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外話：

本文為知識庫“AI佛研資訊”的一項衍生成果。

我們在匯集《印度學佛教學研究》70年來一萬五千余篇論文的基礎上，運用ChatGPT的DeepResearch功能進行內容綜述，并對其進行修改、潤色。

實踐表明，AI在文獻綜述方面已具備相當程度的能力。不過，這一效果的前提是輸入資料須具備高度可靠性，并結合適當的人工校驗與調整。

內容摘要：

日本印度學仏教學會創刊于1951年，其會刊《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簡稱“印佛研”）自1952年以來發表了大量佛教學術論文。本研究綜述系統梳理了1952–2024年間該刊研究趨勢的變化、學者代際的更迭以及研究重點的演進，從中窺見日本佛教學者關注議題的變遷、方法論的演進以及學術生態的演化軌跡。

通過文獻計量和內容分析，本文揭示印佛研70余年的發展脈絡：早期側重經論考據和東西哲學對話，中期拓展出教團史、考古和地域佛教研究，近期則更加跨學科、國際化。綜述表明，不同時期關注議題各異——20世紀五六十年代聚焦印度佛教哲學與經典梵文考釋，七八十年代興起日藏漢佛教史和宗派教義研究，90年代以來現代佛教轉型與社會關聯議題嶄露頭角。

重要學者如鈴木大拙、中村元等引領奠基，后繼者承前啟后，各代學人研究取向呈現明顯特征差異。日本佛教學界在印佛研的平臺上逐步融入國際學術網絡，研究方法從傳統訓詁演進到計量、數字人文等新范式。

本文最后展望未來佛教學研究的發展方向，認為跨學科融合和跨文化視野將進一步推動該領域的創新。總體而言，《印度學佛教學研究》70年來對佛教學術的發展做出了卓越貢獻，為相關領域提供了豐富成果和經驗借鑒。

一

引言

《印度學佛教學研究》（Indogaku Bukkyōgaku Kenkyū）是日本佛教學界最具權威性的學術期刊之一，由日本印度學佛教學會于1952年創刊。該學會成立于1951年東京大學，旨在促進印度學與佛教學研究，是戰后日本人文領域規模最大的學術團體之一。作為其會刊，印佛研每年出版兩期，經嚴格的同行評審程序收錄會員最新成果。經過70余年發展，印佛研已累計刊載論文逾1.5萬篇。刊載內容涵蓋印度古代佛教哲學、經籍語文學、日本及東亞佛教史、考古文獻、宗派教義、近現代佛教等廣泛領域，反映了戰后至今佛教學研究的主要脈絡和前沿動態。

鑒于印佛研在佛教學術界的核心地位，系統回顧其歷年研究成果與趨勢，對于把握日本佛教學發展的全貌和未來方向具有重要意義。本文的目的在于梳理1952–2024年間印佛研所呈現的研究趨勢變化、主要學者與學派的變遷以及研究重點的演進，總結不同時期的關注議題及特點，并探討日本佛教學界與國際學界的互動與融合。通過這一綜述，可更清晰地認識印佛研在佛教研究史上的定位和貢獻。

現有關于日本佛教學研究史的討論多聚焦于明治維新以來學科奠基和戰后重建。例如，有學者對戰后日本的佛教學研究做過概括，指出1950年代日本佛教學會成立，標志佛教學科的復蘇。印佛研作為該學會會刊，自創刊起便承擔了發表研究、溝通學術的重任。

綜觀相關研究，可將戰后日本佛教學的發展劃分為若干階段：20世紀50–60年代為奠基期，學者們延續戰前東方學傳統，側重巴利語、梵語經典考訂和印度佛教哲理研究，同時嘗試將佛教思想與西方哲學對話；70–80年代為拓展期，日本本土各宗派思想史、中國藏傳佛教史等議題興起，研究方法上既保持文獻考證，又引入比較思想、社會史等視角；90年代以來至21世紀，則進入融合創新期，現代佛教現象、社會應用、跨學科方法開始涌現，國際合作明顯加強。日本學者池田英俊等人曾探討過近代佛教形成等問題，關注明治時期佛教革新與社會思潮。也有綜述指出，日本佛教學界逐漸重視運用計算機和數據庫等新技術——早在1989年印佛研就刊載了關于佛教學研究中計算機應用現狀的專題討論。

總體而言，已有研究為我們勾勒了戰后日本佛教學科的發展輪廓，但缺乏對印佛研具體內容的全面梳理。本文將基于印佛研歷年論文目錄與內容，對其研究趨勢做系統分析，以彌補這一學術空白。

