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是沿用許久的繁體字；“慶”，則是簡化之后的簡體字。

怎么就從“慶”簡化為“慶”了呢？

先說“慶”字。

《說文》：“慶，行賀人也。從心、夊。吉醴以鹿皮爲摯。故從鹿省。”

按許慎說，篆體“慶”是會意字。

《說文》：“賀，以醴相奉，慶也。”

這是“互訓”——“慶”即“賀”；“賀”即“慶”。

“從心”——段玉裁《注》：“謂心所喜而行也。”直到《康熙字典》，“慶”字不入“廣部”而入“心部”。《辭源》亦是。

“從夊（sui）”——“夊”，恭謹小步行走貌，于是許慎講“行賀人也”。

“吉禮以鹿皮為摯”——“吉禮”，吉慶之禮；“摯”，贄也，“琛、贄”皆指貢獻之禮品。段《注》：“《士冠禮》《聘禮》：‘儷皮’。《鄭（玄）注》：‘兩鹿皮也。’（《說文》）‘鹿部’曰：‘儷皮納聘’，蓋鹿皮也。”

《說文》和段氏《注》，都說的夠清楚了，而且“大差不差”。

（甲骨文合集中的“慶”字）

甲骨文、金文中，都有“慶”字。

“合24474出”“合36550” 等甲骨卜辭中的“慶”字，或“一鹿懷一心”，或“左心右鹿”，皆為“慶賀”義，確為會意字。

兩周銅器，至少十多件鼎、簋、鬲等銘文中有“慶”字，多數(shù)下為“鹿爪”，個別為“文”。

許慎所見小篆“慶”字，一路由甲骨文金文沿襲發(fā)展而來當無可懷疑。下面之“夊”，實為“鹿爪”或“文”之“筆勢”演變而成——其實與“行賀人”無關。

這也怪不得許叔重，他遺憾無緣見到甲骨文，也極少見到商周青銅彝器銘文。

（金文“慶”字）

再說“慶”字。

秦漢隸變，是中國文字的第一次劇烈大變革。

隸變之后的“慶”字，既有保留了“鹿省”“從心”“從夊”寫法的字形，也有“鹿省”“心省”寫法的字形。見上圖。

魏晉大興的草書，又使“慶”字最少可由兩筆寫成，如王羲之書寫的“慶”字。

（隸變后的“慶”字）

唐代，曾官府出面規(guī)范漢字字形筆畫。但宋代刻版印刷的快速發(fā)展，再次使刻版工等民間文字大行其道——很多字又無法“規(guī)范”了——宋元開始，“俗字”和“簡筆字”大大增多，流傳廣泛，影響深遠。

這一時期的刻版話本，如《通俗小說》《三國志平話》《金瓶梅》《嶺南軼事》等等的“慶”字，不但“心省”，下面的“夊字底”還加上了一點。

久而久之，民間便有了“廣”下加“犬”的“慶”字寫法。

（王羲之草書“慶”字）

新中國建立后，1956年發(fā)布簡化字《第一表 不作簡化偏旁用的簡化字》的350個字中，規(guī)定了“慶”簡化為“慶”，并專門在注釋中注明“慶，從大，不從犬。”

建國后推行簡化字的方針，是“約定俗成，穩(wěn)步前進”。

所謂“約定俗成”，是說在社會習慣的基礎上因勢利導，要盡可能選擇那些民間創(chuàng)造的并且已被社會普遍接受的字作為規(guī)范的簡化字；對于民間中流行不廣或新創(chuàng)造的簡化字，要充分調查研究、反復征求意見之后決定是否采用。

1956-1959年分四批公布的簡化字，總體來說，是比較合理也比較成功的。

“慶”，簡化為“慶”，不能說完全沒有依據(jù)——一是民間長期流行“犬字底”的簡筆“慶”字；二是或以《周易》為據(jù)改“夊”為“大”。

《周易·履卦》：“《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又《大畜卦》五上兩爻傳：有慶也。道大行也。

（簡筆“慶”下面的“犬”或從宋代就埋下了伏筆）

不過，“慶”簡化為“慶”，已不是會意字，更不是形聲字，字的上“廣”下“大”表意功能同樣大大減弱。

總之，“慶”，成了一個合體符號字或曰記號字。

好在，筆畫確實大大減少了，從15畫減到了6畫，易識易寫易記。

這種“換用簡單符號”的簡化方法，是最容易被吐槽的。然而，有確實不能說不合理。

比如，“嘆”“漢”“難”“艱”等字，分別簡化為“嘆”“漢”“難”“艱”，均成了“記號字”或“半記號字”。看起來，似乎降低了原字的理據(jù)，但是，原來四字被簡化掉的那一半，連《說文》亦未收，且確實筆畫繁復，既不表音也不表意況且難寫難記，不簡化掉有作甚！

繁體“慶”字，其實道理類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