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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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汶）縣是漢晉東北邊疆縣邑之一，在區域社會歷史進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關于文縣地望研究，尚存在較大學術分歧。從遺址位置與規模、出土文物等方面看，瓦房店陳屯、熊岳溫泉、蓋州城關為文縣治所的可能性較大。慕容鮮卑“汶城北”內戰之地定位，或是判斷文縣地望的關鍵。起初，慕容仁“盡眾距戰”、慕容皝“大敗”。慕容皝的最終勝利，得益于不顧“海道危阻”“從昌黎踐凌而進”，奇襲平郭。這大概與慕容仁“專備陸道”，利用“汶城北”易守難攻的形勝有關。中古以降的遼東戰事，蓋州城關一帶的青石嶺諸山險，在各方勢力博弈中發揮了關鍵作用，蓋州遂為“遼東根柢”。蓋州城關漢城為漢晉文縣治所的可能性最大。王莽時，“郡縣以亭為名者三百六十”，文縣名“文亭”，突顯其遼東交通戰略樞紐地位。文亭與其以南的半島地區，乃一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成為公孫度析分“中遼郡”、慕容仁“鎮平郭”的基礎，體現出強烈的海洋意識，促進了早期東北亞海上絲綢之路發展。

關鍵詞：漢晉時期；文（汶）縣；汶城北；蓋州城關漢城；文亭；中遼郡

文（汶）縣是漢魏時期遼東郡重要轄縣，晉屬遼東國。《漢書·地理志》“遼東郡”條載：“文，莽曰文亭。”《續漢書·郡國志》作“汶”，魏晉沿之。《三國志·魏書》載：正始元年（240），“以遼東汶、北豐縣民流徙渡海，規齊郡之西安、臨菑、昌國縣界為新汶、南豐縣，以居流民”。魏晉后，歷代正史地理志與唐宋地理總志均未提及文縣地望。明清學者顧祖禹引胡三省注文“汶城在平郭之西”，言“文城，在（蓋州）衛西”，近代日本學者贊同此說。現代城市考古工作的開展推動了漢晉文縣地望研究，然諸說歧異，大致有七種觀點。諸家的考論多采用二重證據法，但總體而言，學界對該問題的研究視閾尚囿于遼南，就縱向史事的比較關注不夠。本文擬從更廣闊的時空，以東北古代交通地理為視角，對文（汶）縣（以下統稱文縣，特此說明）地望進行考論，不當之處，敬祈方家指正。

一

文縣地望研究概說

對于漢晉時期文縣地望，學界關注較多，然觀點紛紜。《中國歷史地圖集》最早提出英守溝說。王綿厚則提出陳屯漢城說，得到部分學者認同，然其隨后在《東北歷史地理》中提出析木城說，近年又否定前二說，贊同進步村說，此說由崔艷茹等在《營口市文物志》中提出，獲得一定支持。顧銘學等提出昌城江西岸說，但暫未有明確的考古發現支撐。曲英杰則持熊岳溫泉說，并認為文縣曾有遷移。另外，閻海提出蓋州城關說，亦取得一定認同。總體來看，關于文縣地望的研究，除昌城江西岸說外，其余諸說均有一定的考古資料支撐，但仍分歧較大。

就上表1所見，關于文縣地望，從所列城址和地理位置來看，多數學者認為在今遼南地域。惟昌城江西岸說超出遼南區，達今朝鮮界，與文獻記載相去甚遠，且未有考古方面的證明，應誤。從城址概況和出土文物來看，只有析木城位于山上，但邊疆縣邑一般設在平坦開闊之地，此說或可商榷。

如表2所見，東北地區迄今發現的具有縣治規模的漢代城址皆位于平地，析木城應非文縣治所。另外，有的地區未有明確城址發現，且出土文物較少，如英守溝和進步村。《中國文物地圖集》將英守溝和進步村定為“遺址”，有學者進一步考證，進步村遺址只能算作一處漢代生活居住址，周圍也沒有發現密集的墓葬群。二者是否存在城址暫且存疑。若確有城址，是否是漢代邊疆縣城亦可討論。相比之下，陳屯漢城址、蓋州城關漢城址、熊岳溫泉城址均具備縣治規模。