二

研究趨勢分析

不同時期的歷史背景和學術思潮影響了印佛研上的研究重點演變，可大致分為以下階段：

1. 1950–60年代：重建與奠基

戰后百廢待興，日本學界迫切希望重振東方學與佛教學研究。印佛研創刊號即體現了這一訴求：既有鈴木大拙探討佛教與東西方哲學之關系，也有中村元評述當時世界印度學佛教研究新成果。這一時期論文多聚焦經典詮釋和佛教思想，比如對《法華經》《維摩經》等典籍流傳的考證、原始佛教教義的闡釋等。研究方法以傳統文獻考據和哲學闡發為主，強調梵漢巴利文獻的原典解讀。

由于東西方學術剛恢復交流，學者也特別關注比較哲學和文化交流議題，如探討佛教與西方哲學之“圓桌會議”、“東方與西方思想的對立與調和” 等。這反映了戰后初期日本佛教學者試圖將佛教放在全球思想對話中的努力。總的來說，50–60年代印佛研研究趨勢以印度佛教哲學和原典研究為中心，一方面延續日本近代佛教學的深厚考據傳統，另一方面開始融入國際學術的新觀點。

2. 1970–80年代：拓新與多元

隨著日本經濟騰飛和學術環境寬松，佛教學研究在70–80年代進入拓新階段。這時期印佛研上主題明顯更加多元化。從地理范圍看，對中國、韓國、西藏等地佛教的研究增多，如1974年有論文介紹韓國佛教的特質；1977年古田紹欽考察中世禪林中女性的入信情況，關注社會史視角下的宗教實踐。又如1978年宇治谷祐顕發表了關于印尼爪哇佛教遺跡婆羅浮屠的考察，表明日本學者已重返海外考古現場。

學科領域方面，此期日本傳統宗派教義研究興盛，眾多論文探討凈土、真言、禪宗等教義史和重要祖師思想。例如真宗研究者密集發表有關親鸞思想的論文，從信仰心理結構到教理體系都有探討。同時，對印度大乘典籍和論書的哲學分析也在深化，如Nagao Gadjin等學者對中觀、瑜伽行派思想的系列研究。值得一提的是，80年代日本佛教學界開始反思傳統理論，例如提出“批判佛教”（Hihan Bukkyō）運動的學者在印佛研上質疑如來藏思想，為學界帶來思想震動。這反映出學術思想上的多樣化和批判性增強。

方法論上，除文獻學外，比較宗教學、社會學方法有所運用，一些論文嘗試從心理學角度研究禪修和悟境。1989年印佛研更刊載專門討論計算機技術在佛教學研究中應用的圓桌會議記錄，顯示出對新技術的敏銳關注。總體而言，70–80年代印佛研呈現出議題多元、學科交叉的趨勢，日本佛教學研究從印度本位擴展到整個東亞佛教圈，從經論詮釋拓展到宗教社會文化現象的研究。

3. 1990年代：反思與融合

進入90年代，日本佛教學者在保持傳統強項的同時，更加注重學科反思和理論融合。一方面，一些論文延續前期對近代佛教的探討，關注佛教現代化進程中的人物和思潮，如對明治時期僧人井上圓了佛教論的研究，以及佛教應對“肉食妻帯”改革的歷史考察。另一方面，學者開始將佛教與當代社會問題聯系起來研究。印佛研上出現了探討生命倫理和臨終關懷的文章：如1992年福田杲正分析了大腦死亡與器官移植相關人員的心理，并從佛教自然觀切入論述，田代俊孝同刊則討論了臨終患者的精神關懷與佛教的關系。這些選題反映了佛教學界對現代醫學倫理和社會關懷的介入。

在方法論上，跨學科融合更為明顯。心理學仍是熱門視角之一，毛利勝典1993年的論文將榮格心理學概念“人格面具”應用于親鸞思想研究。與此同時，日本學者與海外同行的聯系進一步加強，印佛研開始有更多英文論文和國際學者投稿。例如美國學者Paul Groner于2001年以英文發表文章，探討日蓮宗日具實道對小乘戒的看法。中國、韓國學者也逐漸參與，日本學界對東亞鄰國佛教的交流研究有所增加。可以說，90年代的印佛研體現出日本佛教學界在學術全球化背景下的調整：研究選題更貼近現實議題，理論上吸收心理學等新知，國際合作與交流頻繁，預示著21世紀更開放多元的研究格局。

4. 2000年代以來：國際化與創新

進入21世紀，印佛研繼續作為日本佛教學者發表成果的主要園地，同時展現出高度國際化和學術創新性。一方面，期刊的作者和讀者群日益全球化。國外學者及非日籍研究者的貢獻逐年增加，不少論文附有英文標題或摘要，甚至直接以英文撰寫。例如意大利學者左冠明 (Stefano Zacchetti) 就曾在印佛研發表關于安世高漢譯佛典的新發現研究。韓國、中國學者也通過該刊介紹東亞佛教研究的新成果，如2017年李泰昇從韓國視角評述日本近代佛教狀況。可以說，印佛研已成為東亞佛教學界對話的一個平臺。

