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宋之際移民高麗的文人武士無論從規模還是質量上都達到了一個小高峰，見載于兩國史冊的相關人物事跡也相對較多。而這一高峰的出現，有著高麗和兩宋方面共同作用的結果。

南北宋兩朝外患不斷，四境不寧，造成大批政治難民，文人武士往往因避亂選擇移居高麗。
宋太祖 “杯酒釋兵權” 雖防止了宋初內亂，但矯枉過正，使得西夏、遼、金、蒙古等周邊少數民族政權相繼趁虛而入。

這樣的周邊形勢使兩宋始終處于外患踵至的境地，城池淪陷、官員被俘事件時有發生。特別是宋室南遷與南宋滅亡，產生大批政治難民。

他們中一部分以道學自任，思慕前朝而不可得，移民高麗等周邊國家便成為一種選擇。
由于道學一統觀念在當時遺民心中根深蒂固，國難當頭時，他們不愿在新朝為官，或殺身成仁、舍身取義，或隱居不仕，其中避亂至他國者亦不在少數。

整個宋朝對于定居高麗移民的態度是一貫的，即除去那些被高麗非法強制居留而不得返國者，宋朝一般不干涉移民的去留。

宋移民不但可以定居高麗，更可以在高麗自由經商、為官等。宋朝對本國臣民定居高麗的行為較為寬容。

不僅如此，高麗也很少強制干涉來投移民的去留，一般都能做到通情達理。

高麗雖喜歡留用宋人，但也不是一概而論，前來投化的宋人要通過考核方能任用，留居本國的宋人提出申請也準許返回本國。

正因有了雙邊政府的支持，才會有諸多兩宋文人武士定居高麗為官，甚至出使宋朝。

與此同時，宋也準許高麗人終身留居宋朝為官，高麗人在宋朝為官者亦不乏良臣。

宋與高麗之間的人員往來比較寬松自由，無論是宋人定居高麗，還是高麗人在宋朝為官，都不乏得到當時官方許可并被記錄史冊。

兩宋發達的海外貿易體系為文人武士移民高麗提供了許多便利，集中在東南沿海一帶的對外貿易港口，如浙江的明州、臺州、溫州，以及福建的泉州成為宋人移民高麗的主要出發地。

高麗使臣崔溥在《漂海錄》中說道：“宋時交通高麗，自明州 (今寧波) 浮海，明州即大江以南之地也”。

明州作為當時由宋入麗的重要港口，擔負著經濟文化和人員往來的多重使命。

宋與高麗之間的海上航路初期主要從山東半島的登州和萊州出發，抵達高麗首都開城，這是北方航線的主要道路。

后來，隨著全國經濟重心南移，東南沿海一帶與高麗的往來變得更為密切，南方航路開始成為主流，即從明州和泉州出發到開城。

《宋史?高麗傳》中就有關于自明州入高麗境內的記錄：“自明州定海遇便風，三日入洋，又五日抵墨山，入其境。

自墨山過島嶼，詰曲礁石間，舟行甚駛，七日至禮成江。江居兩山間，束以石峽，湍激而下，所謂急水門，最為險惡。

又三日抵岸，有館曰碧瀾亭，使人由此登陸，崎嶇山谷四十余里，乃其國都云。” 可見，若是順風而行，當時由海程抵達高麗只需八日即可。

北宋時期兩國交往雖曾因遼國的關系而一度中斷，但到宋仁宗實行 “聯麗抗遼” 政策后，兩國關系又和好如初。

同樣，南宋政權雖因金國之故而對高麗多有防備，但外交上依然保持聯系，民間往來更是一直非常活躍。

高麗光宗十三年 (962 年，宋建隆三年) 冬，高麗 “遣廣評侍郎李興祐等如宋，獻方物。” 宋太祖對此異常高興，對來訪的高麗使臣優待有加。

宋朝當時是欲圖仿效唐朝奠定的外交模式來與高麗往來的，不僅不將其視為外族，反而對其加以封賞和安撫，由此不難看出兩宋一貫以來在高麗問題上的一貫作風。

高麗國統治基礎比較薄弱，內亂頻繁，急需外來人才，為宋人移居高麗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