綜上，諸家觀點中瓦房店陳屯、熊岳溫泉和蓋州城關漢城為漢晉文縣治所的可能性最大。但從東北古代交通地理視閾來看，蓋州城關一帶具有突出的戰略地位，與漢晉文縣地望更為相符。

二

慕容鮮卑內戰于“汶城北”及漢晉文縣地望蠡測

東晉時，與文縣相關的記載見諸慕容鮮卑內戰一事。是時，昌黎、遼東二郡為慕容氏實際控制。咸和八年（333），慕容皝即位，居棘城（今義縣），其弟慕容仁據平郭以叛，慕容皝遣兵征討慕容仁，史載：

（慕容）仁勸（慕容）昭舉兵廢皝。（慕容）皝殺昭，遣使按檢仁之虛實，遇仁于險瀆。仁知事發，殺皝使，東歸平郭。皝遣其弟建武幼、司馬佟壽等討之。仁盡眾距戰，幼等大敗，皆沒于仁。

慕容皝初討慕容仁，從陸路進攻，結果在“汶城北”“大敗”。由遼西進攻遼東平郭，文縣（汶城）應是陸路交通的樞要。慕容皝軍敗“汶城北”，說明當地具有易守難攻的戰場形勢。因此，慕容皝第二次出兵，即使“海道危阻”，也堅持“踐凌而進”，史載：

（慕容）皝將乘海討（慕容）仁，群下咸諫，以海道危阻，宜從陸路。皝曰：“······吾計決矣，有沮謀者斬！”乃率三軍從昌黎踐凌而進。仁不虞皝之至也，軍去平郭七里，候騎乃告，仁狼狽出戰，為皝所擒，殺仁而還。

《資治通鑒》對其進軍策略的制定緣由及路線記載相對詳細：

慕容皝將討慕容仁，司馬高詡曰：“仁叛棄君親，民神共怒；前此海未嘗凍，自仁反以來，連年凍者三矣。且仁專備陸道，天其或者欲使吾乘海冰以襲之也。”皝從之。群僚皆言涉冰危事，不若從陸道。皝曰：“吾計已決，敢沮者斬！”

壬午，皝帥其弟軍師將軍評等自昌黎東，踐冰而進，凡三百余里。至歷林口，舍輜重，輕兵趣平郭。去城七里，候騎以告仁，仁狼狽出戰。······皝先為斬其帳下之叛者，然后賜仁死。

“海道危阻”“涉冰危事”為群臣共識，慕容皝卻堅持行之，或緣于慕容仁利用“汶城北”易守難攻的形勢而“專備陸道”，迫使慕容皝采取乘“危”而進的戰術。最終“仁死”，“皝兵”獲勝。

由遼河平原進入遼東半島今蓋州城關一帶可謂“形勝險隘”。這里東依山，南臨河，惟西有狹長道路可供大隊人馬通行，北部千山余脈設有防御工事，與城關共同構成一套防御系統，是歷史時期各方勢力爭奪遼東半島乃至東北控制權的樞要。

該地在隋唐征高麗時扮演重要角色，名為“建安城”。貞觀十九年（645），唐征高麗，建安城曾是重要戰略節點。唐軍對其采取兩路夾擊的策略，一路由營州都督張儉率領，“儉因進兵渡遼，趨建安城，賊徒大潰，斬首數千級”；另一路由張亮率領，從海路登陸，破卑沙城后，由南而北進攻建安。相較北路軍而言，南路無山險可依，阻力更小，遂破高麗兵，史載：“（張亮）進兵頓于建安城下，營壘未固，士卒多出樵牧。賊眾奄至，軍中惶駭。······其副總管張金樹等乃鳴鼓令士眾擊賊，破之”，“張亮又與高麗再戰于建安城下，皆破之，于是列長圍以攻焉”，但最終并未攻下建安城。這支從南而北的軍隊能進至蓋州城關，卻無法攻破城關以北的建安城。