另一方面，新資料與新方法驅動了一系列創新研究。大量未刊梵文、藏文、漢文佛教文獻的發現和研究成果刊載于此：例如關于新疆尼雅遺址出土佛教文獻的系列論文、對西藏古藏文寫本和敦煌文獻的考釋研究等，不勝枚舉。計量和數字人文方法也開始運用于傳統課題，2004年后藤義乗運用計算機計量分析來推定漢譯佛典譯者身份，開創了佛典譯經研究的新路徑。這些都體現出日本佛教學界順應數字時代的學術轉型。

此外，佛教與當代社會思想的結合亦更緊密。2004年城福雅伸探討了佛教與經濟倫理、企業倫理的關系，大田俊明同刊從超個人心理學視角重新審視日本真宗的“五重相傳”儀軌，體現出佛教學研究對經濟全球化和心理學的新回應。

總的來看，2000年代以來印佛研的研究趨勢可概括為：國際視野下的新資料發掘與傳統課題深化并重，跨學科的新理論新技術不斷融入，研究議題更關注佛教如何與現代世界接軌。這一時期日本佛教學界在保持嚴謹考據傳統的同時，展現出開放創新的活力。

三

學者與學派變化

印佛研70年的發展歷程中，幾代佛教學者薪火相傳、各領風騷，不同學術取向與研究“學派”此消彼長，推動了研究重點的演進。

早期奠基一代（20世紀前半葉出生的學者）在戰后重建中發揮了核心作用。他們多受過嚴謹的印度學訓練，精通梵文巴利文，兼具佛教哲學修養。例如，創刊號發表的鈴木大拙論《東西哲學與佛教》，體現了其作為京都學派哲學家將禪學引入西方哲思對話的宏大視野；中村元在1976年探討中觀哲學與吠檀多思想的比較，顯示出他深厚的印度哲學造詣和比較方法論修養。宇井伯壽、竹居英誠、水野弘元等前輩亦在創刊初期撰文，他們精研佛典原文，為后來者奠定了堅實文獻基礎。比如宇井伯壽1952年考證彌勒菩薩與彌勒論師關系，水野弘元討論經典《義足經》，都體現出一代大德的考據功力。可以說，第一代學者以其淵博學識和國際眼光，確立了印佛研嚴謹治學的基調。

70–80年代活躍的中堅一代，多為戰后培養成長的學者，師承前輩又大膽開拓新方向。他們中有的深耕日本傳統宗學：如石田瑞麿、加藤純章等人在天臺、真言教義方面建樹頗豐，源淳子等率先關注佛教中的女性觀念，為佛教女性研究揭開序幕；又如笠井誠、末木文美士等探討鐮倉新佛教思想及其現代意義，承繼并反思日本固有宗教遺產。也有學者投身于更廣闊的亞洲佛教史研究：田中公明等赴西藏、尼泊爾考察梵藏寫本，發表了古格遺跡金剛界曼荼羅壁畫研究，蓮池利隆多年研究新疆尼雅遺址出土文獻，成為日本中亞佛教考古的代表人物。在理論取向上，這代學者不拘泥于師承，一些人在西方深造或交流后引入了新理念。比如花山勝友、松尾寶作致力于比較哲學，將佛教思想與西方哲心理論對話；竹村牧男等對如來藏思想提出批判性解讀，引發廣泛討論。這一時期沒有單一主導“學派”，而是百花齊放：或以宗派區分（真宗研究學派、禪學研究學派等），或以方法分野（文獻考證派、思想比較派、社會史派等）。各路學人同臺在印佛研發聲，既有合作也有論爭，共同促進了日本佛教研究視域的拓寬。

90年代以來的新生代學者逐步成長為研究主力，他們多受過系統的佛教學及相關學科訓練，有的還擁有海外求學經歷，學術取向更加多元開放。許多新生代致力于跨領域研究，如釋徹宗（本名廣井徹）、石井公成等將宗教學、社會學理論引入佛教研究，關注當代宗教現象和社會關懷。在傳統佛教學術方面，年輕學者則精于細分領域的專題研究，如中村玲太等深入巴利佛教文獻語法，柳澤正志等重新闡釋天臺凈土教學的經典詮釋。這一代人并不存在明確的“學派”分野，更注重問題導向和方法創新。不過從學緣上看，日本佛教學界仍保持著一定的大學或流派傳承，比如東京大學系統培養的梵文學者、駒澤大學為中心的曹洞宗學者、龍谷大學聚集的凈土真宗學者等，各自在印佛研頻繁發表，形成特色研究群體。此外，近年來女性學者和海外出身學者在日本佛教學界的崛起也值得注意。他們為傳統上男性占主導的學術圈注入了新活力和視角，拓展了研究議題（如前述女性與佛教、佛教文學等）。綜上所述，印佛研見證了日本佛教學者代際更替：從大師輩出、流派紛呈，到傳承深化、多元并進，每一代人在時代需求和學術趨勢感召下調整研究取向，推動著佛教學術的不斷演進。

