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簡介：王學富，南京直面心理咨詢研究所所長，首席咨詢師。南京大學文學博士。美國心理協會夏洛蒂和卡爾?布勒獎（2013 夏威夷）獲得者。著有《直面者說》、《心理學無處不在》等著作。存在心理治療譯叢（安徽人民出版社）主編。譯有《在生命的最深處與人相遇：歐文亞隆思想傳記》。譯作《治愈黑暗》推薦人。

采訪人：韓宗洋、趙逸軒，學人Scholar團隊成員

01

看似陽光明媚的世界里，隱藏著無數個體的痛苦掙扎；

許多人表面上光鮮亮麗，內心卻充滿焦慮、抑郁和創傷

學人：在您那個時代，甚至包括在現在，心理學在國內可能都還不是一個廣為人知的學科。在早年的生活經歷中，是什么樣的契機讓您接觸到心理學，并把它作為自己的事業的？

王學富：我出生在湖北的一個鄉村。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與現在的年輕人相比，成長環境有著天壤之別。我們當時的生存條件十分艱難，尤其是鄉村少年，幾乎沒有公平的受教育機會，許多人只讀了小學，初中，沒有受高中教育的機會。如果歷史沿著那樣的軌跡繼續演進，沒有發生任何變化，我們的人生大概率會一成不變，重復祖輩和父輩的生活模式。

然而，中國的改革開放以及高考制度的恢復，給了我們這一代人新的可能。從那時起，鄉村、鄉鎮甚至縣城的孩子們，才開始真正擁有通過教育改變命運的機會。

我是1979屆的高中生，考上了一所師范學校。當時，這已經是極為難得的機會了。那個年代，能夠考上大學的人鳳毛麟角，進入中等師范學校便已足夠讓人羨慕。接到錄取通知書時，我那種激動和興奮，甚至可能比今天的學生考入北大、清華、哈佛、耶魯還要強烈。對我們這些鄉村孩子來說，這不僅僅是一張錄取通知書，而是一條改變命運的道路。

在我生活的村莊，我是第一個考上師范的人。正因如此，我常常戲稱自己是村里的“pioneer”（先行者）。我做成的這件事讓后來一批又一批的孩子看到了希望，他們開始相信，原來人生還可以有另一種可能。

進入師范學校后，我們被分配到不同的專業，包括中文、英語、數學等。我對英語充滿興趣，便選擇了這個專業。其實，我的英語學習經歷并不尋常。在高中時，我們學校沒有開設英語課程，只有我和另一位同學王庭瑞堅持自學。這種“超前”的選擇，甚至曾引起周圍人的不解和嘲笑。村上有一個同伴與我發生矛盾時，甚至譏諷道：“你不過會說兩句英語罷了，有什么了不起？”我當時的回答是：“能說兩句英語確實很了不起，因為你還不會。”

年輕時，我對文學充滿熱情。在少年時期，我比同伴多讀了一些小說，這是我們那個年代鄉村孩子很難擁有的資源。我的語文成績很好，但進入高中后，我卻被分到了理科班，這讓我一度認為自己注定考不上大學。直到有一天，一位老師發現我在看一本厚書，他覺得我更適合文科。于是，他把我從普通理科班調到了重點文科班。這次轉變，使我最終考上了師范學校。如果當時沒有這個機會，我可能會一直追逐自己的文學夢，甚至成為一名小說家或詩人。

我最小的弟弟比我小十歲，后來成了大學教授。一天我們開車回老家的路上，他聽我講小時候的故事，驚訝地問我：“你一個鄉村孩子，在資源如此貧乏的環境里，怎么會想到要成為作家？”其實，我的求知欲和對文字的熱愛，讓我不斷探索各種可能性。

在師范學校，我主修英語，后來又在電大修讀了中文。師范畢業后，我成為了一名英語老師，之后，我又繼續深造，又在金陵協和神學院修習了神學，并喜愛哲學、文學，最終在南京大學攻讀中國現當代文學，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這些多元的學科背景，后來都成為了我心理學研究中的重要資源。

許多人問過我：“為什么在廈門大學教書、擁有穩定的職業后，還會另起爐灶，轉向心理學（其實是心理咨詢）？”甚至有人打趣地說：“王學富是不是腦子進水了？”其實，我自己也曾反思過這個問題。

促使我走上心理咨詢道路的一個重要契機，背后的根源與動機很復雜，有時我會想到一名學生的故事。當時，我在北方某大學任教，班上有一位女生，成績優異，但行為漸漸變得異常。她的考試卷上沒有答案，而是畫滿了美人圖，并寫了一首類似詩歌的文字。我依稀記得其中一句：“我要化作一片白云，飛向天空，然后跌落……” 這讓我隱隱感到不安。

同學們也反映，她在宿舍里把物品擺放得過分整齊，甚至開始用“我們”來代替“我”進行表達。這種行為和語言習慣，往往意味著一個人正在經歷深刻的心理變化。她還熱衷于閱讀尼采，似乎試圖在哲學中尋找精神上的支撐。

