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一個有“千古第一才女”“中國古代最偉大女詩人”之稱的偉大女性，一個在時間的漫長流逝中越發迷人的存在。逝世近九百年后，我們對她的生命經歷越來越好奇，用她的詩詞去想象她，在少量的史料中辨認她，她的形象越模糊，對我們的吸引力卻越大。

一些資料顯示，李清照逝世于1155年5月12日，若以此推算，今天則是李清照逝世870周年紀念日，然而如《塵埃與靈光：李清照傳》的作者周文翰所說，“李清照生于何年仍有爭議，何年何日去世更是無人知曉，但有趣的是，網上一些文章卻列出了具體到月、日的李清照生日、忌日。”不止于此，事實上，關于這位傳奇才女的生命經驗，可以確知的內容其實不多。我們讀者，以及專業研究者，該如何面對這一現象？

“今天的作者面對她生平中的諸多殘缺、空白，應該基于史料讓李清照繼續保持沉默，還是基于想象讓李清照大聲說話？”從這個問題出發，傳記作者周文翰在本文為我們詳細講述了李清照生平的殘缺與空白處，以及我們該如何去認識乃至想象她。

《塵埃與靈光：李清照傳》，作者：周文翰，版本：中信出版社·無界 2025年3月

由于先后撰寫過蘇東坡、李清照的傳記，我自然知道宋人中數這兩位明星般的人物的傳記數量最多。有趣的是，絕大多數蘇東坡的傳記都是“評傳”，作者們往往一邊詳細追述蘇東坡的主要事跡、詩文，一邊不斷引用后世詩人、學者、史家的觀點評析蘇東坡同時代的政事、文壇。而絕大多數李清照的傳記都是“傳記小說”，作者們想象并動情地描述李清照的美貌，命名她的婢女、友人，虛構一系列以李清照為主角的故事、對話和心理描寫，以史學家的眼光判斷，這類“傳記小說”陳述的大部分細節并無史料支持，是作者自己的虛構和想象，從這個角度可以說，這些書并非“嚴肅傳記”，僅僅是“小說”。

我僅見過三四本基于史料研究撰寫的李清照嚴肅傳記：一類是“評傳”，較老的有已故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陳祖美女史所著《李清照評傳》，較新的有近年先后出版的郭瑞祥所著《李清照》、趙柏田所撰《如夢令：李清照傳》，這三部評傳的特點是一邊敘述李清照的生平事跡，一邊作者出場評議史事、人物、詩文等；另一類就是我自己寫的《塵埃與靈光：李清照傳》，我稱之為“視覺傳記”，追求的是盡量從李清照的視角敘述她所見所聞的景觀，呈現她的成長之旅而不是議論其事、其人、其文、其時代，作者盡量不出場議論，把有關的史料分析、考證放在注釋中而不是在正文中。

導致蘇東坡、李清照傳記寫作整體面貌有重大差別的原因，與史料多寡有關。就兩人留下的詩文數量而言，蘇東坡的全集冊數甚多，留下的文章有四千多篇，詩有兩千多首，詞有三百多首，而李清照的詩、詞、文絕大多數都已佚失，殘留至今的可信詩、詞、文加起來不足百首（篇），其全集或是一冊，或分成薄薄兩冊，不看注解的話一天就能讀完。

《李清照全集》，作者：李清照，編著：柯寶成，版本：崇文書局 2015年8月

就同時代人對兩人的記述而言，蘇東坡是北宋神宗后期至徽宗初期近三十年間的第一名士，同時代人對蘇翁的事跡、言論、詩文有許多記述，而李清照一生為閨閣女子，既無法如士人那樣求學、出仕，也沒有帝后那樣的貴族身份，故而時人對其的記述屈指可數。史料太多，讓寫蘇東坡的傳記作者焦慮的往往是刪除多少枝蔓，而史料太少，導致寫李清照的嚴肅傳記的作者常有“無米作炊”之感，往往只能靠評詩詞、論時事來填充字數。在這種局限下，作者們難免生出一個念頭：與其勉強寫湊字數的評傳，還不如寫作小說，以若干想象的情節來虛構出一種“李清照可能的完整人生”。

史料的殘缺意味著我們無從知曉歷史上發生過的“真實的、完整的李清照人生”。打個比喻，如果李清照的完整人生是一部九十分鐘的膠片電影的話，今天的人只見到了遭遇火災之后殘留的局部：一整盤完整的膠片已被燒斷，大多數膠片徹底燒成了灰燼，只殘存了幾十截依稀可辨的短片，有一截修復之后能放映幾分鐘，其他幾十截修復之后只能放映幾秒或十幾秒，所有殘片加起來也只能放映十分鐘。記住，不是連續的十分鐘，而是情節斷裂的十分鐘。