此后，唐朝調整戰略，以偏師襲擾高麗。進軍路線選擇亦有不同，太宗之后的征高麗戰爭中，唐軍不再進攻建安城。龍朔元年（661）以降，唐軍陸路進攻繞過遼東半島，肅清鴨綠江上游以北地區的高麗勢力，而后直搗高麗京畿平壤城；水軍不再登陸遼東半島，而是直趨大同江口，溯流而上直搗平壤城。唐軍吸取太宗親征高麗的經驗，避開“攻之不可猝拔”的建安等遼東半島山城，最終“高麗悉平”。

今蓋州城關一帶，在明太祖統一東北的歷程中發揮了基礎性作用。當時，東北殘元勢力各自為據，“初元主之北走也，遼陽行省平章高家奴聞之集兵老鴉山，而平章劉益集兵屯蓋州之得利贏城。二兵相為聲援，以保金、復等州，顧望欲為邊患”。洪武四年（1371），“故元遼陽行省平章劉益以遼東州郡地圖并借其兵馬錢糧之數，遣右丞董遵、僉院楊賢奉表來降”，明朝得以據有蓋州、復州、金州等地。太祖命馬云、葉旺為都指揮使，越海鎮遼南，隨后對盤踞在遼陽地區的蒙元勢力進一步打擊，“攻走平章高家奴，遂進至遼東，完城繕兵，一方遂安”。可見，明廷首先占據蓋州，以此為基石，進攻遼陽、平定遼東、統一東北。

洪武八年（1375），納哈出寇遼東，“見備御嚴，不敢攻，越蓋至金州”，在金州城遭受打擊而“引退”，但“不敢由故道”。馬云、葉旺利用蓋州地形伏擊納哈出，“（葉）旺與（馬）云計曰：‘······蓋州東北山多險阻，西瀕大海，我以兵設伏于險，扼其歸路，破之必矣。’······旺令千戶徐便潛于青石山，……絕其東北之路，又自海岸至蓋牟城下密置釘板，以指揮王才領強弩數百，據截青石山隘口”。葉旺等“絕其東北之路”正是納哈出“不敢由故道”的緣由，“故道”指納哈出南下金州之路，是“其歸路”，亦即“其東北之路”，該道繞過蓋州城關北部防御，經由蓋州東部山區行進。最終納哈出只能“從蓋州城南十里沿柞河遁”，由西部濱海之地而逃，“僅以身免”。此路應即唐張亮北上建安之道。明軍設伏的“青石山隘口”，當與隋唐時的“建安城”聯系密切。

可見，在隋唐以降的遼東戰事中，今蓋州城關一帶均發揮了關鍵作用，唐軍征高麗繞過建安城，納哈出寇遼東“越蓋至金州”，不由得讓人聯想到慕容皝再攻慕容仁時，寧可乘“危”“踐凌而進”也要繞開“汶城北”“大敗”之地的軍事實踐。《讀史方輿紀要》言：“或謂蓋州北有青石嶺山，東與諸山聯絡，西與大海接連，海山之間，平地二十余里，乃虜出入之道，誠于此置城垣，筑墩堡及虎牢壕塹諸備，布置嚴密，敵可走也。又于嶺之險處設關以通行，于平處峻途以弭患，使東西百里，屹然雄峙，則三衛固而根本立矣”，又稱“（蓋州）衛控扼海島，冀帶鎮城，井邑駢列，稱為殷阜。論者以為遼東根柢，允矣”。康熙《蓋平縣志》亦云：“圣朝定鼎，以盛京為留都，改衛所為郡縣，蓋雖一邑，居然馮翊扶風之重矣。襟環山海，屏翰陪京，規劃何宏遠哉”。“遼東根柢”可謂明清時人對蓋州交通戰略地位的允當評價。“建安城”“青石嶺山”或與“汶城北”同表一地，而“汶城（文縣）”很可能治于今蓋州城關漢城。

