四處堆疊的一摞摞書。

　　班吉慶后來與李人鑒成為同事，逐漸了解到那間陋室背后的堅持——學校多次勸李人鑒把泰興老家的家人接到身邊，這樣可以分套大些的住房，家人也好照料年事漸高的他，李人鑒總也不肯。從42歲調入，到72歲臨近退休，他在學校宿舍獨居了整整30年。

　　“他怕師母來了，家里瑣事多，浪費時間。”班吉慶太清楚李人鑒的執拗，“李老師最怕的就是浪費時間。他治學特別刻苦，你去找他，總能看見他坐在桌前看書寫字。我接觸過不少高校里的老先生，沒見過誰像他這樣刻苦，過得像個苦行僧。”

　　“寒暑假他才回家，回來也不休息，除去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一天到晚坐在那里寫東西。”李玲的記憶中，父親的時間表里從沒有“松弛”二字。

　　“他是個有堅強毅力，甚至有些固執的人。”刁九國說，“對學術研究，他長期堅韌不拔地走下去，絲毫沒考慮過如何讓個人生活更愉快、更輕松些。”

　　課堂上全情投入地講授，書桌前不動如山地鉆研——李人鑒的世界里，似乎只有這兩件“正事”。除此之外，一切能省則省、能簡則簡。

　　他后來搬到學校南宿舍的一處平房，走路去食堂不到5分鐘。但為節省這幾步路和排隊打飯的時間，每天中午，李人鑒都會早早去食堂買回6兩飯和一葷一素兩個菜。中午吃一半，晚上用熱水燙燙或者用小煤油爐熱熱，吃另一半。

　　班吉慶曾問李人鑒為什么不在食堂吃飯，“浪費時間”，他回答。為多看幾頁書、多寫幾行字，他寧愿吃幾十年“殘羹冷炙”。

　　令同事、學生們印象深刻的還有李人鑒的作息：每一天，他都過得像上了發條的鐘表，準時準點到可以媲美哲學家康德。

　　據傳，康德作息規律有如機械，鄰居們甚至能根據他出門散步的時間校準自己的表。李人鑒每天早上5點起床工作，晚上9點熄燈睡覺，不止一個鄰居向李玲和刁九國感嘆，看見李老師在做什么，就知道現在幾點。

　　當年，還是高中生的趙非住在李人鑒南宿舍的房子對面。因為冬日賴床，父親以“朝五晚九”的李老先生為榜樣教育兒子。“我心里有些不信，便有心一探究竟。”30多年后，趙非在文章中回憶，自己為此特意起了大早，對著手表觀察李人鑒幾點起床，發現果然如父親所說，“但還是有些不服氣，又連續觀察了幾天，確實天天如此”。

　　“我們都非常佩服李老師的刻苦治學。他起點不高，高中師范科畢業，1936年曾入讀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可能因為抗戰爆發，1937年就中斷了學業。調到高校前，他一直教中學，卻憑著自學成才，在語言研究和古籍校勘上成就卓著，自成一家。”在班吉慶看來，李人鑒的學術成就全靠他苦行僧般的苦讀與鉆研。

　　他那篇被呂叔湘贊為“久未遇到的好文章”的論文，研究的是家鄉泰興方言動詞的后附成分。“別人也會說方言，但李老師就能思考鉆研，總結出規律。”

　　不久前，為寫紀念李人鑒的文章，班吉慶費了不少力氣購得上世紀80年代出版的《中國現代語言學家》。據當年書訊，這是首部介紹我國現代語言學家學術成就的工具書，收錄了從1898年《馬氏文通》到1980年代的216名現代語言學家。“都是學界鼎鼎大名的人物，我們李老師也位列其中。”

　　李人鑒《左傳辨偽》手稿。除署名外均為新華每日電訊記者王京雪攝

　　時間，是李人鑒為數不多因而格外珍惜的全部本錢。為完成一些想做的事，他為自己選擇并堅持了一種節制、清苦而純粹的生活。

　　治學之外，李人鑒沒有什么愛好。他不抽煙不喝酒。到外地參加學術會議，他不參加主辦方安排的考察等活動，獨自待在屋里看書。他也看不懂電視劇，覺得劇里人物個個都長得很像。

