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斯人長存劉鐵云

許多人都讀過或至少知道，《哦，船長，我的船長！》（Oh Captain! My Captain! ）是美國人沃爾特·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為悼念林肯總統而寫下的著名詩篇。作品寫于1865年，其中包含這樣動情的詠嘆——“勝利的船從險惡的旅途歸來，我們尋求的已贏得手中。”

《草葉集：沃爾特·惠特曼詩全集》（修訂版）

不過大家不應忘記，在世界文學的殿堂中，約略同期還駐留著一艘來自中國的航船。那就是晚清劉鶚（1857—1909）在小說作品《老殘游記》中，以遭遇駭人風浪而即將沉覆的巨輪，來象征處于危急存亡關頭的清政府。

劉鶚譜名震遠，原名孟鵬，字云摶、公約，后更名鶚，字鐵云。他寫作《老殘游記》時署名“鴻（洪）都百煉生”。漢族，江蘇丹徒（今鎮江市）人，寄籍山陽（今江蘇淮安市淮安區）。他的生命不算漫長，1857年（清咸豐七年）農歷九月初一生于江蘇六合，1909年七月初八日因腦溢血逝世于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

盡管在那段崢嶸歲月里，他的人生充滿各種爭議，然而正如翻譯家楊憲益（1915-2009）所言，“劉鶚一生中所取得的成就不是一點。他的治黃工作、開采山西鐵礦、賑濟北京災民、發現甲骨文和寫作《老殘游記》等等，其中任何一項就足能使一個人感到自豪了。”（語出楊憲益著，劉德平譯《關于<老殘游記>》，發表于1982年英文版《中國文學》，引文據劉德隆、朱禧、劉德平編《劉鶚及老殘游記資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20頁。）

劉鶚照片

小說杰作《老殘游記》最初部分發表于1903年。故事的主人公是江南人氏、游方郎中鐵英（號補殘，人稱老殘），其觀覽、交游的活動舞臺以山東省為主。

小說設定的年代則是1891年，彼時國內政壇風起云涌，又兼西潮東漸。對照劉鶚《自敘》中有關主人公“老殘”名號的解說與慨嘆，所謂“棋局已殘，吾人將老，欲不哭泣也得乎”（劉鶚著，陳翔鶴校，戴鴻森注《老殘游記》，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第2頁。以后引用作品，皆出此本，不再做注），令人不禁聯想同為易代之際的明遺民陳忱口中的“窮愁潦倒，滿眼牢騷，胸中塊壘，無酒可澆，故借此殘局而著成之也。”（《水滸后傳序》，載蕭相愷輯校《中國古代通俗小說序跋題記匯編》三，人民文學出版社，2024年，第1103頁）

眾所周知，魯迅（1881—1936）《中國小說史略》視本書為清末四大譴責小說之一，海外學者如夏志清（1921—2013）則將其歸入“政治小說”之列。

完整看來，書中的湖光山色、泉水叮咚與揭露所謂“清官”之惡和關心國族命運，形成了小說藝術與思想意義的“二重唱”。名為“游記”，不過如李歐梵指出的，《老殘游記》至少有三個層次：即老殘的山水之游、社會之游、“心靈”之游。

《天津日日新聞》版《老殘游記》

二、地理·倫理·哲理：《老殘游記》的文化學價值

胡適曾以清初問世的世情長篇小說《醒世姻緣傳》為一部最豐富又最詳細的文化史料，囊括了十七世紀中國的社會風俗、教育史、經濟史、政治腐敗、民生苦痛、宗教生活。在此方面《老殘游記》亦不遑多讓，同樣具備充沛的文化學價值，下文將從書中的地理環境描寫、倫理觀念傳達以及哲理意蘊發抒三個方面加以總結。