我把這些情況向系主任匯報，希望能給予她必要的幫助。然而，系主任卻認為不必擔心：“她是教工子弟，從小優秀懂事，我們都看著她長大，她絕不會有問題的。”最終，這位女生在某個下著大雨的夜晚從宿舍樓頂跳了下去。她的父親——我所在系的書記，陷入了極度悲痛，甚至一度臥床不起。

這件事對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我意識到，我們的文化總是鼓勵孩子們“乖巧”、“懂事”、“優秀”，但這些看似完美的孩子，往往在內心深處壓抑了許多情緒。他們為了迎合外界的期待，不斷犧牲自我，直到最終被巨大的心理壓力壓垮。

我之所以對這個女生的心理狀態有一種敏感，是因為我在南京大學讀碩士時，參與了一項心理咨詢項目，接觸到許多青少年、成人的求助信件。我驚訝地發現，在看似陽光明媚的世界里，隱藏著無數個體的痛苦掙扎。許多人表面上光鮮亮麗，內心卻充滿焦慮、抑郁和創傷。

在廈門大學任教期間，我結識了一家心理咨詢機構——“廈門關懷心理咨詢中心”（Care Corner）。這是一群新加坡人創辦的機構，我的妻子在這里工作，我也因此與心理咨詢結緣。在這里，我開始學習心理熱線、面談、測評，還帶領團體輔導項目——Self Developmental Group（自我發展團體）。

我深深被心理咨詢的魅力所吸引。心理學家歐文·亞隆（Irvin Yalom）曾提出“旅途伙伴”（fellow traveler）的概念，意思是：每個人在生命旅程中都會經歷艱難時刻，而心理咨詢師的角色，就是陪伴他們走過一段旅程。我漸漸意識到，自己過去所愛所學的一切——文學、哲學、神學、教育，以及生活經歷形成的某種個人特質，原來都能成為心理咨詢的資源。

羅洛·梅（Rollo May）

艾德·孟德洛維茲（Ed Mendelowitz）

心理學家羅洛·梅（Rollo May）在跟艾德·孟德洛維茲（Edward Mendelowitz）私下交談中曾說：“要想成為一名心理治療師，應該進文學系，而不是心理學系。”因為心理學本質上是“人學”，它吸收了哲學、文學、宗教、醫學等多種學科的養分。如今，回顧我的人生經歷，我不禁感慨：如果我年輕時能遇到一位像我現在這樣的心理咨詢師，也許我的人生會少走許多彎路。但正是這些探索、迷惘和掙扎，使我成為今天的自己，并讓我更有能力去理解、陪伴和幫助他人。

02

人類文化中最偉大的精神導師，同樣是出色的故事講述者；

他們不僅僅傳授理論，更是通過敘事幫助人們找到生命的意義

學人：您是歐文·亞隆在國內的知名譯者，亞隆的思想如今在國內漸漸開始變得被更多人接受。您可以簡單介紹一下這位心理學思想家嗎？

王學富：很好很好的問題，這個我還是蠻喜歡談一談。我對歐文·亞隆的理解不僅源于對他的閱讀，還因為我曾翻譯過他的弟子朱賽林（Josselson）的一本書：《在生命最深處與人相遇：歐文·亞隆思想傳記》。在閱讀和翻譯這本書的過程中，我感受到自己與歐文·亞隆有某種頗深的相似之處，盡管我們的成長背景并不相同。

《在生命最深處與人相遇歐文·亞隆思想傳記》

[美]朱瑟琳·喬塞爾森著

王學富,王學成譯 機械工業出版社

歐文·亞隆曾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接受精神病學訓練，后在斯坦福大學任教，成為終身教授。他的專業背景確立了他在精神病學領域的權威地位。然而，他并沒有局限于傳統的精神病治療，而是超越醫學范疇，深入拓展了心理治療的維度。他之所以發展出獨特的心理治療方式，在于其深厚的文學和哲學根基。

亞隆的妻子是研究西方現代派文學的學者，在她修讀文學博士期間，亞隆通讀了她所有的必讀書目，并進而沉浸于西方哲學，尤其是古希臘哲學和存在主義哲學。這些思想對他的治療觀念產生了深遠影響。他的作品不僅是心理治療的記錄，也融入了文學敘事的技巧，這使得他能夠用文學化的方式呈現心理治療的經驗。

亞隆與妻子瑪莉蓮·亞隆（Marilyn Yalom）

在他的一本書中，他談到：“偉大的治療師，往往是偉大的敘事者（Great Story tellers）。”在他看來，那些真正卓越的心理治療師，擅長通過講述故事來幫助來訪者理解自己。他認為弗洛伊德（Freud）就是一位杰出的敘事者。但亞隆進一步指出，人類歷史中那些最偉大的精神導師，都是會大的故事講述者。他們不僅僅傳授思想、理論，更是通過敘事幫助人們找到生命的意義。