宋·李嵩《觀燈圖》。

歧異和空白之間的李清照殘片

這就是現實，今天的作家、史學研究者、讀者都無從知曉真實的李清照經歷的一生、創作的全部詩文的“全貌”，20世紀以來的李清照研究者手捧著這幾十截可憐的殘片，其中最重要的一截殘片叫《金石錄后序》，試圖據此推論李清照的一生，并且基于對殘片中若干文句的理解不同、對殘片應歸屬李清照人生的哪個時期的推測不同，導致不同的研究者對李清照人生的若干關鍵因素爭論不休，比如：

她的生年是元豐四年（1081年）還是元豐六年（1083年）或元豐七年（1084年）？元豐七年是目前學界比較主流的意見，但是元豐四年說、元豐六年說也有重量級學者主張，如民國時胡適的《詞選》附錄《李清照小傳》即認為李清照生于元豐四年，畢寶魁先生的《李清照生年新說》《李清照生年新說補證》兩文更是細致地論證李清照生于元豐四年，我的《塵埃與靈光：李清照傳》即采用畢寶魁先生的這一觀點。

她在《金石錄后序》中自述十八歲遭遇的“憂患得失”指什么事件？按照李清照生于元豐七年說，則其十八歲時為建中靖國元年，遭遇的事件是與趙明誠結婚。問題是，無論古今，結婚乃是喜事，何以要用“憂患得失”形容？畢寶魁先生提出新解，認為李清照生于元豐四年，十八歲時為紹圣五年（1098年），遭遇的“憂患得失”是李格非被貶為廣信軍通判、王珪諸子（畢寶魁認為是李清照之舅，即他認為李清照生母為王珪長女）被免官閑居兩事。但是我在所撰傳記中提出，李清照這一年遭遇的憂患得失應是其母（王拱辰長孫女，至于其是李清照生母還是繼母并無確切史料可資論證）逝世一事。這件事對李清照的人生有兩大影響，其一是《宋史》記載這位王拱辰的孫女“亦善文”，對少女時代的李清照的文學愛好、心理等應有重大影響，而其故去讓她第一次感受到失去親人之悲；其二是按照當時的禮俗，子女要為亡母守孝25個月或27個月，為此其婚期要推遲近三年，這也解釋了為何李清照于二十一歲時才與趙明誠結婚，女子二十一歲成婚在當時來說已稍晚了。

李清照殘留詩詞的編年、寫作動機和主題解讀。傳統的李清照詩詞的研究者傾向于把這些詩詞看作李清照對自我真實經歷的敘述，并根據這些詩詞的用語特點、情緒的歡快還是悲傷等與她的早年、中年、晚年經歷一一對應。這種“自傳說”受到《才女之累》的作者艾朗諾的強烈質疑，他認為詞的寫作模式之一是“代言體”，是作者模擬歌姬的身份、情態書寫的，并不一定是真實的個人經歷。當然，也可以猜測，一位詞作者完全可能是在閱讀中受到前人詞作的影響創作了一首模擬之作，也有可能是為了與心目中的競爭對手比拼才華虛構了一首作品，即一個作者寫一位女子在園林中的情態，并不一定是她親眼看到了園林中女子的活動或者就是寫自己在園林中的活動的經歷，很可能是，她僅僅看到了一首寫女子在園林中活動的詩詞，于是憑想象寫了一首這一主題的詩詞。我認同艾朗諾的觀點，在書中把李清照的部分詩詞視為她與蘇東坡、黃庭堅、晁補之、張耒進行文學競賽、比拼才華的“虛構創作”。

對上述以《金石錄后序》為核心的史料記載的文字指向的認識不同，導致研究者對李清照人生的若干關鍵事件、作品背景各有推測，但是至少，這些史料記錄了一些信息，可以據以描述李清照人生的某些片段。

北宋·蘇漢臣（傳）《仕女對鏡圖》（局部）。

但還有一些對理解李清照的人生或形象至關重要的因素完全是“空白”，沒有任何可信的史料幫助研究者立論，我個人覺得重要的“空白”包括：

她的相貌是空白。李清照自己、同時代人都沒有提及過她的相貌，一些作者試圖以《醉花陰》中的“人比黃花瘦”、《鳳凰臺上憶吹簫》中的“新來瘦”之類詞句判斷李清照的相貌，問題是，這類詞可以是對代言角色的虛構，可以是比喻，也就是說，嚴格來說誰也不知道李清照的相貌特征。

她在建炎三年二月五日丈夫趙明誠逃離江寧府知府官署那一晚的言行是空白。史書《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只記載了她的丈夫當晚聽聞兵變消息后匆匆逃跑并在隨后被免職的信息，沒有任何史料提及李清照在這一晚做了什么，說了什么。她規勸丈夫下令平叛卻遭拒絕？她慫恿丈夫一起逃跑？還是默默無語收拾細軟？驚慌還是悲哀？