四

研究重點演變

為更清晰地展現印佛研關注主題的演進，以下按主要研究領域分別討論其在不同時期的發展軌跡。

1. 哲學思想研究

印佛研自創刊始就以深厚的佛教哲學討論著稱。

50–60年代，印度佛教哲學是核心議題，大量論文詮釋龍樹中觀、無著世親瑜伽行等思想體系。例如1970年大南龍升探討了中觀派中的唯心論問題；1975年小川一乘考釋月稱論著《三歸依七十頌》，討論信仰在中觀哲學中的地位。這些工作延續了鈴木大拙等對大乘哲理的興趣，也將日本學者對般若、中觀的研究推進到新的高度。

70–80年代，隨著禪宗、公案等成為國際顯學，日本學者也在印佛研上反思自家哲學遺產，例如笠井貞1971年比較道元禪思想與雅斯貝爾斯哲學中的解脫概念，將佛教思想納入現代哲學框架下對話。

80年代末，“批判佛教”思潮對如來藏與空性問題的爭鳴亦通過論文集和討論在學界擴散，促使傳統佛教哲學命題被重新審視。

進入90年代以后，哲學思想類研究一方面繼續細化，如對印度因明學（佛教邏輯學）的探討形成小高潮——1985年福田洋一研究了法稱邏輯著作的結構問題，2009年吉田哲考釋陳那《集量論》難句；另一方面也擴展出新方向，如將生態哲學、語言哲學引入對佛教空性的詮釋等。總的來看，哲學思想研究在印佛研上歷久彌新：經典義理詮釋始終是學刊支柱，早期關注印度大乘理論，中期兼及日本禪凈哲思，晚近融通古今哲學方法，使佛教思想研究既堅守傳統又不斷出新。

2. 歷史與考古研究

佛教史和考古文物研究在印佛研中所占比重逐步上升。

早期（50–60年代）史學研究以文獻史為主，例如堀一郎1952年討論了日本古代僧教育，道端良秀1953年研究唐代佛教與家庭倫理。這些論文多據經律論與史傳資料，探討教團組織、制度和社會影響。

70年代起，隨著日本學者參與國際考古活動，物質文化證據開始豐富佛教史研究。宇治谷祐顕1978年關于印尼婆羅浮屠遺跡的論文標志著海外佛教考古進入日本學者視野。

80–90年代，大批中亞、南亞出土佛教文獻與藝術品成為研究熱點：如田中公明1985年對西藏阿里古格遺跡壁畫的分析，清水俊惠等對中國敦煌、吐魯番文獻的整理，蓮池利隆1996–1999年連發系列論文介紹新疆尼雅遺址新出土佛教遺稿。這些研究將田野考古與文獻解讀相結合，極大拓展了佛教史料基礎。與此同時，日本本土的佛教史亦有深入研究：如對飛鳥奈良時代國家佛教、鐮倉時期新佛教運動的系列論文，在印佛研構成了重要板塊。

進入21世紀，考古技術和文化遺產研究進一步深化，2007年入澤崇報告了巴米揚以西新發現的佛教遺址，2009年井上綾瀬通過出土陶文研究中印度希爾普爾遺跡，揭示緣起偈頌的流傳。這些成果表明，新世紀的佛教史研究日益重視跨學科：考古學、銘文學、藝術史的方法與傳統歷史學相結合。

此外，佛教史研究的地域視野更加全球化，從印度、東亞拓展到中亞、東南亞乃至跨文化交流史（例如探討佛教傳入伊朗的證據）。總之，印佛研見證了佛教史研究由經史典籍考訂走向文物考古印證的過程，各時期注重點雖有不同，但貫穿的是對佛教歷史發展脈絡的不斷深化理解。

3. 文獻語言研究

經典文獻學和語言學研究是一條貫穿始終的主線。日本佛教學界素以精細的文獻考證著稱，印佛研自創刊起便刊載了大量經論校勘、譯注和術語考釋方面的成果。

50–60年代，前輩學者致力于佛教梵文、巴利文獻與漢藏譯典的比對研究。稻葉正就1952年發表文章，舉例說明藏文文法書中引用印度語法的情況；坂井尚夫同年探討奧義書（Upanishad）中的若干問題；足利惇氏在創刊號考證梵文《無量壽經》偈頌。這些成果多涉及原典語文學分析，為精準理解佛典奠定基礎。