首先，地理與風景描寫構成了全書一部分精華。

如果說趙雷的《成都》是一首歌唱火了一座城，那么《老殘游記》之于濟南，也有著類似的廣告宣揚作用。無論是謳歌濟南城美麗風光的大明湖、四大泉水與美人絕調段落，還是直接描寫黃河冰封，都以照相機式的鏡頭捕捉，攝錄了真實可感的自然美景。

由此出發，上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的初中語文教科書和語文活葉文選，就分別以《明湖居說書》《黃河上打冰》為題，選錄了《老殘游記》卷二和卷十二的部分內容。

舉例來看，卷十二《寒風凍塞黃河水　暖氣催成白雪辭》這樣描摹主人公的“仰望星空”：

老殘對著雪月交輝的景致，想起謝靈運的詩，“明月照積雪，北風勁且哀”兩句。若非經歷北方苦寒景象，哪里知道“北風勁且哀”的個“哀”字下得好呢？這時月光照的滿地得亮，抬起頭來，天上的星，一個也看不見，只有北邊北斗七星，開陽、搖光，像幾個淡白點子一樣，還看得清楚。

那北斗正斜倚在紫薇垣的西邊上面，杓在上，魁在下。心里想道：“歲月如流，眼見斗杓又將東指了，人又要添一歲了。一年一年的這樣瞎混下去，如何是個了局呢？”又想到《詩經》上說的“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老殘游記》外編手稿

可見這里是綰合書本知識（《詩經》、大謝詩歌）與生活經驗，并在二者的彼此印證中看待自然景致。接下來，隨著心潮起伏，觀察之眼順理成章地從面前的景物移開：

“現在國家正當多事之秋，那王公大臣只是恐怕耽處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弄的百事俱廢，將來又是怎樣個了局，國是如此，丈夫何以家為！”想到此地，不覺滴下淚來，也就無心觀玩景致，慢慢回店去了。

其次考察《老殘游記》中的倫理觀念及表達。

玉賢害死之人包括地主于朝棟父子（卷四、卷五），車店掌柜老董向老殘講述了如此情形：“吳舉人接連作了幾個揖，重托了出去。趕到東門口，等他親家、女婿進來。不過一鐘茶的時候，那馬兵押著車子已到。吳舉人搶到面前，見他三人，面無人色。于朝棟看了看，只說了一句‘親家救我’，那眼淚就同潮水一樣的直流下來。”世間所謂“患難見真情”，放在這里就凸顯一對兒女親家之間的悲喜相通、榮辱與共。

又如“妻妾”這一重人倫關系，生活中應該如何處理，劉鶚似乎秉持較為悲觀的觀點。二集卷四借斗姥宮逸云之口說道：

再把那有姨太太的人盤算盤算：十成里有三成是正太太把姨太太折磨死了的；十成里也有兩成是姨太太把正太太憋悶死了的；十成里有五成是唧唧咕咕，不是斗口就是淘氣；一百里也沒有一個太太平平的。

林語堂《老殘游記》英譯本

我們知道初集刻畫了于家兒媳吳氏自刎殉節的形象，可謂貞節烈婦，而二集里同出于逸云這位青年尼姑之口的，還有對待女性貞節問題的開明見解：

譬如女子失節，是個大過犯，比吃葷重萬倍。試問你們姨太太失了多少節了？這罪還數得清嗎？其實，若認真從此修行，同那不破身的處子毫無分別。因為失節不是自己要失的，為勢所迫，出于不得已，所以無罪。

如果說作家筆下真實可信、細致入微的地理環境摹寫，乃奠基于豐厚生活體驗與長期觀察，而小說傳達的倫理意識又來源于嚴格整齊但并不拘泥陳腐的禮法，那么由人世間的觀察、體驗，上升到哲理意味的咀嚼回味，同樣能引起讀者的關注興致。

本書分辨贓官與清官，并揭開所謂“清官”的真面目，實乃一個耳熟能詳的例子，卷十六評語曰：

贓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蓋贓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為非；清官則自以為我不要錢，何所不可，剛愎自用，小則殺人，大則誤國。吾人親目所睹，不知凡幾矣。試觀徐桐、李秉衡，其顯然者也。《廿四史》中指不勝屈。作者苦心愿天下清官勿以不要錢便可任性妄為也。歷來小說皆揭贓官之惡，有揭清官之惡者，自《老殘游記》始。