這正是我欣賞亞隆的原因之一。我在心理學的探索過程中，也結合文學敘事和文化分析，使心理治療不僅是一套工作方法，更是一個富有生命力的藝術。

亞隆最打動人的一點，在于他的真誠或本真（Authenticity）。在心理學工作中，我們會遇到各種心理防御機制，癥狀的本質往往源自個體的深層防御。正因如此，存在主義心理治療強調“本真”——即直面真實自我，消除防御，回歸個體最本質的存在狀態。

亞隆的獨特之處在于，他不僅是一個治療師，同時也是一個愿意暴露自己、展現真實自我的人。他敢于在作品中剖析自己的經歷，探討自身的脆弱。這一點，使他區別于許多傳統的精神病學家。他指出，傳統精神病學往往過于關注生物學層面的治療，而忽視了個體作為“存在”的根本問題。

他曾說過一句話，讓我深受觸動：

“跟人談吃藥，這很容易；跟人談存在，這就很難。”

這句話點出了他與傳統精神病學的區別。他超越了生物醫學的視角，不僅僅把患者視為生理上的個體，而是看到其作為“存在”的完整性。他關注的是死亡、焦慮、孤獨、意義等問題——這些議題，往往被稱為“存在議題”（Existential Givens）。

在存在主義心理學看來，人類不僅是生物體，更是一個“存在”。如何找到自己的根基和目標？如何定義自己的生命？如何活出真正屬于自己的生活？這些問題，正是亞隆及存在主義心理學家們所致力探討的。

亞隆最早被介紹到中國，是通過孫立哲。或許今天的年輕人對孫立哲不甚了解，他是文革時期從北京下放到陜西的知青，在醫學界有一定影響力。在那個時代，他是一個極富傳奇色彩的人物。

孫立哲（左一）與亞隆的合影

大約二十年前，孫立哲將亞隆的思想引入中國，通過萬生心語推廣亞隆團體治療（一種人際互動的工作坊模式），在中國培養了一大批“亞隆團體”帶領者；又大量出版了亞隆的著作，如《存在主義團體治療》，《存在主義心理治療》等，這些著作在中國產生了很廣泛的影響。

亞隆的另一個獨特之處在于，他不僅是治療師，同時也是一個接受治療的人。他曾說，他接受的心理治療次數，比他的任何一個來訪者都多。

在心理治療史上，不乏這樣的例子：許多心理學家本身曾遭遇嚴重的心理困擾，甚至符合“神經癥”的診斷標準。但他們最終找到了療愈之道，并將自己的經驗轉化為幫助他人的資源。例如弗洛伊德自身就存在焦慮與壓抑問題，榮格在青少年和成年時期都曾經歷精神危機，并通過內在探索完成自我整合；剛才提到的羅洛·梅曾罹患肺結核（在當時屬于絕癥），因此陷入嚴重的焦慮，他在住院期間開始思考存在主義，從克爾凱戈爾和弗洛伊德的著作里真正了解了焦慮這個人類的基本議題；日本的森田正馬（Morita Masatake）自幼患有神經癥，最終創導了“森田療法（Morita Therapy）”；理情療法的創導者艾理斯（Albert Allis）年輕時也是一個神經癥患者……這些心理學家往往在個人經歷中飽受痛苦，而正是這些痛苦和掙扎，使他們更能理解來訪者的心理困境。他們曾是“患者”，又成為“治療師”，他們的成長經歷與心理學探索交織在一起，最終塑造了他們獨特的治療風格。

歐文·亞隆的魅力，在于他不僅僅是一個心理治療師，更是一個深刻洞察人性的思想者、小說家和敘事者。他的治療理念，超越了生物醫學模式，而觸及人類存在的本質。他的作品啟發了無數心理學家、治療師及普通讀者。

在心理咨詢的過程中，我們往往是“旅途伙伴”或“陪伴者”，陪伴來訪者走過他們生命中最艱難的一段路。正如亞隆所說，心理治療不僅僅是治療癥狀，而是幫助人們活得更加真實，更加完整。

近年來，存在主義心理治療在全球范圍內繼續發展。2015年，德意珍（Emmy van Deurzen）與當今世界一批存在主義治療師在英國倫敦發起了世界存在治療大會（World Congress of Existential Therapy），這個會議在世界各地舉辦，到2026年將在美國舉辦第四屆大會，霍夫曼（Louis Hoffman）為承辦此屆大會的主席。2023年，德意珍又在希臘舉辦的第三屆大會期間，發起了一個存在運動（Existential Movement），意在推動存在思想與治療。在最近舉辦的大會上還向兩位心理學家頒發了“蘇格拉底智慧獎”，得獎者為歐文·亞隆和王載寶（Paul T.P. Wong）。后者是一位加拿大的華人心理學家，他將弗蘭克爾的意義療法與積極心理學結合，發展出一套以意義為中心的治療方法。