她在五十二歲那年決定再嫁張汝舟的真實動機也幾乎是空白。李清照自己的《投內翰綦公崇禮啟》（一作《投翰林學士綦崇禮啟》）和李心傳的《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只簡要提及她再婚、離婚、張汝舟被判刑之事，她在信札中用古典暗示自己是在病后受蒙騙才再嫁張汝舟的，對方是為了謀財，但這僅僅是她事后的解釋，并沒有人知道她當初決定再嫁的主要動機：是之前逃難路上一路勞累、遭遇偷盜讓她急于找個庇護者？是她的弟弟經濟困難，想甩掉她這個包袱？是她受不了弟媳的抱怨？還是張汝舟本身有何特點吸引了李清照？

她的享年是空白。陸游《渭南文集》卷三十五《夫人孫氏墓志銘》記述其表兄弟孫綜之女孫氏十多歲時的一則趣事：“夫人幼有淑質，故趙建康明誠之配李氏，以文辭名家，欲以其學傳夫人，時夫人始十余歲，謝不可，曰‘才藻非女子事也’。”孫氏是陸游的表侄女，卒于紹熙四年（1193年），享年五十三，則其生于紹興十一年（1141年），她遇見李清照應在紹興二十一年或稍后。但在紹興二十一年之后，李清照到底又活了多少年并沒有任何記載，也就是說，她的逝世年月日、地點都不明。

她晚年的依托是空白。沒有人知道李清照晚年的經濟狀況到底是窮困或是小康？到底是繼續生活在杭州還是搬遷到紹興之類其他城市生活？無人知道她最后的歲月是依托她的弟弟還是其他親戚生活。

她的佚失詩作是一大空白。由于流傳下來的詞作較多，今人多把李清照視為詞人，實際上，李清照早年以擅詩出名，南宋初朱弁在《風月堂詩話》中記載李清照乃“趙明誠妻，李格非女也，善屬文，于詩尤工，晁無咎多對士大夫稱之”。張耒后來也在所撰李格非墓志文中特別提及“長女能詩，嫁趙明誠”，可見晁無咎、張耒稱贊的主要是她的詩，詩在當時文化生態中的地位高于詞，表達范圍也更廣大，可惜，李清照的詩作大多佚失，堪稱研究李清照創作、生平的大遺憾。

我一一列舉以上諸家對殘存的極少數有關李清照的史料的解讀之分歧，以及生平信息殘缺導致的李清照人生中的那些關鍵性空白，這是向讀者坦白，盡管我寫了一本自認為依托史料分析的嚴肅傳記，但從嚴格的史學角度判斷，面對這些空白、殘缺涉及的事件，我要么保持沉默——忽略不寫此事，要么就只能提供一個又一個猜測——是猜測而不是確證。任何一本李清照嚴肅傳記的作者最終只能承認，我們對“真實的完整的李清照人生”所知不多。

在寫作《塵埃與靈光：李清照傳》時，這些醒目的殘缺、空白讓我焦慮了許久，我意識到嚴格基于史料寫作一本李清照傳，最好的結果就是對李清照人生中的那一小部分殘片涉及的爭議作出新的解讀、推理，讓模糊之處稍微清晰一些，或對其部分詩詞的指向作出新的索解，在個別知識點有所創新，可是總體上，史料的限制導致今人所知的李清照的人生存在太多的缺環、空白，意味著無論我如何努力，都無法建構出一個完整、動人的李清照的人生，無法塑造出一個完整的人物。

為了嘗試讓書中的李清照形象稍微“立體”一些，我甚至打破自己在從前的人物傳記寫作中相當堅持的兩大原則，“作者盡量不出場評論、作者盡量不揣測傳主的心理活動”，在傳記的最后一章描述李清照晚年至死亡的部分，寫了幾頁貌似她的內心獨白的文字。我之前曾在首都圖書館的講座中向讀者們坦白：寫這部分“揣測式心理活動”讓我幾經糾結，幾乎視為自己寫作履歷中的“污點”，可是，如果沒有這些“揣測”，如果完全尊重史料寫的話，我寫的傳記的結尾應該是這樣的：

“約在紹興二十一年或其后數年與十多歲的小女孩孫氏（陸游的表侄女）對話之后，再無人記載李清照的晚年行跡，她住在哪里、死在何時、埋在哪處都沒有任何信息。”

一本人物傳記如果以這樣的文字結尾，會顯得有點兒可笑，讀者或許會質問：既然你對她的一生中何時死亡這樣的重大事件也一無所知，你為何要寫一本叫“傳記”的書？為什么不給這本書起名“李清照側寫”？