三

“莽曰文亭”與公孫度析分“中遼郡”

西漢末，王莽對郡縣名大幅變更，史載：“大郡至分為五。郡縣以亭為名者三百六十，以應符命文也”，文縣即“以亭為名”的“三百六十”郡縣之一。《漢書·地理志》載：“文，莽曰文亭。”

燕北五郡中，除遼東郡文縣外，其他各郡在王莽當政時亦有一改名“某某亭”的縣，《漢書·地理志》載：

上谷郡，秦置。莽曰朔調。······夷輿，莽曰朔調亭。

漁陽郡，秦置。莽曰通路。······路，莽曰通路亭。

右北平郡，秦置。莽曰北順。······徐無，莽曰北順亭。

遼西郡，秦置。······令支，有孤竹城。莽曰令支亭。

燕北五郡均有一個縣改名為“某某亭”，且存在郡縣同名的情況，可見“以亭為名”的縣在該郡的特殊地位。

亭是秦漢時期基層的地方建置，《漢書·百官公卿表》載：“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與鄉里屬于不同的基層管理系統。亭在秦漢地方治理中所起的作用，與中央政府對地方的控制力有關。在對地方的控制未達到面面鋪開的程度時，中央只能通過控制交通線，與沿途以城邑為代表的據點聯系，實現對地方的管控。王彥輝認為：“亭的設置原則一是不能遠離聚落，二是不能脫離交通。”蘇衛國指出，王莽“以亭名縣”在于此縣在郡中或許有特殊的地理位置，“新莽改縣稱‘亭’名，所取的并不是遍布全國的實體之‘亭’，而是‘亭’制興用二百余年所體現的功能涵義以及區劃概念”，即交通通信和地籍單位。可見，“以亭為名”之縣地理位置特殊，具有重要的交通功能。

上谷郡夷輿縣治所在今北京延慶縣舊縣鎮古城村，位于居庸關大道上，是秦漢時燕薊北通邊塞的重要據點。漁陽郡路縣在今北京市副中心通州潞城鎮古城村，有效連接漁陽郡內陸與濱海區域。右北平郡徐無縣位于今河北省遵化縣東南還鄉河北岸的娘娘宮一帶，控扼著灤河（濡水）入塞的隘口，可北上前往老哈河、伊遜河谷道，聯通塞北草原。遼西郡令支縣位于河北遷安市西南趙店子，通過青龍河（玄水）谷道有效連接遼西郡的燕山南北屬縣。

可見，王莽改名“亭”的縣多為區域交通樞紐，文縣自不例外。“文亭”將閭山以東、遼河以西的遼澤區，和以襄平（今遼陽）為中心的遼河平原區，還有遼東半島有效聯結起來，為遼東郡的重要交通戰略節點。

漢晉文縣（文亭）很可能治于今蓋州城關漢城，當地在明代為蓋州衛。明代文獻中，除“蓋州”一稱外，還頻繁出現“蓋套”“蓋州套”的說法。

“蓋套”“蓋州套”是對蓋州衛軍事地理形勢的生動概括。《遼東志》描述蓋州衛的疆域范圍，言“西北到梁房口九十里，北至孛羅鋪（今大石橋博洛鋪鎮）三十里，西至海一十五里，東至秀巖二百三十里，東至鴨綠江五百三十里，東南到臨江三百里，西南到葦子套（今浮渡河南）一百三十里，南至八家鋪一百七十里”。蓋州衛西至渤海，包括仙人島等周邊島嶼，南到浮渡河一帶，東到岫巖（包括杓子河在內），北至梁房口、博洛鋪鎮與海城交界。“蓋套”與蓋州衛并不能等同視之，在不同語境下，“蓋套”所指存在差異。