學人：《治愈黑暗》一書提到了工作坊（workshop）的概念，它是一種協同探索，平等求知的工作模式，雖然很多學科早就有工作坊，但心理學似乎是唯一一種視工作坊作為日常作業形式而非僅僅學者討論的知識領域。作為心理學家和從業咨詢師，您可以向大家介紹一下“工作坊”的形式，功能和意義嗎？

王學富：工作坊是一種非常有效的心理咨詢方式。我進入心理學領域之后，比較幸運地接觸了幾種不同的咨詢形式，比如熱線咨詢——通過電話和人交談；個體面談——一對一的深度對話；還有工作坊模式的心理治療。心理咨詢領域發展出這種模式非常重要，不同的心理學派雖然采用的方式有所不同，但它們在本質上有很多共同點。

比如，人本主義心理學的奠基人之一、當事人中心療法的創始人羅杰斯，他最早的工作坊模式被稱為“相遇小組”（Encounter Group），也叫“會心小組”。羅杰斯本人最初曾在紐約協和神學院學習，那是一個自由派的神學院，崇尚思想自由。他在那里參加了一個“無領導者小組”，這個小組沒有固定的權威角色，所有人彼此平等，沒有教授與學生的區別，也沒有身份等級高低之分，大家都可以自由表達，暢談自己的觀點，不受評判。這段經歷對他提出“當事人中心療法”影響很大，即一種“非指導性、非權威性、非專家性”的心理治療模式。

榮格（Carl Jung）來到羅杰斯的工作坊

羅杰斯認為，每個人都有內在智慧（他稱為“機體智慧”），只要在適宜的環境下，這種智慧就會自然而然地展現出來。心理治療的核心在于創造一個充滿接納與共情的環境，讓個體能夠真實地呈現自己。他主張治療師要具備“同理心”、“無條件積極關注”和“真誠”這三大基本態度，不去強行引導來訪者，而是傾聽、回應，并允許對方自己去整理和理解自己的問題。他甚至在咨詢過程中刻意避免使用“你是對的”這樣的表述，因為這可能會讓來訪者不自覺地放棄自己的想法，轉而依賴治療師的判斷。他的這種做法曾受到一些人的置疑，甚至有記者戲稱他為“哼哈大師”，因為他常常只是對來訪者的話做出感受性的重述，不做直接評價和指導。但實際上，這是他特意避免干擾個體成長的一種策略。

在我們的社會中，人們從小到大都不斷地被評判、被要求、被教導該如何思考、如何表達，甚至如何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個體逐漸失去了對自身內在智慧的信任，變得習慣于服從外在的評價和標準，而不是遵循自己的真實感受。久而久之，這種條件化的要求給人造成了壓抑，使人發展出一種偽裝的生存策略，人們戴上了“面具”，學會了迎合外界期待，卻無法活出真正的自己。因此，羅杰斯認為，心理治療的過程就是幫助個體從“面具”后面走出來，重新找回并活出他真實的自我。

我自己在工作坊的實踐中，也深刻體會到團體互動的力量。一個人如果長期活在自己從早年開始形成的心理模式里，很容易陷入思維慣性和情緒困境，但當他進入一個團體，與他人交流、傾聽不同的視角時，就可能產生深刻的觸動。團體動力的作用就在于此，它可以讓個體在互動中覺察自己的盲點，獲得新的認知和體驗。比如，一個人可能因為童年的創傷而長期對某種事物產生恐懼，但在團體中，當他看到別人對相同事物的不同態度時，可能會逐漸意識到自己的恐懼并非必然的，而是一種被塑造出來的反應。這樣的體驗，有時候比單純的個體咨詢更具有沖擊力和療愈作用。

團體還提供了一種歸屬感和連接感。很多時候，人在痛苦中最難承受的并不是具體的困難，而是那種“全世界只有我一個人在經歷這些”的孤獨感。而在團體中，當個體聽到別人分享相似的經歷，甚至是更艱難的遭遇，并看到他們如何應對和成長，就會產生共鳴，從而獲得力量。

除了情感支持，團體還可以提供文化層面的反思。例如在族譜圖與文化分析的主題工作坊中，我常常帶領學員回溯自己的家庭文化，探索原生家庭如何塑造了他們的心理模式。有時候，一個人之所以在成長過程中感受到各種限制和壓抑，往往并不是因為他自身的問題，而是因為他所處的家庭文化為他設定了一道無形的“天花板”。比如，有些孩子天資聰慧，本來擁有巨大的潛能，但他們的家庭文化卻過于強調服從、克制、隱忍，導致他們不敢充分展現自己，最終把自己禁錮在無形的枷鎖中。而另一些孩子，看似普通，但他們的家庭文化鼓勵探索、支持個性發展，于是他們能夠不斷突破自我，實現更高層次的成長。