70–80年代，新文獻不斷涌現，文獻學研究進入收獲期。許多日本學者參與國際梵文寫本搶救與整理工程，第一時間在印佛研發表新發現。如1977年小山一行研究了新傳入日本的梵文《中觀莊嚴論》片段，1980年永力広喜探討中觀派有關菩提心的新見解。又如對于漢譯經典的來源辨析也有創新成果：1989年工藤英勝利用計量文獻學手段分析《無量壽經》譯者，提出新的譯經者推斷。語言學方面，對佛教混合梵語、巴利語以及藏文、僧伽羅文等的研究亦見諸刊物。比如山崎守一1999年探討重新構建巴利《長部》的文本，堂山英次郎2004年分析《梨俱吠陀》梵語中祈使語氣的語法功能。

此外，對專業術語的語源和演變考證是一項傳統：從早期的福田杲正1953年論文《佛教的深層心理學研究序說》（定義“深層心理學”在佛教語境中的涵義），到近期阿理生（Richard Arthure）2013年考察唯識名相vij?āna-pari?āma在《大乘起信論》中的背景。

可以看出，無論時代如何變遷，精密的文本解讀始終是印佛研的學術基石。只不過早期關注于經典整體的校勘和基礎名相界定，中后期則越來越多聚焦于具體文本的疑難字句、不同傳本之比較，以及使用數字技術進行詞頻統計、文體分析等。未來，隨著數字人文的發展，大規模佛典數據庫（如大正藏、SAT、CBETA等）的利用將使文獻語言研究繼續迭代升級。

4. 宗派教義研究

日本作為有著豐富宗派傳統的佛教國度，對各宗派教義的研究在印佛研中占有重要地位。這方面的演變與日本國內佛教界和學界關注點密切相關。

50年代初創時，宗派教義類論文相對有限，更多是泛論佛教思想或印度原始教義。但很快，隨著傳統宗學人才加入學術研討，印佛研上出現大量針對特定宗派經典及思想的論文。以凈土真宗為例，親鸞圣人思想研究在刊物中形成長盛不衰的主題。從50年代大原性實討論親鸞教團的社會實踐問題，到70–80年代源淳子等人多次發表探究親鸞對女性的態度及其教義涵義，再到21世紀那須英勝等剖析中世凈土信仰文獻。這些研究既有對親鸞教理體系的梳理，也有將其思想與現代心理、社會問題對照的討論。

禪宗研究同樣活躍：創刊號就收錄了鈴木大拙等的禪學論述，此后關于道元禪師思想的論文源源不斷。如石井修道2005年探討道元坐禪觀的特色；宮地清彥2004年重審瑩山禪師的密教性。這些成果反映日本曹洞宗、臨濟宗學者在學術場域對自宗傳統的深度詮釋。真言密教和天臺教學也是研究重點：諸如對空海著述和東密教理的分析（如大澤圣寬2004年比較真言密教典籍中的“即身成佛義”概念），對最澄及天臺本覺思想的考察（如坂爪逸子2004年比較真諦與玄奘關于十善業道的異同并聯系法然念佛的獨特性）。此外，日蓮宗、華嚴宗等雖研究者相對少，但也有一定數量論文探討其經典詮釋與思想特點。

總體而言，宗派教義研究在印佛研中的演進體現了“由宏入微”的趨勢：早年偏重闡明各宗教義在佛教全體中的地位意義，中期大量基礎文獻（祖師著作、注疏）的考訂出版帶動了密集的專題研究，晚近則嘗試從更廣闊背景理解宗派教義的形成與影響，如將宗派思想與社會、他宗比較。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宗派研究大多由各宗派所屬院校的學者推動，印佛研為他們提供了超越宗派界限討論的平臺。這種共同研討也促進了不同宗派學說之間的比較對話，例如1974年恩田彰就曾發表論文，將禪宗與凈土宗的心理學思想加以比較。可以說，印佛研在凝聚日本宗派教義研究成果的同時，也引導著傳統宗學向現代學術范式的轉化。

5. 現代佛教研究

對明治維新以來的近代佛教和當代佛教現象的研究，是印佛研逐步興起的一個領域。

1960年代末，一些學者開始關注近代日本佛教發展的歷史經驗。齋藤昭俊1969年的論文討論了近代佛教教育的問題，開啟了對明治時期佛教革新的反思。同年笠井貞比較道元與西方哲學家思想，亦屬從傳統走向現代的探索。

到70–80年代，關于近代人物和思想的研究增多，如1974年見理文周重新檢視明治佛教文學《護法城的人們》，尋繹近代佛教文學的原點；1989年池田英俊探討近代日本佛教的形成及圍繞僧侶肉食妻帶問題的爭論。這些研究將佛教置于近代社會變遷的脈絡中考察，具有宗教史和思想史雙重意義。現代佛教文化的某些側面也引起興趣，如竹內淳有在1987年和2001年分別討論了近代佛教音樂的興起及其向海外（夏威夷）的傳播。

進入90年代，學者更加系統地研究近代佛教革新思想：井上圓了、井上哲次郎等維新時期人物的思想價值得到評價，佛教與近代公益、慈善活動的關聯也成為話題。與此同時，當代佛教的實踐與挑戰進入學術視野。1990年代的臨終關懷、社會慈善議題上文已提及。