　　“但李老師從沒講過感到生活單調這類話，在我看來，他是甘于這樣、樂于這樣的，苦中有樂。”于廣元說。

　　班吉慶亦有同感：“每個人都覺得他過得太苦了。哪有苦到這份上的？可他自己不以為苦。只要不打攪他，給他時間，讓他把想做的事做完，想寫的東西寫出來，其實，他一生都在做自己愛做的事。”班吉慶說，李人鑒身上有一種對學問的癡迷與熱愛，“我們現在做研究，還有多少人有他這樣的精神？”

　　許多年過去，校園幾經煥顏。行走于今天的揚州大學瘦西湖校區，刁九國指著校東門附近的一片青翠林木說，這個位置就是李人鑒住過的南宿舍。曾經，就在這里，每天清晨5點，一盞燈總是早早亮起，從未缺席。

志 趣

　　1929年的無錫，15歲的高中生李人鑒攥著節衣縮食攢下的五塊五角錢，從書坊捧回一套王先謙的《漢書補注》。家里并不寬裕，父親得知此事，帶著嗔怪嘆道：“這能買到上石的糧食了！”

　　有些志趣，立下就是一輩子。彼時，沒人知道，捧著書的這雙手，未來還要翻遍數千冊古籍，要花無數個日夜伏案寫作，在稿紙上留下數百萬字的校勘考訂，從青年寫到暮年。

　　各類典籍中，李人鑒尤其鐘愛《史記》，說自己“真有點入迷”。見到歷朝歷代的注本、異本，或抄或買或借或復印，總要想法子一覽為快。

　　比對各版《史記》與《左傳》《漢書》《竹書紀年》等其他史籍，李人鑒逐漸發現，這部“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經兩千多年傳寫、翻刻與增刪，在傳本里存在不少疑點和自相矛盾之處。

　　他感到有必要做一番校勘考證、辨偽存真的工作，自信可以通過一番努力，為后代留下一部更可信的《史記》。

　　1936年，22歲的李人鑒開始撰寫《太史公書校讀記》。憑借語法研究上的專長，他逐字逐句地從古漢語語法和司馬遷撰述體例兩方面入手校讀，日復一日，像擦拭一面蒙塵古鏡，細致入微地嘗試恢復這部傳世典籍的本真。

　　例如：《史記·魏公子列傳》中，有一句“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李人鑒認為，“俱死”前的“趙”字“乃后人所妄加也”。

　　“趙”是國名，國當以存亡言，不當以死生言。他接連舉出《史記》里《伍子胥列傳》《張耳陳馀列傳》《儒林列傳》等各篇中“俱死”的用法，指出《史記》中多次出現這個詞時，都是形容人跟人同死，沒見過形容“跟國家一起死”的。

　　他又對比《項羽本紀》“與俱去”、《楚元王世家》“與俱西”、《范雎蔡澤列傳》“與俱來”“與俱歸”等相近句式，進一步佐證“與趙俱死”應當是“與俱死”。

　　這樣“以本書校本書”，極具見識與說服力的例子，在《太史公書校讀記》中不勝枚舉。李人鑒曾自評這部著作的特點為：“主以本書校本書，亦旁及于《漢書》《漢紀》《新序》等書。”

　　如此深耕細作，從繁雜的歷史文本中梳理脈絡、辨析訛誤，既要對《史記》本身了如指掌，又要對相關史籍的異同爛熟于胸，考慮到工作量之大、難度之巨，這注定是漫長而艱苦的勞動，需要一些大無畏的執著，也需要耐得住寂寞的心性與不計回報的堅守。

　　李人鑒留下的部分藏書。

　　在戰亂動蕩中，李人鑒耗費十年完成初稿，又以近40年光陰反復打磨，終于在1985年，他71歲那年，給這部130多萬字的巨著定稿。

　　寫于1984年末的序言里，他留下了少有的自白。回顧了年少時對古籍的興趣，校讀《史記》過程的坎坷辛酸，對清代學者張文虎的校勘成果及中華書局1959年《史記》點校本的看法……袒露自己青壯年時，“確實是很有一點雄心壯志的”。