在這樣的分析過程中，我會請學員繪制“族譜圖”，通過圖示化的方式梳理家庭文化的影響，幫助他們更清晰地看到自己身上的文化印記。很多時候，我們以為自己的性格、習慣、選擇是“自然而然”的，但深入探索后才發現，這些東西實際上都受到了原生家庭文化的深遠影響。通過這樣的文化分析，我們不僅能更好地理解自己，也能更有意識地去突破家庭文化帶來的局限性，充分使用家庭里豐富的文化資源，讓自己的生命發展得更加自由和完整。

弗洛伊德的家譜圖

在我多年的工作中，我見過很多天賦極高、才華橫溢的人，在成年之后被心理困擾拖入深淵。他們小時候可能是“別人家的孩子”，在學業上出類拔萃，在行為上乖巧懂事，但正是因為長期迎合外界期待，他們漸漸喪失了自我，無法真正傾聽自己內心的需求。當他們進入社會，面對復雜的現實世界時，他們內在長期積累的壓抑和恐懼開始爆發，最終導致心理問題的出現。這就是為什么在心理學咨詢中，我們常有一個深切的關注：“孩子，你這么好，那你的內心該有多深的恐懼和委屈啊？”那些過度“聽話”的孩子，往往是在用順從和優秀來換取外界的認可，而這種模式一旦形成，就很難改變，甚至會影響他們的一生。

因此，在工作坊的過程中，我經常強調要讓個體看到自己內在的真實需求，而不是一味地迎合外界的標準。我會邀請學員回顧自己的成長經歷，重新思考：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哪些部分是他們真正想要的，哪些部分是為了滿足父母、老師、社會的期待而做出的妥協？這樣的探索，往往能夠幫助他們找回自我，并逐步擺脫那些限制他們發展的文化框架。

工作坊的魅力就在于此。它不僅僅是一個心理咨詢的工具，更是一種文化分析的方法，一種幫助人們打破內在束縛、重塑自我的探索方式。在工作坊中，我們既是傾聽者，也是表達者；既是觀察者，也是參與者。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不僅了解了自己，也理解了別人，從而在更深的層次上，體驗到人與人之間真實的連接。

我一直很熱愛并推崇工作坊這種方式。它不僅是一種心理學技術，更是一種文化探索的旅程，一種讓個體能夠真正成為自己的途徑。

學人：在您剛才的分享中，我們聊到了《治愈黑暗》這本書的作者亞歷克斯·萊利（Alex Riley），萊利本人有抑郁癥病史，他在書中記錄了自己接受心理咨詢和治療的經歷。中國有句俗話叫“久病成良醫”，歷史上也有不少名醫，他們小時候因家庭遭遇疾病變故，最終走上行醫之路。抑郁癥作為一種心理疾病，與個人成長、家庭環境、文化氛圍密切相關。在書中，萊利一邊描述自己的治療過程，一邊回顧人類對抑郁癥的認知史，以及治療方法的演進。能否向我們介紹一下他的背景、他的寫作方式，以及他在書中呈現的抑郁癥治療史？

王學富：這本書確實值得一讀，它不僅是一本關于抑郁癥的研究著作，更是一部帶有深刻個體體驗的自述。萊利本身是一位抑郁癥患者，因此他的寫作帶有極強的個人色彩，與傳統的學術著作不同，它不只是冷靜客觀的概述，更有夾雜著痛苦、掙扎、反思和突破的記錄。這種結合個人經驗與學術研究的寫作方式，使得這本書更加生動，也更容易引起共鳴。

《治愈黑暗》[英]亞歷克斯·萊利（Alex Riley）著

龍東麗譯 上海文藝出版社

這也是為什么存在主義著作常常能夠打動人——它們不僅僅是在闡述一種理論體系，而是帶有真實的人生體驗。在心理咨詢中，我們作為治療師，并不僅僅是向來訪者提供理論框架，有時也會適當地分享自身經歷，以便讓對方感受到共鳴和理解。例如，當咨詢師對來訪者說：“如果我處在你的境況里，我的情況可能會更糟。”這樣的個人化表達，往往比純粹的理論更能觸動對方。萊利的書正是如此——它既是一本關于抑郁癥及其治療的知識性書籍，同時也是一部個人經歷的真誠展現。

萊利的寫作方式也很獨特，他以一種近似傳記的手法，講述了西方精神治療的發展史。他不僅關注各個理論流派的觀點，還深入探討了這些理論背后的具體人物及其生活經歷。他的寫作風格生動，往往通過具體的歷史事件或個人故事來展現精神病學的演進。他的敘述方式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被稱為“現象學式的呈現”——即不站在某個學派的立場做評判，而是盡可能多角度地展現各個理論的形成脈絡，使讀者能夠更直觀地理解精神病學的歷史發展。