21世紀后，現代佛教研究更擴展到國際和跨文化層面，例如上引2017年李泰昇從韓國觀察日本近代佛教的發展。現代佛教的新興運動（如人間佛教、環保、和平運動等）在印佛研上也有所反映，但總體而言，這一領域在該刊中所占比重仍不如經典和歷史類研究。不過，隨著時間推移，當代佛教本身不斷發展，學者對當代佛教的關注也顯著增加。尤其近年，日本佛教學界日益重視佛教與現代社會議題的結合研究，包括佛教與經濟、倫理、科技的互動等（如前述城福雅伸2004年論佛教經濟倫理）。可以預見，現代佛教研究將是未來的重要增長點，它讓佛教學術與現實世界對接，為古老的佛教智慧賦予新的闡釋空間。

五

主要關注議題

綜合以上各領域演變，可歸納出印佛研歷年來重點關注的若干議題，這些議題往往貫穿多個時代，并隨著學術環境變化不斷深化。下面列舉其中具有代表性者：

1. 大乘佛教起源與思想體系

關于大乘佛教如何興起及其思想架構，一直是日本學者關注焦點。早在1960年代，田村圓澄等即探討大乘經典的成立背景。此后不少論文針對龍樹、無著等大乘典范人物及其著作展開研究。如永田瑞1975年和1980年兩度發表《大智度論的女性觀》，通過分析龍樹對女性的態度，折射大乘平等思想的復雜性。丸山孝雄1981年考察了《法華玄論》中菩薩成佛次第的思想，闡明天臺教義對大乘菩薩道的新詮釋。這些研究豐富了對大乘教義的理解。

學者對于如來藏思想的探討也成果豐碩，例如佐々木征藏等圍繞《大乘起信論》的背景和思想多有論述，李子捷2014年重新檢討該論中的如來藏概念。此外，空有之爭、一乘思想等大乘關鍵議題亦反復出現。吉水千鶴子1985年分析了印度那爛陀寺智光關于“瑜伽行中觀”說，澄清了中觀與瑜伽行兩大體系交融的可能路徑。

總之，大乘佛教思想研究作為印佛研的長期主題，既包括經典文本的考證，也涵蓋哲學詮釋與判教研究，持續推動著全球大乘佛教起源與思想演進課題的發展。

2. 部派佛教與原始佛教研究

對佛教早期形態的探尋是另一恒久議題。日本學者在巴利三藏、部派論藏方面具有傳統優勢。水野弘元、平川彰等在創刊號便涉及原始佛教實踐和戒律的討論。此后，對阿含經、部派分裂史的論文不時刊出。山本啓量1980年比較了原始佛教的緣起觀與解脫涅槃思想，為理解佛法基礎理論提供了新視角。竹本壽光等對南傳上座部論書《清凈道論》等的研究，也為巴利佛教思想傳播做出貢獻。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紀末出現的關于部派佛教的計量研究，如川野泰風等通過計算機重新校勘巴利經典（前述堂山英次郎1999年成果），拓展了這方面研究的方法論。隨著尼泊爾、巴基斯坦發現大量貴霜時期佛教梵文手稿，印佛研也刊登了對那些手稿的初步報告和翻譯，例如若原雄昭2004年介紹了兩份從未報道過的《大乘莊嚴經論》尼泊爾寫本。這些新材料正在改變我們對部派佛教晚期演化的認識。

可以說，從原始教團戒律、教義到部派繁衍、論書撰述，印佛研見證了日本學者對早期佛教不懈的探索和新發現的持續涌現。

3. 佛教與社會思想、文化互動

佛教并非孤立的信仰體系，其與社會倫理、他宗文化的關系是印佛研上反復出現的話題。

一方面，佛教倫理思想在現代社會的意義受到關注。池田大作1989年在學術大會上引導關于佛教與計算機倫理的討論，福田杲正1992年剖析了安樂死、器官移植背后的宗教心理和佛教觀點。另一方面，佛教與其他宗教文化之交流也有研究者涉獵。蒲生禮一1953年的論文考察了印度伊斯蘭文化中的波斯因素，凸顯佛教研究者對南亞多元宗教環境的興趣。岡崎精郎等探討過江戶時代儒釋互動，近年則有人研究佛教與儒學、神道的歷史關系。

此外，佛教藝術、文學在社會文化中的影響也是議題之一。朝枝善照1997年研究俳人種田山頭火的俳句與佛教思想，將佛教美學融入文學分析。總的來看，這類議題反映出佛教學術對宗教社會功能和跨文化交流的重視。從這些研究可見，日本佛教學者試圖打破傳統經教范圍，將佛教思想置于更廣泛的人類思想文化圖景中考察。這既豐富了佛教研究的層次，也使佛教智慧參與當代倫理和文化議題成為可能。