聯想到啟功（1912-2005）先生的一番議論，“庸醫殺人，世所易見，名醫殺人，人所難知，而病者之游魂滔滔不返矣”（啟功著，趙仁珪注釋《論書絕句》注釋本，三聯書店，2013年，第20頁），這種憑借理性來燭照現實的穿透力，不禁讓人深感英雄之所見略同。

《論書絕句》注釋本

再如全書的核心觀點之一，是指出不諳世故的害處。卷十四中老殘稱，“天下大事，壞于奸臣者十之三四，壞于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倒有十分之六七也。”不僅是要求通權達變，對古人的辦法方案擇善而從的治理黃河之事，倘使環顧我們的日常生活，那種“專門家多隘”的例子，實在屢見不鮮。

三、《老殘游記》小說藝術貢獻與文學史意義

提到《老殘游記》的藝術造詣，自魯迅、胡適以來的歷代學人，可謂交口稱贊。例如，《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八篇《清末之譴責小說》，就給予此書“敘景狀物，時有可觀”的定評。胡適《<老殘游記>序》更進一步指出：

但是《老殘游記》在中國文學史上的最大貢獻卻不在于作者的思想，而在于作者描寫風景人物的能力。古來作小說的人在描寫人物的方面還有很肯用氣力的；但描寫風景的能力在舊小說里簡直沒有。

《老殘游記》最擅長的是描寫的技術；無論寫人寫景，作者都不肯用套語爛調，總想熔鑄新詞，作實地的描畫。在這一點上，這部書可算是前無古人了。（魏紹昌編《老殘游記資料》，中華書局，1962年，第206-207頁）

胡適《老殘游記序》

且看卷二描寫大明湖，筆觸之細微透顯的是作者文心之細膩：

過了水仙祠，仍舊上了船，蕩到歷下亭的后面。兩邊荷葉荷花將船夾住，那荷葉初枯，擦的船嗤嗤價響。那水鳥被人驚起，格格價飛。那已老的蓮蓬，不斷的繃到船窗里面來。老殘隨手摘了幾個蓮蓬，一面吃著，一面船已到了鵲華橋畔了。

應當說，胡先生等人首倡的觀點，在后輩學人那里得到繼續引申與發揮，從而正式提出“古典小說中景物描寫大體經歷了由少漸多的過程，到劉鶚的《老殘游記》時，景物描寫已成為小說中不可忽視的重要藝術特色。”（汪花榮《章回小說景物描寫及其轉變》，《重慶社會科學》2009年第2期，第95頁。）

再舉卷十《驪龍雙珠光照琴瑟　犀牛一角聲葉箜篌》中，嶼姑和桑家姊妹、黃龍子彈奏箜篌的精彩一節。所謂“這時黃龍子隱幾仰天，撮唇齊口，發嘯相和。爾時，喉聲，角聲，弦聲，鈴聲，俱分辨不出。耳中但聽得風聲，水聲，人馬蹙踏聲，旌旗熠耀聲，干戈擊軋聲，金鼓薄伐聲”——這樣的聲音書寫，效果突出且層次分明，應該得力于劉鶚深知樂器的性能，自己也能彈奏古琴。

又如胡適所舉全書“最用氣力的描寫”——王小玉（白妞）說書。其中寫道這樣的視聽場景：

一出之后，忽又揚起，像放那東洋煙火，一個彈子上天，隨化作千百道五色火光，縱橫散亂。這一聲飛起，即有無限聲音俱來并發。那彈弦子的亦全用輪指，忽大忽小，同她那聲音相和相合，有如花塢春曉，好鳥亂鳴。耳朵忙不過來，不曉得聽哪一聲的為是。正在撩亂之際，忽聽霍然一聲，人弦俱寂。這時臺下叫好之聲，轟然雷動。

