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蘿塔·佩雷絲（Carlota Perez）的這本《技術革命與金融資本：泡沫與黃金時代的動力學》是研究“技術—經濟范式”變遷的經典著作。本書英文版首發于2002年，中譯本發行于2007年。筆者每次閱讀這本書都能獲得新啟發，可謂常讀常新。

佩雷絲憑借出色的洞察力，在技術史與經濟史的宏大背景中，發掘出技術與制度的共演規律。她提出了工業革命以來的5種“技術—經濟范式”的特點及其變遷動力，以及技術革命的生命周期等極富創造力的理論框架，解釋了過去兩百多年來資本主義經濟中反復出現的繁榮與崩潰。英國在18世紀末期的運河熱和恐慌、阿根廷在19世紀90年代的經濟崩潰、美國在1929年的經濟大蕭條和千禧年的互聯網泡沫崩盤。這些看似在不同時期、不同國家發生的金融危機，可能都是類似的技術與資本“相愛相殺”的故事。

因此，本書的理論框架為我們理解技術的大規模擴散與范式變遷、特別是技術革命與金融制度的復雜關系提供了指南。循著這份指南，在AI技術革命浪潮來臨之際，或許我們也能早做準備。

筆者圍繞以下三個問題來介紹這本經典著作的核心內容。

01

人類歷史上存在過哪些技術革命浪潮？

人類進入工業社會以來經歷了數次經濟繁榮與衰退，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佩雷絲發現，工業革命以來至21世紀最初10年間，每隔50-60年就會發生一次技術革命。截至21世紀初，人類社會相繼發生了五次技術革命，這五次革命接力式地推動了人類社會的前進。那么，人類社會共經歷了哪些技術革命呢？在本書中，佩雷絲將“技術革命”界定為“緊密交織在一起的一組技術創新集群，一般包括一種重要的、通用的低成本投入品——這種投入品往往是一種能源，有時則是一種重要的原材料——再加上重要的新產品、新工藝和新的基礎設施。（P.13）”可見，“技術革命”不是單一的技術創新或技術突破，而是顛覆性技術在社會中大規模產業化的過程。

那這種新產業的崛起又會產生什么影響呢？佩雷絲認為，新產業的出現會帶來更高的收益，因此會影響投資方向、產業結構、組織模式、經濟制度、社會理念等一系列社會中的“行事方式”。當舊的“行事方式”不再適應新產業時，新的“行事方式”就會應然而生并取代舊的“行事方式”。這種深刻的、系統性的“行事方式”的改變就是一次“技術—經濟范式”（techno-economic paradigm）的變遷。佩雷絲將“技術—經濟范式”界定為一種“由一套通用的、同類型的技術和組織原則所構成，這些原則代表著異常特定的技術革命得以運用的最有效方式，以及利用這場革命重振整個經濟并使之現代化的最有效方式。一旦得到普遍采用，這些原則就成了組織一切活動和構建一切制度的常識基礎。（P.21）”由定義可知，“技術—經濟范式”并不僅僅涵蓋經濟領域，而是包含整個社會的組織規則和制度共識。五次技術革命及其相應的“技術—經濟范式”的詳細內容如下表所示。

資料來源：佩雷絲，《技術革命與金融資本》，田方萌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頁，表2—3.

然而，“技術—經濟范式”的變遷過程卻并非一帆風順。當前范式與當下技術革命相互匹配，能夠充分發揮新技術的經濟潛力，卻也成為了下一次技術革命的阻礙。那么，“技術—經濟范式”變遷過程中到底發生了什么？這就是本書涉及的第二個重要問題。

02

金融制度如何與技術革命共演？

佩雷絲在本書中，著重從金融制度與技術革命的關系，探討“技術—經濟范式”變遷。具體分析過程還涉及兩大類概念。

第一，技術革命的生命周期。

佩雷絲將技術革命周期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中，出現新產品、新產業爆炸性增長和迅速創新；第二階段中，新產業、新技術體系和新基礎設施高速擴張；第三階段中，新范式充分展開，技術革命的經濟和社會潛力得到充分挖掘，新產業持續高速增長；第四階段，新產品和新產業接近成熟、市場飽和，技術革命動力開始衰竭。

佩雷絲從技術擴散角度，將上述四個階段又分為了兩個性質迥異的時期，每個時期大約維持30年左右。前兩個階段叫做導入期。在該時期，新技術開始擴散進入到成熟技術的經濟活動中，并擠壓舊技術產業。新技術革命規模小，但是前景廣闊。后兩個階段叫做展開期。在該時期，新的“技術—經濟范式”確立，新技術以摧枯拉朽的態勢擴散到整個經濟活動中。

第二大類概念是金融資本與生產資本。

在本書中，佩雷絲著重區分了這兩種資本形式。金融資本是指以賬面財富增長為目標的投資行為。生產資本則是通過生產產品或提供服務創造財富的動機和行為。相較而言，金融資本的流動性與逐利性更高，對風險的容忍度也更高。

這兩種資本在技術革命浪潮的不同階段，有著截然不同的關系。在技術革命浪潮的導入期，金融資本是推動新技術擴散的主要動力；而在技術革命浪潮的展開期，生產資本則成為推動技術擴散到整體經濟的主要力量。在導入期的前半段，正是金融資本“富貴險中求”的特點，讓其甘冒風險，為了求得新技術未來巨大的利益，投資并孕育了新技術的爆發。在導入期的后半段，金融資本大規模投入到新基礎設施和新技術的集中開發中，形成投資狂熱。而在此時，技術在生產領域尚未成熟，生產資本仍主要集中于舊技術，金融資本與生產資本產生了分離。