4. 佛教文獻的新發現與刊布

過去70年間，佛教研究領域新的文獻資料不斷涌現，印佛研成為公布和討論這些新資料的重要陣地之一。

從敦煌石室文獻、吐魯番遺書，到尼泊爾、大吉嶺寫本，以及日本正倉院、寺院秘藏的典籍，都有學者在此首次發表研究。例如，橋本芳契1952年發表了關于《維摩經》流傳的考證，那時正值敦煌遺書熱潮初起。進入80–90年代，新材料層出：如《般若燈論》《大乘舍利弗問經》等梵文本在日本被發現，皆有相應論文介紹。2004年以后，中日韓合力開展大規模佛典整理，印佛研上常見階段性成果報告。如下田正弘等刊出過對新獲Gāndhārī（犍陀羅語）寫卷的解讀，日本學者團隊發布《滿善共歸集》等宋元遺籍研究。這些新文獻的刊布，不僅為佛教學界提供了新信息，也使印佛研保持著學術前沿的地位。可以預見，隨著絲綢之路地區更多佛教文獻被發掘，以及數字化促進跨國資料整合，印佛研將在分享新資料、引發新議題方面繼續發揮不可或缺的作用。

上述議題只是印佛研所涉研究重點的一部分。此外，如因明學、戒律制度、佛教美術、地域性佛教（西藏佛教、東南亞佛教等）在不同階段也都有所突出。印佛研通過發表相關系列論文，推進了這些領域的發展。例如有關藏傳佛教的研究，早在1985年川越英真就介紹了瑪爾巴及其弟子（藏傳佛教傳譯師）的生平，近年益津愛子等也持續研究藏傳因明和中觀思想。可以說，印佛研70年的累積，已經涵蓋了佛教學幾乎所有重要分支領域，其所關注的議題與國際佛教學界的熱點大體同步，并在某些方面引領著學術方向。

六

跨學科與國際化趨勢

日本佛教學界與國際學界的聯系由來已久，但在印佛研的平臺上，這種聯系變得更加緊密而多層次。從跨學科來看，佛教學本身兼具宗教學、哲學、歷史學等屬性，日本學者很早就意識到與其他學科對話的重要性。1965年目幸默僊介紹榮格的分析心理學及其與東方思想的關聯，顯然是希望以現代心理學觀照禪定等心靈現象。此后禪修與心理療法的比較研究陸續出現，佛教戒律與現代法哲學的對比也有人嘗試。

1980年代中期，真宗僧伽中就出現了運用心理學解釋宗教體驗的探討。這些都體現出佛教學科對心理學、人類學等領域的借鑒融合。而醫學、人類學、社會學等在1990年代的引入更使佛教研究跨出了經典世界，如前述對生命倫理、臨終關懷的討論，就是宗教學與醫學倫理的交叉。在藝術學方面，佛教美術、音樂、文學之研究將美學和文化研究視角帶入了傳統佛教研究版圖。印佛研不僅發表此類成果，還曾專題討論計算機等新技術對研究方法的革新。可以說，日本佛教學界善于吸收各學科方法，從而使研究不斷煥發新意。

在國際化方面，日本佛教學自19世紀末就與歐美學界互動頻繁。印佛研創刊時即有外國學者文章譯載：創刊號刊登了印度哲學家Radhakrishnan和斯里蘭卡學者Malalasekera的論文（日譯），以及德國學者Glasenapp關于漸次修行觀的討論。這顯示日本學界努力與世界接軌的姿態。此后，日本學者也積極介紹海外研究動態，如湯山明1965年評介荷蘭印佛學家J·W·德容的著作。

進入21世紀，國際化更體現在雙向交流上：不但日本學者走向國際會議、在海外出版物上發聲，印佛研本身也接納更多外籍研究者的貢獻。尤其2000年后，英文學術論文時常出現在刊物中，提升了其在全球佛教研究界的影響力。此外，印佛研與海外佛教學術機構合作開展項目，例如支援建立了開放獲取的“印度學佛教學論文數據庫（INBUDS）”，為全世界研究者服務。這種開放共享的姿態進一步鞏固了日本佛教學的國際地位。

同時，日本佛教學者對周邊國家佛教研究的重視也反映在刊物上。韓國、中國的佛教研究動態通過論文、書評等形式介紹進來；相應地，日本學者也展開對這些國家佛教的比較研究。例如果關隆一1974年撰文概述韓國佛教特色，這在當時填補了一項空白。近年來，還有日本學者與歐美同行合作研究課題并合著論文，在印佛研發表，讓不同學術傳統相互借鑒。