　　他對《史記》《春秋》《左傳》《尚書》等典籍都有著述計劃，單是《史記》，除了校讀記，就還想寫成《史記讀法略例》《司馬子長年譜》等。后來，他也按部就班地付諸實踐，完成了計劃中的部分著作。

　　但在年邁體弱的當時，他首先想把《太史公書校讀記》加以完善，貢獻給讀者，否則——“我將對不起自己，對不起我的父母妻子，更對不起祖國和人民”。

　　他盼著這部書能為未來的《史記》新注釋本鋪磚添瓦。“如果客觀條件許可的話，我將不惜殘年余力，為《史記》新注釋本的早日出現再作一番努力。”

沉 顯

　　班吉慶記得，1985年左右，李人鑒開始為《太史公書校讀記》一書聯系出版，但屢屢碰壁。原因如出一轍：書的體量太大，讀者群太小，印出來難免賠本。

　　有出版社建議李人鑒把書稿刪到20萬字，他當然不肯。也有出版社提出收費出版，他愿意貼補，可實在拿不出那么多錢。

　　看著老師日漸佝僂的身影，班吉慶跟著著急，提議求助于媒體。“我先征求老師的意見，他說可以，試試吧，別抱太大期望。”

　　出乎意料的是，1988年7月1日，《光明日報》全文刊登、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同步播出了班吉慶的讀者來信：《“一百萬”字嫁不出去，學術著作出版困難》。編輯在“編者按”中呼吁人們關注這種現象，批評出版機構無視社會效益，對難以掙錢的學術著作慢出版、少出版甚至不出版的做法“于國于民危害甚大！”

　　“嫁”不出去的“太史公”，引得全國多家出版社關注。可當他們遠道而來，見到那字跡細密、內容艱深，連謄抄一遍都很費力的手稿，又都打了退堂鼓。

　　這樣的波折反復上演。李人鑒也不免感到悲觀迷惘，但他依舊坐在書桌前，他要寫的書還有許多。

　　他告訴關心書稿出版的人們，就算書出不了，校勘古籍這件事他也要繼續做，好好做。

　　“他知道寫這些沒什么市場，但一方面，他就是對這個感興趣，另一方面，他覺得這些書對國家、對后人是有價值的。”刁九國說。

　　李人鑒跟刁九國和李玲講過，他不是不能研究別的，甚至可以寫一本《李老師講語法》，“但寫那些沒有意思”。他說自己年輕時，就踏上古籍研究這條路，不想半途而廢。

　　1994年，出于對李人鑒著作學術價值的認同和對他的敬意，甘肅人民出版社提出，賠本也要促成《太史公書校讀記》的出版。其后5年，編輯們反復校改清樣、與李人鑒溝通書稿疑難，終于在1998年10月，將此書印行面世。

　　這一年，李人鑒已經84歲了。距離班吉慶那封投稿信的發表，也已過去了整整十年。

　　班吉慶回憶，《太史公書校讀記》一經問世，便以其扎實的文獻功底和細致的文本校讀，贏得諸多著名學者的關注和高度贊譽。

　　曾任中國訓詁學研究會會長、《辭海》編委等職的語言文字學家徐復評價：“作者耽思傍訊，每釋一義，如老吏斷獄，皆當于理。讀之者如入寶山，樂而忘返，誠近今之絕業矣。”他特別指出，李人鑒據語法以釋文意的專長，“清人不及也”。

　　南京大學教授、歷史學家茅家琦“讀了李教授這部大作，深感其學識功力之深厚，見解之精辟”，稱贊此書“的確是集前人之所長，糾前人之所不足”。

　　文史學家卞孝萱、安平秋等也對這部書予以高度評價。

　　上世紀80年代，呂叔湘曾建議李人鑒將《太史公書校讀記》與其另四部書稿——50多萬字的《史記十表考證》、20多萬字的《史記語法概要》、10多萬字的《史記索隱單行本校讀記》和20多萬字的《司馬子長年譜》，合在一起，出版為《史記研究五種》。

