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陸棄

德國政壇再次掀起驚濤駭浪。5月5日，德國選擇黨（AfD）正式起訴德國聯邦憲法保衛局，理由是后者將其列為“極右翼極端組織”，此舉被選擇黨指為“政治污蔑”與“選舉打壓”。這場政黨與國家情報機關之間的正面沖突，既是德國民主機制的強烈震蕩，也是極右翼力量卷土重來的又一警示。

選擇黨提起訴訟的時機并非巧合。就在本月初，德國聯邦憲法保衛局發布的一份長篇報告中，首次系統性確認選擇黨具備“極端主義性質”，并強調其基于種族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與德國自由民主秩序根本相沖。換言之，在情報部門眼中，這個在德國多地崛起的政黨，已不再只是“民粹”，而是一種潛在的制度破壞力量。

而選擇黨的反應也異常強硬。不再僅是抗議或媒體喊話，而是直接走法律程序，控告情報機構“越權濫權”。其黨主席愛麗絲·魏德爾一方表示，該黨已向科隆行政法院提交訴狀，稱憲法保衛局此舉違反了政治中立與程序正義，“有違民主規則”。

問題來了：德國選擇黨究竟是遭遇“國家機器的政治打壓”，還是其自身的意識形態正逐步越界、侵蝕德國憲政根基？

從近年來的發展軌跡來看，選擇黨早已不是一個邊緣小眾黨派。在今年2月的地方選舉中，該黨躍居第二，遠超綠黨與自民黨，成為保守派以外的最大政治力量。其在東部地區的支持率甚至逼近第一大黨，尤其是在薩克森、圖林根等州，已形成事實上的區域性主導。

這背后，是一場沉默中的“思想地震”。在移民問題、能源危機、通貨膨脹、社會治安等多重壓力疊加之下，大量德國民眾對傳統政治精英與主流政黨感到幻滅，對選擇黨這種“說狠話、搞對立”的極端話語模式反而產生了共鳴。選擇黨不僅抓住民粹情緒，還深耕社交媒體，構建起一個封閉、對抗性的輿論場，形成了“極右意識形態泡沫”的自我強化。

憲法保衛局顯然早已嗅到危險信號。他們所擔心的不是選舉得票本身，而是這種以“民主機制”為外衣、以“系統顛覆”為實質的政治力量，正在步步滲透制度縫隙。這次情報報告明確指出，選擇黨鼓吹的“種族文化認同”已經嚴重背離德國憲法的“多元、公民平等”立場。換言之，選擇黨正走在一條將“身份政治”推向極端、以民族主義代替憲政規范的路上。

而對于選擇黨而言，將憲法保衛局告上法庭，則是其“受害者敘事”的再強化。在其支持者眼中，這是一場“反對體制打壓”的正義之戰，是人民之聲被主流壓制的典型案例。他們的訴訟目的不只是法律勝訴，更是政治宣傳：向廣大潛在選民傳遞“我們被體制圍剿，是因為我們說出了真話”。

這種極右打法我們并不陌生：用“被迫害”換取“同情票”，用“政治不正確”塑造“反叛標簽”。這正是歐美右翼民粹主義勢力過去十年的核心策略，從美國的特朗普，到法國的勒龐，再到匈牙利的歐爾班，莫不如此。而德國，正在成為下一個實驗場。

此時，聯邦憲法保衛局的動手，可謂是一場“制度防衛反擊戰”。但這場戰斗注定不會輕松。情報機構雖有強大的監視手段與數據支撐，但面對的是一個已經站上合法選舉舞臺、并不斷膨脹的民粹政治體。德國憲法賦予選擇黨提起司法審查的權利，也注定了這場交鋒將通過漫長的法律路徑進行，而非行政一錘定音。

問題的本質在于：一個在表面上遵循民主程序、但在意識形態與主張上走向極端的政黨，是否能被民主機制本身所糾正？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德國又該如何防止歷史悲劇的重演？

必須警惕的是，當前正是極右翼政治最易伺機而動的歷史窗口。烏克蘭戰爭帶來的難民潮、能源價格上漲引發的中產焦慮、綠能轉型引發的保守反彈、歐盟官僚體系的強硬壓力，都在構成極右勢力的“情緒燃料”。

而德國選擇黨恰恰明白，最強的動員不是政策邏輯，而是敵我劃分；不是具體議題，而是身份認同。一旦主流社會放任這種“極化動員”蔓延，接下來崩塌的就不只是選票結構，而是德國數十年構筑的民主防火墻。

此時此刻，德國正在進行一場關于“制度免疫力”的重要檢驗。憲法保衛局的定性，法院是否支持，社會是否接受，輿論是否分裂，所有這些環節，都是一場看不見硝煙的國家自衛戰。

而這一切，不只關系到德國的未來，也將成為整個西方世界在極右浪潮面前的一面鏡子。選擇黨能否突破制度封鎖，情報機關是否能堅守底線，德國社會是否還能維持共識？答案尚未揭曉。但可以確定的是，這不僅僅是一起政黨起訴情報機構的法律案件，而是一場關于“民主能否自我保護”的世紀大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