萊利的書提供了一個非常有價值的視角，那就是——抑郁癥的發生并非完全由生物學決定，而是受多種因素的影響。在過去，西方精神病學普遍認為心理疾病的成因來自遺傳，比如基因決定論認為，如果一個人的直系親屬患有抑郁癥，那么這個人罹患抑郁的風險就會大幅上升。近年來，這種觀念也影響到了中國。然而，萊利本人并不完全認同這種簡單的遺傳決定論。他在書中提到，自己的家族三代人都患有抑郁癥——外婆、母親和他本人，這讓他對遺傳產生了恐懼，甚至一度害怕結婚生子，擔心抑郁癥會繼續遺傳下去。

但隨著對精神治療和心理治療的深入研究，萊利意識到，抑郁癥的發生不僅僅與遺傳因素相關，生活方式、成長環境、文化氛圍以及個人選擇同樣起著重要作用。他特別提到，自己的母親長期深受抑郁癥折磨，常常凌晨三點在樓梯上來回踱步，反復念叨“死了算了”，而這些行為深深刻印在了他的童年記憶中。這種家庭環境所傳遞的不僅僅是抑郁癥本身，還有對生活的消極態度、對未來的絕望感、對自我的負面認知。

萊利的外婆去世以后，萊利的母親陷入了持續的悲傷，常對他說：“你很像你的外婆。”這句話不僅指外貌和興趣愛好，也是一種無形的心理暗示，使萊利潛移默化地接受了在抑郁癥狀上“我注定會和外婆一樣”的觀念。這種觀念使得他在面對人生困境時，更容易陷入消極情緒，而不是主動尋求改變。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抑郁癥是“遺傳”下來的，而要看到它在家庭文化中的滲透。

萊利在書中用“野蠻生長”來形容抑郁癥的家族式傳播。他認為，抑郁癥不僅僅是一個人的疾病，而是一種長期存在于家庭氛圍中的文化現象。在他的家庭里，抑郁癥的影響滲透到了方方面面——母親在家中長時間流露的抑郁情緒、她的行為方式、她的思維模式，甚至她在樓梯上徘徊的畫面，這些都深深刻印在萊利的記憶中。這些文化性的影響，可能比單純的基因遺傳更加顯著。所謂基因，也是通過文化形式表達出來。

萊利的這本書還有一個重要的貢獻，那就是他不僅探討了抑郁癥的成因，還介紹了多種治療方式。他自己曾接受過精神分析、認知行為治療（CBT）、正念冥想、人際關系治療（IPT）等多種干預手段，并嘗試通過調整生活方式來改善自己的狀況。他特別強調，在當今社會，抑郁癥的治療手段已經比過去豐富得多，這給患者提供了更多的選擇和希望。

與許多心理學家不同，萊利并不是一名治療師，而是一位古生物學者和抑郁癥患者和研究者。他的研究和寫作更多是基于個人的探索，而不是基于臨床實踐。因此，他的書雖然對抑郁癥的認識提供了很深的啟發，但他本身并不屬于“久病成醫”類型的治療師（也許后來會走上專業治療之路）。相比之下，像歐文·亞隆、阿爾伯特·艾利斯、森田正馬、榮格這些人，他們不僅經歷了個人的心理困境，而且在經歷治療后，最終成為了杰出的心理治療師。萊利雖然不屬于這個行列，但他的書仍然為抑郁癥患者、精神科醫師、心理治療師以及對心理學感興趣的讀者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視角和思考。

萊利在書中談到，他在接受治療的過程中，逐漸減少了抗抑郁藥的使用，并開始探索其他治療方式，比如正念冥想、心理咨詢、閱讀、寫作等。他強調，抑郁癥的治療不應局限于藥物，而應該結合心理干預、生活方式調整等多種手段，以幫助患者真正走出困境。

總的來說，萊利的書展現了一種更綜合、更開放的抑郁癥認知方式和治療前景。他既承認遺傳因素的重要性，但又不陷入生物決定論；他既看到藥物治療的價值，但又不忽略心理和文化因素的影響。這種綜合的視角，使得他的書對抑郁癥患者、精神病學、心理學研究者來說，都具有極高的參考價值。

因為我并不是精神科醫生，所以我對癥狀的理解和精神科醫生的理解方式是有所不同的。精神科醫生的研究和治療路徑主要是科學與生物取向的，他們的診療模式通常包括診斷、用藥、住院，探究癥狀的生物學根源，嘗試通過藥物、生物刺激甚至手術等方式進行干預。他們的治療和研究重點是如何發現一個癥狀，并找到解決它的方法。

而我對心理異常關注的路徑則更偏向文化、存在、人本主義，我將生命視為一個整體，而不僅僅是大腦、血清素、神經遞質、血液成分等生物層面的載體。精神醫學的取向往往專注于這些生理層面的因素，比如血清素水平、神經傳遞物質的變化、甚至手術干預，如前額葉白質切除術、腦部刺激療法等。他們的思維模式更接近于科學實驗，希望能在癥狀背后找到一種精準的生理機制，并通過物理手段加以調整。但我所關注的，是人作為文化存在、心理存在、情感存在、關系存在的多重需求，包括靈性或超越性的精神追求，以及人如何在意義中安身立命。然而，在精神醫學的研究范疇里，這些內容往往被排除在外。