《相逢一哭為蒼生：話說劉鶚》

在二十世紀初的中國，東洋煙火尚屬于新鮮事物，但就被作家納入筆下，可見其思想的新潮。

這里還想補充一句來自義仆李貴的旁白。他原出身歷城農民家庭，在劉家整整六十年，經歷從劉鶚父親劉成忠到“德”字輩的五代人。李貴介紹《老殘游記》“所說在濟南明湖居聽白妞兒和黑妞兒說書，是確有其事，也確有其人。姐姐叫白妞兒，妹妹叫黑妞兒。白妞兒說的《黑驢段》，我雖然站在最后排，也聽得清清楚楚。就是說到最快的時候，也字字入耳。”（引自劉德馨《我的回憶》，收入《劉鶚及老殘游記資料》，第348頁）

由此看出，作家對于“明湖居說書”的成功演繹，若干聲音/聽覺敘事的杰出刻畫，既富含來自生活的源頭活水，同時也是藝術才能的淋漓展現。細究這種才能，必定包括想象之新奇、詞句之新穎與風格之新特。

接著，我們試圖將該部小說置于古典小說史的譜系脈絡予以定位，同時又梳理它與傳統文學的血脈聯系。

一方面，劉鶚此作是中國小說史發展到晚清近代，讓人不可忽視的一個環節、一個階段的成果。

正如胡適1917年1月作《文學改良芻議》所云，《老殘游記》“得力于《儒林外史》《水滸》《石頭記》，然非摹仿之作也。”白石老人（1864-1957）作畫有“學我者生，似我者死”的名言，劉鶚創作小說，可說是深諳其中三昧。

《胡適全集》

透過此一視角，我們注意到書中的《西游記》影響痕跡。如卷二寫觀眾聽王小玉的鼓書，“三萬六千個毛孔，像吃了人參果”，卷十七說老殘深感“卻被一封書便救活了兩條性命，比吃了人參果心里還快活！”

讀者不應忘記，這種神話傳說中的仙果，在《西游記》中就曾得到突出表現。其他諸如卷十一所引黃龍子與申子平對話提到的真假“烏雞國王”，以及二集卷三逸云用上“火焰山”形容自己與任三爺的過往情緣，“這兩夜，卻是想到好的時候，就上了火焰山；想到不好的時候，就下了北冰洋。一霎熱，一霎涼，仿佛發連環瘧子似的”。

當然，相較以上影響作用于語詞、意象，而停留在淺表層面，《老殘游記》師法《紅樓夢》更明顯、更深入，堪稱是所謂“紅樓后勁”。

例如初編卷十嶼姑對申子平介紹扈姑、勝姑姊妹，酷似林黛玉入賈府時的“四春”登場。卷十五黃人瑞向老殘介紹案情，提及齊東鎮賈老翁家的兩男一女，其中女兒外號“賈探春”，這又說明該書人物設置、塑造方面沿襲經典的做法，所謂“他那女兒今年十九歲，像貌長得如花似玉，又加之人又能干，家里大小事情，都是他做主。因此本村人替他起了個渾名，叫做‘賈探春’。”

再如二集卷五所敘，斗姥宮青年尼姑逸云、靚云與老殘談論佛經《金剛經》，飽含禪機，其場面描寫神似《紅樓夢》中寶玉與黛、釵說《莊子》禪理。

還有外編殘稿卷一，涉及到《紅樓夢》里男性人物如薛蟠、賈璉、賈環的稱呼問題，也被作者津津有味地討論了一番。

《老殘游記》第十一回殘稿

當然，《老殘游記》作為“紅樓后勁”最直截的證據，還要屬初集的《自敘》：

《離騷》為屈大夫之哭泣，《莊子》為蒙叟之哭泣，《史記》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詩集》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詞哭，八大山人以畫哭；王實甫寄哭泣于《西廂》，曹雪芹寄哭泣于《紅樓夢》。王之言曰：“別恨離愁,滿肺腑難陶泄。除紙筆代喉舌，我千種想思向誰說？”曹之言曰：“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意?”名其茶曰“千芳一窟”，名其酒曰“萬艷同杯”者：千芳一哭，萬艷同悲也。