總體而言，跨學科和國際化已成為印佛研的重要特點。日本佛教學界既保持自身嚴謹細致的傳統，又樂于吸納多元觀點，與國際同行共同推進佛教研究走向更寬廣的舞臺。

七

未來展望

展望未來，佛教學研究將在方法和視野上繼續創新，并緊跟時代脈搏發展。

首先，在方法論創新方面，數字人文的深入應用令人期待。隨著大藏經、佛教碑銘等數據的全面數字化，學者可以運用計算語言學、社群網絡分析等新工具，對浩瀚佛典進行宏觀研究。例如，通過大數據統計梵漢佛典用語差異來推斷翻譯者，或利用文本聚類技術重新梳理經論體裁，這將極大拓展傳統考據的能力。印佛研已有嘗試，例如后藤義乘運用計算機分析經文以辨別譯者，未來此類研究可望成體系地展開。

其次，跨文化比較將更加深入。當今全球化語境下，佛教在各文化中的表現和對話值得關注。不同文明對于生死、倫理、生態等問題的應對，佛教思想可與基督宗教、伊斯蘭教等展開比較研究，孕育新的思想火花。此外，佛教傳播史的研究也可超越過去印度-東亞的框架，關注佛教在歐洲、美洲的新發展，以及與本土文化的融合，這是尚待開拓的領域。

第三，佛教研究與現實關懷的結合將加強。21世紀人類面臨諸多挑戰，如環境危機、科技倫理、心理健康等，佛教作為強調慈悲和智慧的傳統，可提供獨特視角。學者可能會投入更多精力研究佛教的生態哲學、和平思想、社會公正觀，并探討其對當代政策和倫理的啟示。例如，氣候變化背景下的佛教“生態菩薩道”理念，人工智能時代關于意識與倫理的佛教見解等，都可能成為新興課題。日本佛教學者歷來關心社會問題，預期他們將在這些方面有所引領。同時，區域研究與跨語種能力依然重要。未來佛教學者需精通多國語言，善于結合不同地區資料，這將使研究更全面。比如，將巴利經典、漢傳注疏、藏傳論典統一考慮，才能更完整地還原佛教教義的發展脈絡。日本在多語種人才培養上具有優勢，或可通過印佛研進一步推動國際團隊合作，完成大型研究項目。

最后，就學術共同體而言，日本印度學佛教學會和印佛研有望繼續深化國際合作，可能舉辦更多雙邊多邊研討會、推出英文版合集等，使得其成果傳播更廣。在保存自身特色與優勢的同時，加強與國際頂尖研究的對話與協作。這將確保印佛研在未來依然是全球佛教學者的重要參考來源。總之，佛教學研究前景廣闊，新方法、新資料、新問題層出不窮。在傳承70年豐富遺產的基礎上，不斷革新求變，將使這一古老學問煥發新的生機。

八

結論

通過對1952–2024年間《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研究趨勢、學者變遷和議題演進的系統回顧，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佛教學研究從戰后重建走向當代繁榮的軌跡。

印佛研作為日本佛教學會的會刊，70余年來忠實記錄并引領了佛教學術的發展：它匯聚了幾代頂尖學者的心血成果，發表了海量關于佛教經典、思想、歷史、文化的研究論文，為全球佛教學界提供了寶貴的知識財富。印佛研的歷程反映出學術研究與時代背景的互動——在保守與創新的張力中，日本佛教學者既繼承了嚴謹的文獻學傳統，又不斷響應新的思想潮流和社會關切，從而使佛教學研究領域日益豐富、多彩。特別是印佛研促進了日本國內各佛教大學、研究機構之間的交流融通，也成為東亞乃至世界佛教學者溝通對話的平臺之一。可以說，沒有印佛研的持續耕耘，戰后日本佛教學不可能取得如此體系完備、成果豐碩的成就。

展望未來，印佛研和日本佛教學界仍將站在學科前沿。在大數據時代和全球文化交流的新背景下，佛教學研究需要繼續勇于創新、開放協作。日本佛教學者具備深厚的傳統功底和國際視野，有望在數字人文方法、大型跨國課題等方面取得突破，引領佛教學術進入新的階段。同時，印佛研自身也將與時俱進，可能拓展更多語言的發表渠道、加強線上資源建設，以擴大影響力。無論媒介如何演變，其作為嚴肅學術刊物的宗旨不會改變：即提倡嚴謹治學、鼓勵百家爭鳴、推動佛教智慧的現代闡揚。

總的來說，《印度學佛教學研究》70余年的經驗表明，一個學術共同體只要既堅守學術規范又順應時代發展，便能長久繁榮并作出卓越貢獻。未來，隨著新一代學者的成長和新研究工具的運用，佛教學研究定將出現更令人矚目的成果。而印佛研也必將繼續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見證并推動佛教學術新的里程碑。正如創刊號所期許的那樣，東方佛教思想將在現代學術研究的光照下持續發揚光大，為人類文明提供啟迪和借鑒。印佛研過去與未來的連結，正是這一學術與思想使命的最好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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