前額葉切除術示意圖

大概可以說，精神科醫生是一群科學家，他們的研究和治療對象是生物學意義上的“人”。我曾以為弗洛伊德的研究范疇涉及潛意識、文學，算是具有文化視角的心理學家，但后來意識到，他的核心仍然是科學家思維——他本質上是一個解剖學家、生物學家、醫生。他的精神分析采用的方法依舊帶有強烈的科學實驗與解剖學色彩。他對潛意識的理解，在根本是從生物學角度切入的，借用了文化（包括文學）的方式加以表述。因此，盡管精神分析常被認為是“浪漫的”，“不夠科學的”，甚至被科學界所質疑，但弗洛伊德本人其實一直是以科學家的思維方式在研究人類心理。他的思維方式，就像是解剖人的身體一樣，試圖將人的精神世界拆解、分類、系統化，成為一門科學，甚至成為一個教條化的體系。

相比之下，榮格則大為不同。他的研究超越了生物學框架，擴展到更廣闊的文化、心靈領域。他提出的“集體無意識”概念，涉及到原始宗教、神話、哲學、東西方思想等各種文化因素。正因如此，榮格、阿德勒等早期弗洛伊德的追隨者后來與弗洛伊德決裂。他們的分歧，本質上就是“科學-生物取向”（弗洛伊德）與“文化-存在取向”（榮格、阿德勒）之間的根本區別。

我曾讀到一個關于歐文·亞隆的故事，可以很好地說明這種分野。有一次，亞隆的導師——一位傳統精神病學家——看到亞隆在讀卡夫卡的《變形記》，出于好奇，他把這本書拿回去閱讀。幾天后，他把書還給亞隆，承認說他讀不懂：“這到底是在寫什么？”這話很能說明問題——在科學家眼里，卡夫卡的文學作品是毫無意義的，而在心理治療師、文學和文化研究者看來，它則充滿了對人類存在本質的探討。

榮格與弗洛伊德的分歧，正是這種路徑分化的經典案例。弗洛伊德強調生物本能，特別是“性”在潛意識中的主導作用，而榮格則認為，人類的精神世界遠不止于生物本能，包含文化、歷史、神話等多方面的影響。他提出的“原型”理論，便是試圖用跨文化的方式解釋人類精神。

弗洛伊德與阿德勒的分歧，也與此類似。阿德勒認為，人的最終動機不是弗洛伊德所說的“性本能”，而是“追求成就感”——即個體如何在社會中獲得自我實現、走向卓越，擺脫自卑。弗蘭克爾則提出了與弗洛伊德完全不同的看法，認為人的根本驅動力是“對意義的追尋”，而不僅僅是追求身體的快樂。他甚至直言：“動物才是單純追求快樂的，人類追求的是意義。”

阿德勒、弗蘭克爾、榮格的這些理論，實際上已經突破了精神病治療和原始精神分析的框架，轉向了文化、社會、人本主義、存在主義。而后來的沙利文、卡倫·霍尼等人，更是直接將精神分析發展成了社會文化學派的治療取向。他們認為，人的心理狀態不僅僅取決于生物本能，而是受到社會關系、文化結構、成長環境等因素的深刻影響。

通過閱讀《治愈黑暗》這本書，我對弗洛伊德的處境也有了更深的理解。他所面臨的挑戰，并不僅僅是來自外部科學界的質疑，更來自于他內部體系中的分裂。他與當時的克雷佩林、布洛伊勒等精神病學家有相似之處——他們都在追求科學化、實驗化的精神醫學。但與此同時，他的學派內部卻逐漸分化，一部分人認同他的生物取向，而另一部分人則走向了文化、社會、人本-存在主義的方向。

過去，我總覺得“潛意識”是一個無法精準定義的概念，似乎很難被歸入科學范疇。但現在我意識到，弗洛伊德本人其實一直是以科學家的方式在研究潛意識，他的思維邏輯并不是哲學性的，而是解剖學式的。他試圖拆解、歸類、探究其中基于的生物學的因素與本質。這就是為什么他的學說雖然充滿想象力，但在本質上仍然屬于科學范疇。當然，他也談到愛與工作等，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一些人文性質。

在這本書的閱讀過程中，我愈發清楚地看到，心理學領域一直存在兩條平行發展的路徑：

一條是生物-科學取向的路徑，試圖通過診斷、用藥、手術等方式來治療心理疾病；另一條是文化-存在取向的路徑，關注人的意義、情感、社會關系，試圖通過心理咨詢、對話、敘事、體驗等方式幫助人們理解自我、重構人生。這兩種路徑，至今仍然在心理問題的治療領域并行發展。