由于高麗政權是在世襲貴族與王室互相妥協的基礎上所建，而立國后的高麗世襲新貴又不同于新羅時期的舊貴族。

他們通過創立諸如田柴科與科舉制的辦法用以維護和保障本階層的利益，并以此手段達到牽制王權過度泛濫的目的，從而維持整個統治階級的特權地位。

這是高麗國政權不穩定的一個方面，豪族與武臣的武裝威脅則是另一個加劇內亂的重要原因。
豪族在立國之初基本完成了利益的瓜分與協調，但當他們利用蔭敘制把持官府職位、擴大私有土地時，便打破了世襲大家族之間的權力平衡。

在這種形勢下，貴族統治集團內部發生沖突成為必然。而具有武裝叛逆性質的沖突往往演變為武裝動亂，從而威脅王權的統治。

另外，高麗效仿宋朝所制定的 “文尊武卑” 的策略，又引起了武人階層的強烈不滿。

武臣不僅在政治上品級低于文臣，而且在經濟上待遇也較低，甚至原則上應當由武臣擔任的官職也讓給了文臣。

受這一政策的影響，常常使得許多心懷不滿的武將總是借機制造變亂，影響政局穩定。

豪族與武人的威脅迫使高麗最高統治者對這種來自政權內部的隱患加以防范，促使歷代欲圖有所作為的高麗王對此費盡心思。

他們在與豪族和武人的斗爭中逐步明白，起用外來移民往往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自己的焦慮。

因為宋移民中的文人武士，除了才干突出外，更被高麗王青睞的是他們在高麗沒有黨羽和根基，而且因受宋朝道學一統觀念影響，忠君思想特別濃厚。

同時，被委以重任常常使得這些有移民身份的臣屬抱有感恩和報效之心，進而使得他們能夠表現出高度的忠誠，甚至發揮一些不可替代的作用。

高麗仰慕華風，立國以來便非常崇尚宋朝的先進文化，并力圖通過與宋朝維持一種和諧關系來滿足它物質和文化層面的固定需求。由此，移居高麗的兩宋文人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高麗雖非地處中原，卻從來自視為 “小中華”，始終以 “以夏變夷” 為社會政治發展目標。
兩宋與高麗彼此的心理認同也相較于其他國家更為親近，可以說當時整個高麗社會有著一種較為積極的中國觀。

比如，高麗睿宗去世，宋欽宗親擬祭文，并發吊唁信。高麗學習中原文化的興趣非常濃厚，曾經自：“東方文物之盛，擬諸中華。”

而當契丹使臣王宗亮出訪高麗時，也對高麗效仿宋朝投以艷羨的目光：“今觀禮樂，一似中華，贊美不已。” 高麗朝在諸多方面表現出積極的中國觀。

高麗學習中原的先進文化并非偶爾為之，是上升到國家層面的一種慣例與傳統。

無論在兩國往來的文書中，還是實際外交活動中，高麗仰慕華風的心態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都表現得特別明顯。

新羅時期，唐人移居朝鮮半島便已常見，而唐移民在隨后的高麗朝獲得較高的地位與聲譽，這也有利于吸引宋人移民高麗。

高麗王建接替新羅政權，不是直接通過武力推翻的方式，而以一種拱衛新羅王室的衛道者形象出現。

因此，高麗對于許多新羅官員以及名物制度都是以一種較為平和穩定的方式繼承下來。

譬如，許多原本由唐移居新羅并為官的移民在高麗朝依然被委以重任，甚至世代為官。

以南敏、白宇經、張貞弼為代表的一批自唐便開始移居新羅的華人，他們自身或其后代在朝鮮半島改朝換代后，并沒有受到負面影響，依然得到新朝的信賴和重用，以至 “代有偉人” 或 “圭組奕世”。

這種狀況得以產生，是與高麗朝接續新羅朝的善待移民的政策分不開。

綜上所述，雖然不同個體移民高麗的原委不盡相同，但從宏觀層面來說，兩宋文人武士移民高麗的行為并不是由偶然和隨機因素所導致的，當是兩國特定的歷史大背景所綜合催生的結果。

文|萌眼探世界
編輯|萌眼探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