殘缺讓想象變得更主動

有趣的是，恰恰是在有關李清照的原始史料稀少、以及人生履歷相對其原始人生有著大量殘缺、空白的狀況下，當代出現了十多部李清照的“傳記小說”，就數量而言與蘇軾的傳記數量幾乎不相上下。這一現實或許提醒我們，今天有許多人如此渴望認識“李清照的完整人生”，讀者的渴望不僅僅指向九百年前的李清照本體，還映射了眾多讀者在當下的心理需求——李清照被視為女性主義文學的代表人物或古代的女性文化英雄，她必須符合今天的作者、讀者的心理想象——比如，她必須是個主動的“大女主”；比如，她必須符合“才貌雙全”模式——幾乎所有的李清照傳記、文章配圖上的李清照都是優雅而美麗的。

這似乎證明，殘缺、空白使得想象——這和虛構是一體兩面——成為必要，而如此多的殘缺、空白讓想象得以更自由地馳騁。傳記小說作者、微信公眾號的作者們在想象中賦予李清照在日常生活中更多的主動性，賦予她的親友、仆從以姓名，賦予她再嫁的張汝舟以心理活動，甚至有的作者把張汝舟設想成為一個比李清照年輕許多的士人，覺得這是一個“大女主”和“小鮮肉”的故事——實際上，張汝舟是根據特奏名制度獲得任官資格的，即便他對自己參加科考的次數略有虛報，其年齡也應在五十歲左右，與時年五十二歲的李清照年紀相當。

這些傳記小說的作者貌似在想象一個古人，可是這些想象、虛構其實也是對今天的社會現實、心理期待的某種曲折的投射，不管是讀者還是作者，是基于今天的某些社會觀念去想象九百年前的李清照的人生和相貌的。

我并不打算以“毫無史料支撐的虛構”這樣的觀點輕易否定這些想象。恰恰相反，盡管我個人不喜歡這類傳記小說中過分華麗的辭藻、夸張的比喻、鬧劇化的情節，可是我承認，這類“傳記小說”作者們制造的“想象的李清照的完整人生”在某種程度上更有魅力，更能激起讀者內心的漣漪，每一部這樣的小說都在塑造“更完美更完整的李清照形象”，它們一起塑造了“完美并完整的李清照之重影”，讓李清照這個名字有了某種活力、魅力。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我基于史料分析寫作的《塵埃與靈光：李清照傳》缺乏這種魅力，因為我只能對那些“殘缺”提供一些有限度的猜測，只能對那些“空白”保持沉默——比如對建炎三年二月五日趙明誠從江寧府知府官署逃離的那一晚李清照的言行舉止，我沒有寫任何一個字。這樣的寫作原則導致我書中的李清照形象有些支離破碎，是個沒有完整的成長歷程、沒有鮮明性格的人物，我在前言、后記中老實承認自己寫的只是李清照的一個側影——因為現有的史料只能呈現李清照的側影或者說殘影。

北宋·王詵（傳）《繡櫳曉鏡圖》。

就此，我抵達了這篇文章的最終疑問：“史料”和“想象”哪個更重要？基于史料推測建構的“李清照側影”和基于想象塑造的“更鮮明的李清照形象”哪個“更真實”？是基于史料讓李清照繼續“保持沉默”還是基于想象讓李清照大聲說話？或者，對一個讀者來說哪個“更真切”？哪個更能引起當代大部分讀者的共情？每個作者、每個讀者可能各有看法。

在本文開頭部分，我說從史學的角度看“傳記小說”不算是“傳記”，這僅僅是對兩者就史料基礎、寫作風格作出區分，并不意味著我認為“傳記小說”在今天的文化生態中的地位就比“傳記”低，我也不認為這兩者是在激烈地爭奪同一群讀者的競爭關系。實際上，我覺得以文字形態存在的“傳記”的讀者群和“傳記小說”的讀者群是有很大區別的，兩者只有很少一部分讀者是重合的，而現在，它們都面對共同的競爭對手“短視頻話本”——三五分鐘或更短暫的AI影像加口播簡介。

以“史學”的方式推論的“李清照側影”、以“文學”的方式虛構的“李清照小說形象”甚或以繪畫、短視頻等形態存在的“李清照畫面形象”在今天共存，在我看來，每一個作者——不管側重史學的寫作方式、側重文學的寫作方式還是影像制作者——塑造的李清照的影像或形象都是平等的，這些“寫作行為”或者“制作行為”共同構成了今天的人所能讀到、看到的“李清照影像集”，這個“集”猶如在一個清澈的大湖泊中央漂浮著的發光鏡面體，每個讀者都懷著期待走到湖邊眺望這個發光鏡面體，從中辨認自己認可的那一個李清照，同時，湖面上既映射著那個發光鏡面體的影子，也映射著每個人的影子，眾多的影子在水波中蕩漾著，重疊或者交融。

作者/周文翰

編輯/張進

校對/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