面對人類廣泛的心理異常問題，比較流行的治療模式是“綜合性”治療，即結合藥物治療與心理疏導。我不排斥藥物治療，尤其是針對某些類型的精神癥狀，以及心理癥狀的某咱特定情況，藥物確實能起到治療作用，但藥物本身并不是萬能的。

人類對心理異常的癥狀及治療一直都在探索之中，精神類藥物在過去曾造成過很多副作用，甚至帶來嚴重后果，后來也在不斷改進。比如幾十年前，用于治療精神分裂癥的藥物會導致患者長期服用后流口水、動作遲緩、甚至出現“手槍手”（即帕金森綜合征的癥狀），這便是藥物副作用的典型例子。《治愈黑暗》這本書里也提到弗洛伊德，他曾是可卡因的重要推廣者，在他的年代，可卡因被視為一種治療抑郁和焦慮的藥物。但后來發現，可卡因其實是一種高度成癮的麻醉劑，甚至成為毒品泛濫的重要根源。如今，美國正在嚴厲打擊芬太尼濫用問題，而芬太尼本身也是曾經的醫學藥物之一。這說明，藥物治療在精神醫學歷史上一直存在風險，它既可能被當作救命的良方，也可能成為災難的源頭。因此，對待藥物，我們需要謹慎。

學人：失眠是一個常見的例子，許多人都有失眠的經歷，不管是年輕人還是老年人，都對失眠感到困擾。很多人對吃藥這件事也有顧慮，比如吃幾天停幾天，或者把一片藥掰成半片服用。精神方面的藥物治療在大眾認知里一直存在爭議，尤其是它與心理咨詢、社會支持之間的關系，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王學富：提到失眠，我也有自己的理解和方法。當然，有些人的失眠確實與生理疾病相關，比如內分泌失調、神經系統疾病等。但很多時候，失眠其實是心理與生活狀態的反映。我曾接待過一個失眠長達19年的個案。他是個香港商人，在廈門做生意，長期依賴藥物才能入睡。他問我該怎么辦，我沒有直接讓他停藥，而是跟他探討睡眠是人類的自然需求，如同太陽東升西落，人類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這聽起來簡單，但它講的就是生命的自然規律。人類本能地在白天釋放能量，在夜晚補充能量。如果一個人長期失眠，說明他生命和生活的自然節律被打破了，而藥物只是一個非自然的干預手段，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只是在應付問題。

我對失眠的理解和治療理念，其實非常簡單：

首先，了解自己的生活狀態。比如年齡、退休還是在工作、是否有家人陪伴、是否有個人的興趣愛好，是否能從日常生活中獲得滿足感？是否有事可做？如果一個人退休了，整天無事可做，生活失去了意義，他的身體就會以失眠的方式向他“報警”。因此，在治療失眠問題上，我們需要探索失眠背后生活根源。

其次，面對未解的情緒。有些人可能有放不下的心結，比如童年創傷；也有人正遭遇生活事件的沖擊，如親人離世；或者過去的人生經歷在潛意識里留下過多的焦慮和不安全感。這些情緒如果長時間未被正視，也可能以失眠的方式表現出來。因此，治療失眠，需要探索情緒根源，讓我學會釋放內部累積的情緒。

還有一個心理上的根源，就是對失眠的恐懼。幾乎所有失眠者都對“失眠”本身產生恐懼，而這種恐懼反而加重了失眠，形成長期失眠。失眠者要擺脫失眠的困擾，需要克服對失眠的恐懼。

我對失眠還有一個基本的理解：失眠是被慣出來的。睡眠本來是一個自然成長的小孩，你越寵它，它越難伺候。人們害怕失眠，就容易當睡眠當小孩子一樣哄，一樣慣。比如小孩子不好好吃飯，家長就喂飯，越喂孩子越不好好吃飯。很多失眠的人，因為害怕失眠，就早早躺在床上，不停對自己說，“我要睡覺，我必須睡著”，越是這樣，越難入睡。我的建議是：如果睡不著，就索性不睡，去做點有意義的事，比如閱讀，寫作，或做些其他自己的喜歡的事，直到想睡時才睡。如果第二天因為昨晚失眠而精神不振，也不要在白天睡眠（不慣這個孩子），直到晚上再睡。如果還是睡不著，如法炮制。

睡眠是一種生物本能，人不可能永遠不睡，當身體能量消耗到一定程度，它自然會要求休息。失眠工人對睡眠時間有誤解，總覺得自己睡眠時間不夠。要知道，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八小時睡眠，有些人睡四五個小時就足夠了。特別是，如果一個人充分投身于生活，在白天足夠活躍，把能量釋放出去，晚上就會進入自然的休息狀態。

當然，失眠的成因復雜，個體差異很大，但有一個核心理念：睡眠是一種自然現象，失眠也是生命狀態的一種表達，而不是單純的生理疾病。在很多情況下，調整生活方式，理解自身情緒，用正確的態度和方式對待睡眠，就一定會解決失眠問題，這些比吃藥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