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泰安，普通的地下停車場內，一場隱秘的幽會演變為血色悲劇。

故事的主角王某與李某，自2019年下半年認識，之后兩人經常通過見面、微信聊天等方式交流。2021年1月29日上午，兩人相約見面。當日上午10時許，王某駕車將李某帶至一個地下停車場，兩人在車內發生性關系，過程中李某突然呼吸急促、昏迷不醒。王某采取開窗通風、人工呼吸、掐人中等急救措施，未及時送醫，最終導致李某錯過黃金搶救時間死亡。

2021年11月10日，泰安市泰山區法院作出（2021）魯0902刑初364號刑事判決，認定被告人王某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王某不服提出上訴。泰安市中院于2022年1月11日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這起案件如同一記重錘，敲開了公眾對法律責任與道德倫理的深刻思考，也撕開了現代社會中人性與法理交織的復雜圖景——當肉體歡愉與生命權發生碰撞，不作為的刑責邊界究竟何在？

在討論案件爭議之前，再補充一下案件要情：王某不作為的核心，是指未采取及時撥打報警電話或送醫救治等措施，駕車載李某出停車場后沿路行駛。其間，為防止李某家人聯絡，王某將李某手機關機。在外停留兩個多小時后，王某與自己親屬聯絡，經勸說將被害人送至醫院搶救。17時許，被害人經搶救無效宣布死亡。經鑒定，被害人符合自發性蛛網膜下腔出血致呼吸、循環衰竭死亡，實際死亡時間距就診時間為1小時左右。

此案的特殊性在于：雙方既無婚姻關系亦無法定扶養義務，性行為本身不構成違法。但密閉車廂形成的絕對控制空間、突發疾病引發的危殆狀態，使先行行為創設的救助義務成為定罪核心。正如法諺所言“制造風險者須控制風險”，王某將李某帶入私密空間實施可能誘發身體劇烈反應的行為，實質創設了危險源。這種基于特定時空環境衍生的特殊義務，遠比普通社交關系更具強制力——如同登山隊友間的互助義務，當一方因共同冒險行為陷入險境，另一方的漠視即構成對生命權的踐踏。

法院生效裁判認為，被害人突發疾病，出現意識不清、昏迷不醒的情況，在該特定時空環境下王某負有積極救助的義務。王某作為心智正常的成年人，應當具有突發疾病昏迷不醒可致人死亡的常識，且在其對被害人實施“開窗通風、人工呼吸、掐刺人中”等行為后，被害人仍昏迷不醒時，其更應認識到不予以積極、有效救治可能產生死亡的后果。作為負有特定義務的人，其在有能力將被害人送醫急救的情況下，自當日12時04分駕車開出事發停車場遲延至14時22分才送至醫院，使被害人無法得到及時、有效救治，放任了被害人死亡結果的發生，致使被害人因疾病身亡。

“本案中，王某與被害人雙方雖無法律或血緣上的保護、扶助義務，但王某駕車與被害人至停車場在車廂內發生性關系的先行行為，產生了雙方基于個人意愿在該特定時間、私密空間內對另一方的保護義務，即當一方處于危險狀態時，另一方負有積極救助的義務。王某未履行積極救助的義務，其行為已構成故意殺人罪（不作為）?！迸袥Q書寫道。

這宗案件引發了一些爭議與思考。有人認為，將王某的行為認定為故意殺人罪過于嚴苛，王某可能并非主觀上想要李某死亡，只是缺乏醫學知識和應急處理能力，才未能及時采取有效救助措施。此外，也有人擔心，這一判決是否會過度限制人們的私人生活和情感自由。

支持者則認為，王某未履行救助義務的行為，完全符合不作為故意殺人罪的構成要件。從主觀方面來看，王某作為心智正常的成年人，應當知曉突發疾病昏迷可能導致死亡的嚴重后果。他選擇拖延時間，甚至為防止李某家人聯絡將其手機關機，這種行為充分反映出王某對李某死亡結果持放任態度，具有間接故意的主觀心理。在客觀方面，王某具備將李某送醫急救的能力和條件，卻未實施，其不作為與李某的死亡結果之間存在刑法上的因果關系。

事實上，這并非個案。

河北滄州，已婚女子唐麗（化名）和情人王某某相約見面，在王某某的車上發生性關系。之后唐麗自稱“上不來氣”，幾分鐘后昏迷。期間，王某某采取掐人中、人工呼吸，因擔心事情敗露未撥打120，也未送醫，并于17時10分左右將唐麗拋棄在公路邊后離開。經鑒定，唐麗系急性心肌梗死致心臟破裂而死亡。

法院一審判處王某某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判決書稱，由于被害人唐麗發病時地處偏僻且在被告人車內，僅有被告人具備救助的條件和能力，被告人未采取有效的救助措施，最終導致被害人死亡，其行為符合過失致人死亡罪的犯罪構成，鑒于其親屬賠償了被害人親屬的經濟損失，取得了諒解，酌情對王某某從輕處罰。

顯然，兩個判決向社會傳遞了一個明確信號，也在重構現代社會的生存法則：自由從來與責任共生，私密絕非免責的護身符。在轎車這個充滿隱喻的現代文明裝置里，兩案為混沌的情欲世界，劃出一道鮮紅的法治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