無怪2001年周汝昌（1918—2012）到中國現代文學館做題為《〈紅樓夢〉人物的內心世界》的演講，據此提出：

《老殘游記》是受《紅樓夢》的影響最深刻的，但不是照貓畫虎。因為劉鶚是個大學者，他懂《紅樓夢》。他在序里第一個解釋“千紅一窟”是“千紅一哭”，“萬艷同杯”是“萬艷同悲”。你看這個人了不起，以前沒有人真正理解這些話。

另一方面，這部小說又與經典詩文乃至雅文化，存在著千絲萬縷、血脈貫通的聯系。前文所述聲音/聽覺敘事的杰出刻畫，我們即可以將其與唐宋詩文作品《琵琶行》（白居易）、《李憑箜篌引》（李賀）、《秋聲賦》（歐陽修）等進行比照合觀：

亞東版《老殘游記》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于物也，鏦鏦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予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丁放、武道房等選注《宋文選》，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第111頁）

這里的文賦《秋聲賦》運用多處譬喻比擬手法，繪聲繪色地傳達“秋聲”的形象組成，并且由諸般聲響的喧闐而至于戛然而止的寂靜，筆端的文法處理與節奏控制顯得游刃有余。

相較起來，劉鶚眼中老殘有感于玉賢這樣的官僚當道，竟然大肆運用站籠酷刑來凌虐百姓，以之換來“萬家流血頂染猩紅”，由此當他聽到烏鴉叫聲，就不得不發出沉痛的感慨：

又見那老鴉有一陣“刮刮”的叫了幾聲，仿佛他不是號寒啼饑，卻是為有言論自由的樂趣，來驕這曹州府百姓似的。想到此處，不覺怒發沖冠，恨不得立刻將玉賢殺掉，方出心頭之恨。（初集卷六）

應當說，這里的聽覺表現具有直露、酣暢的特點，雖少了些古典的神韻，但亦符合現代人欣賞的情味。

《中國古典小說》，夏志清著，劉紹銘校訂，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夏志清曾主張《老殘游記》研究的新鮮視角，“單純褒揚作者的描寫能力，則他在中國小說傳統中形式與技巧兩方面所作的革新，我們便可能覺察不到，而這革新遠較描寫能力來得卓絕。”（《<老殘游記>新論》，選自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6年8月初版之《老殘游記》附錄，收入《劉鶚及老殘游記資料》，第476頁）

不過，后文他筆鋒一轉，又談起劉鶚與杜甫之共性比較，借此考察其與傳統文學的聯結關系來：

在所列舉的有力類的哭者中，劉鶚與杜甫最為接近。劉鶚與詩圣杜甫相形之下，毫不遜色，由此可見他的偉大。他能摹擅寫，在傳統中國小說家中，無人能出其右，猶如杜甫之于眾詩人。二者同樣憂時感世，雖然極其悲戚沮喪，但對中國的傳統，信念堅貞不渝。杜甫中期的詩，是浪游于苦難時局中的記錄，猶如《老殘游記》。二者既對暴戾和不平痛心疾首，而又同樣表現出熱愛山水和率真的意趣。（《劉鶚及老殘游記資料》，第479-480頁）

這樣的論點深具啟發性，也提醒我們劉鶚創作的傳統文化淵源，絲毫不影響他的革新能力，而試圖論定其在小說史上的地位，也自當依據眼前、身后的相關作品。

紀昀評點本《文心雕龍》

《文心雕龍·通變》有謂“名理有常，體必資于故實；通變無方，數必酌于新聲”，《老殘游記》在后人鉆研文學繼承與革新問題之際，提供了絕佳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