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邢建榕

在一個城市的成長過程中，必定會流傳各種各樣的傳說，烘托著城市的記憶。這是城市歷史的一部分，也是城市文化的符號，為這個城市增添無形魅力。外灘中國銀行樓高之謎，無疑是其中之一。

1934年英商建筑設計事務所——公和洋行（Palmer & Turner Group，P&T）為外灘中國銀行設計新大樓時，堪稱大手筆：一座雙塔形的ART DECO高層建筑，最高處300余英尺，換算下來約91 米，34層，遠高于隔壁沙遜大廈（今和平飯店）13層樓的77米。設計效果圖配發的文字令所有上海人異常振奮：第一幢摩天大樓俯瞰著上海外灘，被提議的中國銀行新大樓。

1934年中國銀行大樓設計效果圖，為前后雙塔形摩天建筑， 遠高于相鄰的沙遜大廈。

不料拆下腳手架，原本準備好好慶祝一番的上海人，只見落成后的大樓， 莫名其妙比沙遜大廈矮了一頭。種種傳說由此而生。其中最流傳的說法，你肯定也聽說過，中國銀行從34層樓降到18 層樓，再降到17層樓，實際高度僅70余米，比13層樓高的沙遜大廈還低1米左右，其中的緣由，完全是隔壁那位蹺腳沙遜從中作梗所致。1979年出版的《上海的故事》中，有一篇《蹺腳沙遜》， 作者謝夫，他采納了沙遜大廈老員工的口述回憶，說：“當荷重34層的地基打好，動工向上建造的時候，蹺腳沙遜竟蠻不講理地說：這是英租界，在他的附近造房子，不準高過他的沙遜大廈的金字塔頂……”他仗著高額納稅人的緣故，從租界工部局一路告狀到了倫敦，硬生生將中行大樓壓低了一頭。

該文的影響很大，此后相關的論述多如出一轍，有人懷疑這一傳說形成于“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可是中國銀行資深行史專家李慶先生告訴我，他為了求證此事，曾經訪問過兩位30年代中期進入中行工作的老前輩，采訪時均已90余歲高齡，他們回憶說，當年他們參加工作時，新大廈尚未完全竣工，可是在同事那里已經聽到了這樣的說法。

1936年10月10日，中國銀行舉行開工典禮。圖為中行大樓建筑工地

傳說歸傳說，這一說法卻找不到任何史料依據。我也查找了1933年至1936年的《工部局董事會會議記錄》，同樣未發現工部局董事會討論過中國銀行大樓建筑的事宜，當然也未發現任何與沙遜有關的記錄。有文章說，沙遜向工部局董事會施加了很大的壓力。不過要知道，工部局董事會的董事中，有好幾位中國人，其中貝祖詒還是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經理，中行新大樓的實際負責人。

中國銀行大樓要造34層樓，也算是有圖有真相。在中國銀行行史陳列館內，有1934年9月27日中國銀行大廈管理處的會議記錄展出，討論的就是建造新大廈的問題，“議決在外灘造一高塔，高度約三百尺……如工部局對于高度未能準許，則由貝經理親向接洽。”另一節則明白記載高度為“三百另六尺”，換算下來，就是后來傳說的91米，實在不是空穴來風。

那么，從34層樓大幅下降為18層，接著又降為17層樓，原因何在？顯然是受到1934后蔓延的白銀危機的影響。因為來勢洶洶的白銀危機，極大地影響到當年上海的房地產行業。據統計，上海房地產業的成交總額，從1931年的13000萬元，下降到1934年的1400萬元。

中行財務狀況也不容樂觀。公和洋行雖然應邀設計了34層雙塔高樓的方案，但僅僅是推出了一個概念性的設計方案，并未獲得中國銀行的實際推進。

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公和洋行應中國銀行方面的要求，對設計方案一再進行調整，降低高度，以節省經費。這是中國銀行樓層大縮水的一大原因。

為什么有18層之說呢？在1934年4月，經中國銀行董事會決議，總經理張嘉璈明確指示將中行大樓降至18屋樓。據《張嘉璈年譜長編初稿》，張在1934年4月的日記里說：“經董事會決議，決定建一十八層樓之大廈，以供總管理處與上海分行辦公及營業之用。預算營建費六百萬元。”

次年初，中國銀行向工總局提出建造大樓的申請書，又減了一層樓，便略低于隔壁77米的沙遜大廈了，與實際建成后的情形相似，上方是中國傳統的藍色琉璃瓦四角攢尖頂，一些細部裝飾帶有中國傳統色彩。從原先設計的34層高樓到實際建成后的17層樓，中行大樓幾乎削去了整整一半樓層。