　　遺憾的是，這至今仍是紙上構想。他的其他書稿依舊束之箱底，等待被看到。

　　刁九國曾勸李人鑒找找人，比如跟呂叔湘提提，李人鑒搖搖頭。又有朋友出主意，讓李人鑒找自己學生幫忙，他的學生里不乏各界英才。

　　“他說我不找。我不能上了個課，就用這個身份去求人辦事，讓人家為難。”刁九國回憶，“他心里其實很想把書出版，他覺得這些東西對祖國的文化傳承、對未來的研究，一定有用途。如果出版社都不要，他說就交給國家。直到臨終，他都是這個想法。”

　　2004年，李人鑒離世。兩年后，中華書局組織專家團隊，啟動了對1959年點校本《史記》的修訂工作。2013年，修訂本《史記》出版，增加校勘記3400余條，完成實質性修訂1300多處，其中明確采納《太史公書校讀記》的校勘意見數十條。

　　《史記》修訂工作負責人趙生群教授評價：“《太史公書校讀記》對點校本《史記》的修訂具有啟發意義，尤其在文本斷句、異文取舍上提供了可信條例。”

　　班吉慶認為，李人鑒的《史記》校勘成果被權威最新整理本采納，正是其學術價值最直接的體現。這部著作不僅對《史記》的研究與整理產生了積極深遠的影響，更為后世的《史記》研究及古籍校勘工作，提供了寶貴的參考與范例。

　　把李人鑒的手稿碼整齊，用報紙包住，再用繩子仔細束起，刁九國說：“我們這些年一直在想辦法，希望有一天能把他留下的書稿出版，哪怕只出一兩本。”

　　據揚州大學介紹，李先生的未刊著作已列入該校2022年“文脈工程”項目，項目名為《李人鑒文集》，由揚州大學文學院朱巖教授負責整理，相關工作正在推進中。因整理難度等客觀因素，人們仍在默默等待，期盼這份沉寂多年的學術遺產能早日問世。

鏡 照

　　刁九國曾問李人鑒，他的名字有什么來歷。李人鑒說，“鑒”就是鏡子。唐太宗懷念魏征，感嘆人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人鑒’，就是以人為鏡，做人行事要端正，給人家樹個榜樣，成為助人知得失的鏡子。”

　　李人鑒的確像一面鏡子。在他離開多年后，人們想起他，不止為懷念，也是為照見。

　　在班吉慶看來，回望李人鑒的學術人生，回望的不僅是一位德才兼備的教授的個人成就，更是一種可貴文化傳統的現代傳承。“看到李老師，知道世界上還有這樣一種人，我總在想：今天的我們應該怎么做？后來人又能從他身上學到什么？”

　　“他的認真教學、勤勉治學影響了我一輩子。”于廣元說，“現在這樣的老師怕是不多了，所以更應該讓大家知道他、了解他。你真正要做學問、做老師怎么做？以人為鑒，有李老師可以借鑒。”

　　刁九國的印象里，李人鑒很少對子孫講做人做事的大道理，“但我們都清楚他的主張，就是人要有堅強的毅力，要不遺余力去追求”。

　　校的是古籍訛誤，磨的是人心浮塵。這面用一生擦亮的“鏡子”曾照見“板凳坐得十年冷”的沉潛之志，傳道授業的赤誠之范，以及民族文化傳承中綿延的根脈。

　　他靜靜等待著每個愿與之對照的人，也無聲叩問：該如何守這份“志”，承這份“范”，護這脈“根”？

　　揚州大學文學院辦公樓墻上的李人鑒紀念牌。

　　今天，揚州大學文學院辦公樓一樓的灰磚墻面上，懸掛著建校以來，文學院“十大名師”的紀念肖像。其中，以“人鑒”為名的李先生平靜地注視著前方。

　　下方走廊上，年輕師生往來穿行，步履匆匆。偶爾，有人會駐步抬頭，仔細看上一眼，再繼續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