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偉奇：工程案件律師

陳偉奇個人社會職稱

政協茂名市電白區第二屆委員會委員

貴州省茂名商會執行會長

振興電白廣州聯誼會常務副會長

西南政法大學法學博士

西南政法大學中國法文化研究傳播中心研究員

廣東盈隆律師事務所　副主任

廣東盈隆（貴陽）律師事務所管委會主任

盈隆法律研究中心主任

中國廣州仲裁委員會仲裁員

廣州市司法局調解專家

建設工程合同糾紛專業律師

廣州大學不動產研究中心研究員

茂商新媒體平臺“茂名故事館”、“商訊0668”常年法律顧問

建設工程施工合同中，開具發票一般會約定為承包人的附隨義務。在現實中，發包人常常以承包人未向其開具發票的原因作為不支付工程款的抗辯。但根據司法實踐中形成的長期判決規律來說，發包人以承包人未向其開具發票來抗辯工程價款的支付往往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理由是附隨義務不能對抗主合同義務。

現實中，發票的開具涉及稅務機關的職權問題，那么對于合同未明確約定承包人有開具發票的義務時，發包人能否訴請開具發票？

讓我們通過解讀最高人民法院的案例來進行分析。相關案例：（2019）最高法民終1510號

2012年6月6日，碧江區政府與某甲公司簽訂了《招商引資合同》，約定由某甲公司承建該政府轄區內的一段橋梁。

2013年4月21日，某甲公司與李某雙方簽訂了《承包協議》，將部分工程分包給李某，《承包協議》中未對李某開具發票事宜進行約定，在施工過程中，某甲公司共向李某支付了進度款1600萬余元。

2014年7月3日，案涉工程竣工驗收。

2016年，李某為討要工程款將某甲公司起訴至法院，某甲公司提起反訴，要求李某向其開具已支付工程款1600萬余元的發票。

對于某甲公司的訴訟請求，一審法院認為，根據審理查明的事實可知，《承包協議》中沒有關于李某開具發票的約定。且因稅票的開具涉及稅務機關的行政管理職能，能否開具及開具的具體程序均不明確，故對于稅票的開具問題不宜在本案中處理，對某甲公司的該項主張，一審法院不予支持。

某甲公司對一審法院的判決不服，認為開具發票是李某應負的義務，便向最高院提起上訴。

最高人民法院認為，發票的主管機關是稅務部門，對拒不開具發票的行為，權利遭受侵害的一方當事人可以向稅務部門投訴，由稅務部門依照稅收法律法規處理。對某甲公司的該項主張，因雙方在合同中未有明確約定，缺乏合同依據，不應得到支持。

本案因為未約定李某開具發票的義務，導致法院不支持承包人的訴訟請求。但是經檢索，最高人民法院對于承包人是否需要開具發票給發包人，也曾經與本案件相反的判決。最高人民法院認為，從事經營活動的單位和個人，對外發生經營業務收取款項后，向付款方開具發票既是法定義務，還是交易習慣，屬于合同履行的附隨義務。

如最高人民法院在2020年10月28日作出的（2020）最高法民終971號民事判決，一審法院認為，鴻天房公司反訴創業公司開具工程款發票的主張能否成立問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發票管理辦法》第十九條“銷售商品、提供服務以及從事其他經營活動的單位和個人，對外發生經營業務收取款項，收款方應當向付款方開具發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六十條關于“當事人應當遵守誠實信用原則，根據合同性質、目的和交易習慣履行通知、協助、保密等義務”的規定，從事經營活動的單位和個人，對外發生經營業務收取款項后，向付款方開具發票既是法定義務，還是交易習慣，屬于合同履行的附隨義務。發票金額按已付工程款金額確定，即創業公司應向鴻天房公司開具已付工程款、未付工程款的工程款發票。二審法院維持一審法院作出的關于開具發票的判項。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其他幾個案例，同樣支持該觀點，如最高人民法院在2019年04月28日作出的（2019）最高法民終202號民事判決書 ；在2019年06月27日作出的（2019）最高法民終491號民事判決書、在2019年12月18日作出的（2019）最高法民終611號民事判決書。

最高人民法院對于收款的施工單位是否需要向發包單位開具發票的問題，存在兩種判決結果。這兩種判決結果提醒發包人和承包人，為了避免爭議，在今后簽訂的施工合同中，應該明確約定承包人、分包人的開具發票的義務。如果沒有相關約定，將來訴訟中要求對方開具發票的的訴求，可能不被法院的支持。但即使法院不支持開具發票的訴求，發包人、承包人仍可以向稅務機關主張權利。

陳偉奇律師工程案例100期之第四十三期分享完畢。

供稿：陳偉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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