到了展開期，隨著技術成熟、生產組織調整、新技術設施普及和一系列制度性調整的完成，生產資本與金融資本合流，共同推動新的“技術—經濟范式”大規模擴張。這種擴張一直持續到最晚出現的產業、產品和技術都已引進，市場已經飽和，獲利已經不足等現象出現。此時，金融資本又開始與生產資本分道揚鑣。

金融資本、生產資本和技術革命周期的具體關系如下圖所示。

資料來源：佩雷絲，《技術革命與金融資本》，田方萌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82頁，表7—1。

上述金融資本、生產資本在技術革命浪潮不同階段的演變，創造了資本主義經濟中反復出現的“鍍金時代”與“黃金時代”。

導入期的狂熱階段就是“鍍金時代”。金融資本與生產資本分化，經濟的賬面價值與真實價值分離。掌握財富的階層通過投資新技術賺的盆滿缽滿，而大量工人階級則仍困于舊技術產業，甚至因遭受新產業沖擊而失業。社會的財富分配快速兩極化。看似繁榮的經濟背后，是新技術與舊范式的巨大斷裂與不斷擴大的經濟社會矛盾。最后，泡沫破裂、經濟崩潰。

經過大規模制度重組后，技術革命浪潮進入展開期的協同階段，即“黃金時代”的到來。金融資本與生產資本再度耦合，經濟的賬面價值與真實價值一致。新產業市場擴張，絕大部分社會階層的財富穩定增長。而“黃金時代”的出現則有賴于有效的制度重組。這個重組過程發生在導入期和展開期之間的轉折點。這個轉折點在佩雷絲的分析框架中看起來像是“技術—經濟范式”擴散中會遇到的陣痛，不可避免但終究會在歷史進程的碾壓中過去。但是，自崩潰到制度重組的過程是否能如佩雷絲分析地那般順利？

03

資本與技術的斷裂與耦合是既定命運嗎？

初讀本書時，筆者驚嘆于佩雷絲深刻的洞察力。技術與資本仿佛兩股生生不息的力量，伴隨著“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樸素規律，推動著歷史的車輪不斷向前。佩雷絲分析框架背后的邏輯，是認為歷史是線性前進的。技術與制度的共演，既包括新技術對新制度的催生，也包括新制度對新技術的反哺。在她的邏輯中，新技術的出現，會改變要素相對價格，經濟理性的邏輯會促使社會各界密集使用新投入品、引入新生產組織方式。因為只有這樣才是經濟上最優的，所以舊范式終究會被新范式替代。當第一次工業革命中的地方銀行已無法滿足第二次技術革命所需的資本要求時，區域性或國家銀行就應運而生。當傳統的借貸業務已無法滿足第四次技術浪潮中市場擴張的需要時，于是產生了為大眾消費提供借貸的金融制度。第五次技術革命擴張中，創造了風險資本或天使資本這些孕育新產品或新服務的金融工具。

然而，這些不過是核心國家的成功經驗，很多非核心國家并沒有完成技術與制度的同步調整，反而是一再深陷于經濟停滯的泥淖中。正如佩雷絲書中所提到的，19世紀90年代，與阿根廷共同崩潰的澳大利亞、南非、埃及和奧斯曼帝國；以及20世紀90年代，與亞洲經歷類似命運的墨西哥、巴西與俄羅斯，順利走出崩潰的國家并不多。技術與資本可能處于長期斷裂的困局中。這樣的困局也不禁讓筆者產生如下疑惑，技術的變革是否會催生制度的更替？核心國家的新范式又是否能順利擴散到全球？

針對上述問題，政治經濟和社會經濟領域也提供了豐富的理論視角，可以和佩雷絲的觀點形成深刻的理論爭辯。例如，道格拉斯·諾思的制度變遷理論從權力視角構建了產權制度變遷的理論框架。在他的框架中，國家理論是整個框架的核心，權力分配而非效率最優成為制度安排的原則。制度安排體現的是“國家—社會”的權力關系，而非來自技術變革。“資本主義多樣性”理論則探討了全球化進程中，新自由主義范式是否會一統全球的問題。該理論認為，即便全球化如火如荼，但各國的制度或范式形成于各自的社會政治土壤中，在歷史長河中形成了互相匹配的共生關系，不會那么容易就被新制度或新范式取代。

結合佩雷絲的觀點，上述不同的理論視角給我們的啟示或許在于，技術革命為核心國提供了改變的機遇（為非核心國提供了趕超的機遇），但各國命運如何還是取決于各國的政治制度、社會結構、文化傳統甚至國際環境。也因此，在理論層面，佩雷絲為我們提供了超越“技術決定”的視角，從跨學科角度探討技術革命與制度/范式變遷的關系。同時，在現實層面，佩雷絲的這本書也為我們提供了應對技術與資本變遷的行動指南。在AI技術浪潮來臨之際，中國已然成為核心國。面對新技術可能帶來的危機，我們可以早做準備，或為即將到來的資本狂熱階段降溫、或更快推進“技術—經濟范式”調整，力求將技術與范式斷裂造成的疼痛降至最低。

陳瑋，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上海市創新政策評估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上海交通大學政治經濟研究院兼職研究員。文章觀點不代表主辦機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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