“蓋套”有狹義和廣義之分。文獻中較早的“蓋套”，與明人經由海路“餉遼”有關。神宗時，“為照遼左糧草，因陸運經繇虜地，且腳費不貲，盡改海運，南貯金倉，北抵蓋套，舍此二路更無餉遼之策”，并議在“蓋套”交卸糧草，“運遼陽從蓋套連云島者近而易；從旅順三犋牛者遠而難，······則運糧之交卸宜在蓋套，不宜在旅順等處也”。而“由蓋套入蓋州，不過十里”。上述“蓋套”所指，應為一具體地點。在明人“餉遼”語境下，“蓋套”至多指蓋州城以西包括附近島嶼的沿海區域。

在明經營遼東、欲復東北的語境下，“蓋套”所指地域有所擴展，史載：“蓋套則據山為閫，依海為家，左呼則寧遠應，右呼則東江應，進可以戰，退可以守”“敵欲南，則蓋套扼塞以守，相機以戰”。“據山為閫”“扼塞”表明蓋州城關以北，包括青石嶺所在山區應屬于“蓋套”范圍。又“據蓋州套一區，阻山距海，控帶東西”，將蓋州套視為“一區”，似與蓋州衛轄境相當。漢“文亭”縣與明蓋州衛轄境或大致相當，應即廣義“蓋套”所指。

東漢末，東北地方政權將文縣、平郭、沓氏等半島沿海縣邑析分為中遼郡，形成一個更宏觀的“套”狀區域。公孫度時，“東伐高句麗，西擊烏丸，威行海外”，疆域得到擴張，為更好地管理所控區域，進行政區調整，史載：“（公孫度）分遼東郡為遼西中遼郡，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關于此次政區調整，王綿厚認為分郡后“故漢之遼東郡治‘襄平’，仍為公孫氏之‘遼東侯’的治所。而中遼郡者，應即指公孫氏據有的遼東腹地”，中遼郡的中心應在今遼東半島南部的“平郭”“永寧鄉”一帶，而分置的“遼西郡”當指醫巫閭山以東、遼河以西的故“遼東屬國”的一部分。中遼郡的中心設在平郭一帶合乎情理，但分郡應是從遼東郡中分出遼西、中遼二郡，成為遼東、遼西、中遼三郡，分屬不同區域；中遼郡非指“遼東腹地”，而指遼東半島，在一定時期內還包括“東萊諸縣”。

由于山河險固，“文亭”能控制今蓋州及以南的遼東半島，構建起了一個經濟上可自給自足、軍事上能有效防御的區域，使其自成一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

這不免讓人聯想到“蓋套”一稱。蓋，本指苫，后引申為器物上有遮蔽、封閉作用的物品。《禮記·少儀》云：“器則執蓋。”將器物用蓋子蓋住，外來者便難以進入。或許，“文/汶縣”稱謂本身也含有上述意思。從音韻學層面看，古音多有前后鼻音相混的情況，“文/汶”與“甕”便屬此類。《說文解字》云：“甕，罌也”，段注：“罌者，也。者，小口罌也。然則甕者，罌之大口者也”。甕，是一種口小腹大的陶制盛器。蓋州城關一帶恰似“甕口”，而蓋州地區，甚至整個遼東半島（漢代文、平郭、沓氏三縣，明代蓋州、復州、金州三衛）好比“甕身”。總之，“文亭”與“蓋套”很可能是對半島地理形勝的生動表達，也是公孫度析分中遼郡的自然與人文地理基礎。

文縣或是公孫度調整政區的交通戰略基點。文縣以南（包括文縣）是以平郭為中心的中遼郡；文縣以北則分為兩部分，東部是以襄平為中心的遼東郡（遼河平原區），西部是遼西郡，大致相當于閭山以東、遼水以西的遼澤地區。這種區劃一定程度上被后世政權沿襲。太興四年（434），慕容廆“徙慕容翰鎮遼東，慕容仁鎮平郭”，嫡子慕容皝控制昌黎郡（包括公孫氏分置的遼西郡）。慕容廆將掌控區域劃分給三個兒子，其勢力范圍恰與公孫氏的遼西、遼東和中遼郡大致對應。