這也可以從中行發行的兩張紙幣上看出端倪（見下圖）。1935年和1937年，中國銀行分別發行了5元和10元紙幣，上面都有即將建造和即將落成的中行大樓效果圖，前者畫面上的中行大樓，明顯高出沙遜大廈一截，而后者則略低于沙遜大廈，即為大樓落成后的樣貌。

1935年中國銀行5元紙幣（銀行博物館藏）

中行大樓明顯高出沙遜大廈一截

1937年中國銀行10元紙幣（銀行博物館藏）

中行大樓略低于沙遜大廈

問題是，中國銀行為何一降再降，從18層樓降為17層？如果說從34層大幅降低到18層，還好理解，那么再降一層，又作何解？因為這一層樓，就牽涉到誰是外灘第一樓的問題，實在非同小可。

難道中國銀行真的因為白銀危機的緣故，連一層樓的錢也拿不出來了嗎？這一可能性不大，俗話說，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中國銀行顯然不差這一層樓的錢，因而從經濟上也難以解釋這一層樓的變化。

考量各種因素，上海人守規矩、照章辦事，應是主要原因。在租界工部局的建筑規章中，一個核心思想是限制建筑物的高度，但隨著上海城市化程度的不斷提高，租界地皮的價格日長夜大， 業主挖空心思要最大化利用地皮，建造高樓大廈是大勢所趨。無奈，工部局也不得不放寬標準。其中有一條規定，所有面向租界公共道路的新建筑物，其靠近臨街地段的高度，不得大于道路寬度的1.5倍。

也就是說，只要建筑的樓房前面有相應的空地，包括道路，而且該空地（道路）不會再建筑其他建筑物，那么該樓的高度，可以相當于該空地1.5倍的寬度，比如樓前有100米寬的空地， 大樓就可以造到150米的高度。所有20 年代以后建造的高樓，基本上都是遵循這一規定建造的，當然受諸多因素的影響，重點地段的建筑都很低調，往往就低不就高，如沙遜大廈。

沙遜大廈（今和平飯店）設計效果圖。1929年沙遜大廈落成時，隔壁的中行大樓尚未啟造。

沙遜大廈實際高度77米，如果以該大樓東側到外灘黃浦江的距離，按1.5 倍計算，大廈建筑至100米高度都不成問題。同樣，中行大樓的高度，確實可以按建筑師威爾遜的設想造至90余米。

可是工部局關于建筑規章，還有一些附加條件，如建筑物高度，既取決于它正面所面對的空地或道路，也取決于它的側面所面對的空地或道路。比如， 沙遜大廈面對外灘的部分，可以設計造到77米、13層樓高，而面對南京路的建筑物部分，則因為寬度不及前者，只能設計至10層樓為止。如此，我們姑且不論中國銀行大樓面臨外灘的正面部分， 看看環繞它的其他幾條馬路，南側的滇池路，西側的圓明圓路，均不如南京路的寬度，因此原先坐落西側的另外一座塔樓，又如何得以起造呢？干脆砍掉了事，形成中行大樓前高后低的格局。中行大樓的后部與中間，都在8層以下，有的地方只有4層，大概也是這個緣故。

工部局對于建筑管理一向嚴格。現在還不敢斷定，工部局建筑方面的法規，是導致中國銀行大樓最終高度的決定性因素，但很可能沙遜就是利用了工部局對建筑法規的“解釋權”。沙遜會說：“瞧，中國銀行大樓對著外灘的空地與沙遜大廈一樣寬，但其他方向都不如南京路，我加個尖頂也只有77米，他那個大方頂怎么可能超過我呢？這不是把整個外灘風貌都破壞掉了嗎？”

因為言之有理，有法可據，工部局當然會點頭贊同，要求中行大樓的高度不得超過沙遜大廈。中行大樓是在外灘最后開建的一座高層建筑，外灘的優美天際線已經基本定型，看在外灘的份上，中行方面要拒絕也難。宋子文和張嘉璈、貝祖詒等人都是公認的精英人物，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他們的所作所為，必定會與這座城市的氣質相符。

這一段，信手拈來，毋庸置疑屬于想象的成分。想象與事實之間，隔著多遠距離，取決于是否合理，就算是筆者在冥思苦想一籌莫展之際，自我“解套”的一記怪招吧。

話說回來，一座城市的高度，不在于樓有多高，而在于城市經濟社會發展的高度，在于市民的現代化意識。從這一角度看，見多識廣的宋子文、張嘉璈顯然不想爭一時之高，是有超前意識的。中國銀行的全部歷史也證明了這一點，近百年來，它通過金融方面的創新理念，極大地推動了近代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為上海和中國走向現代化作出了卓越貢獻，是一根難以逾越的實實在在的高標桿。

“上海市銀行博物館”官方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