其實，早在漢代，統治者就對遼東郡分區管理。《漢書·地理志》“遼東郡”條載：“無慮，西部都尉治······候城，中部都尉治······武次，東部都尉治”，漢廷在此設置西、中、東三部都尉，將遼東郡一分為三。都尉是秦漢軍事體系中的重要部分，《漢書·百官公卿表》載：“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西漢時，多于邊郡設部都尉，陳夢家指出，“凡稱東、西、南、北、中部的都尉，都是塞上的‘諸部都尉’，沿塞墻而設”。遼東三部都尉位于長城沿線，軍事性質明顯，包括文縣在內的半島沿海縣邑或屬東部都尉武次所轄。西漢的邊疆經營戰略，以處理長城內外的民族關系為主，遼東郡東部都尉主要面向朝鮮半島民族政權，遼東半島沿海三縣應服務于該戰略。東漢時期，武次等地與朝鮮半島的交往下降至次要地位，遼東與齊地、江南的“浮海”聯系日益頻繁，文縣等半島沿海地區的南向戰略意義愈發突顯。公孫度用中遼郡把控兩漢遼東郡東部都尉轄區，反映出對遼東半島沿海地域的高度關注。

西漢統治者對遼東郡的劃分是在大一統觀念下進行的，以控制遼東北部的長城防線，阻防和聯通塞外民族為目的。公孫度時作為地方政權，需要維持自身安全、壯大勢力，施行“聯吳抗曹”的戰略，勢必要對外加強“浮海”交往，在此背景下，中遼郡應運而生。此后，公孫度憑借中遼郡“越海收東萊諸縣”，山東諸多先賢如管寧、王烈、邴原等亦利用海路“避地遼東”。公孫氏以中遼郡為依托與外界來往，為遼東社會發展注入活力。中遼郡的劃分，是公孫氏充分發揮遼東半島地緣優勢的行政表現，體現出強烈的海洋意識，也為東北亞海上絲綢之路的早期開發做出了重要貢獻。

文（汶）縣，漢晉遼東郡（國）轄縣之一。文縣地望研究成果豐富，其中，瓦房店陳屯、熊岳溫泉、蓋州城關漢城說較為合理，然從更宏觀的東北古代交通地理視閾看，蓋州城關漢城與文縣地望或更相符。東晉十六國時，慕容皝與慕容仁兄弟內爭，文縣是重要戰地。慕容皝初次在“汶城北”“大敗”，表明此地是易守難攻的地理形勢。因此，第二次進攻，為避開“汶城北”的防御，慕容皝選擇乘“危”“踐凌而進”，終收到“奇襲平郭”的效果。中古以降的遼東戰事中，蓋州城關一帶亦充分發揮地緣優勢作用，有“遼東根柢”之稱。文縣治今蓋州城關漢城的可能性最大。文縣為“新莽”時“以亭為名”縣邑之一，是遼東交通戰略樞紐。“文亭”扼守蓋州及以南的遼東半島，自成一獨立的地理單元，為公孫度析分“中遼郡”、慕容仁“鎮平郭”的基礎，也是地方政權利用東北亞海上絲綢之路與外部聯系、穩固統治、尋求發展的依托，凸顯出割據勢力強烈的海洋意識。

蓋州作為地名最早出現在唐代，唐征高麗取“蓋牟城”，因置“蓋州”。《遼史·地理志》“辰州奉國軍”條和《金史·地理志》“蓋州”條均載其本高麗蓋牟城。二者將唐蓋州（蓋牟城）與遼辰州、金蓋州混為一地，應誤。蓋牟城在今沈陽市蘇家屯區塔山山城，遼辰州、金蓋州以今蓋州市為中心，與唐蓋州相距甚遠。金時蓋州之名已與今蓋州同表一地。唐置蓋州，金以唐舊名表新地，文縣（蓋州）狀如器蓋的山川形勢或是舊名新置的重要因由。

作者：佘遠姣 王海

來源：《地方文化研究》2024年第4期

選稿：宋柄燃

編輯：宋柄燃

校對：楊 琪

審訂：宋宇航

責編：汪鴻琴

（由于版面內容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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