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內容均引用權威資料結合個人觀點進行撰寫，文末已標注文獻來源，請知悉。

前言

豐富多彩的中華文明，是由眾多史前文明融合形成的。

而在各地文化漫長的融合中，起到主導作用的是中原文化。

這背后的原因，在于兩種文明模式的博弈。

神權還是王權

中華文明的誕生，并不是某個地區的獨角戲。

從黃河到長江，從西遼河到東海，從晉陜高原到環太湖流域，史前文化是個“大拼盤”。

東北的紅山文化、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山東的海岱文化、長江中游的屈家嶺和石家河文化等。

雖各自獨立發展，卻又在長時間中相互影響、交織融合。

各地文明起起落落，但在漫長歷史中，最終引領全局的，卻是中原文化。

這不是偶然，而是兩種文明模式所帶來的必然結果。

紅山文化、良渚文化、凌家灘文化等區域，是典型的“巫文化”，也就是以神權為核心。

紅山的女神廟、祭壇、積石冢，良渚的高規格玉器、祭祀法器、神人獸面紋玉琮，無不在體現“神權至上”。

包括墓葬中的隨葬品也幾乎都是玉器，陶器等日常生活用品極少，這就是“祭祀優先”的資源配置。

因為他們相信，族群的安全與繁榮，主要依靠對神靈、祖先的供奉。

于是修建廟宇，制作華美祭器，舉行大型儀式，耗費了巨量人力物力。

這種社會模式的優點很明顯，那就是便于集中全力、凝聚族群。

但它的內在缺陷也相當致命：

當祭祀體系的消耗超出了社會生產力的承受極限，就會成為社會發展的絆腳石。

良渚文化在距今4300年左右達到了頂峰，但隨后就因政治、環境、經濟等多重壓力迅速衰落、斷裂。

紅山文化亦然，盡管創造出了極為耀眼的神權文化，卻沒有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社會結構。

持續的祭祀活動，一方面是抑制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另一方面就是浪費了太多資源。

那些本可以用于生產發展的人力物力，都投入到了祭祀中去。

當外部壓力到來時，這些“極不務實”的文明往往最先崩塌。

而與之相反的是，中原文化從仰韶晚期到龍山文化、陶寺文化、二里頭文化，也有個非常明顯的特征——

務實、尚食、王權至上。

墓葬中，隨葬器物以食器為主；

陶寺文化出土的玉鉞，是王權、軍權的象征，而非巫師的法器；

觀象臺的修建，不是為了觀星問神，而是為了“觀象授時”，指導農耕；

還有筑城造郭、建倉儲糧、興修水利，這一切都是為了生產。

在青銅禮器體系最繁盛的商代，頻繁的祭祀加速了商王朝的滅亡。

而進入西周后，人殉、人祭、占卜等就逐步減少，占卜用甲骨數量銳減，禮器也逐漸回歸務實功能上。

這就是中原文明的核心競爭力：在王權主義下進行治理。

把有限的社會資源，用在最能產生實效的地方，用在擴大生產、組織防御、規范秩序上。

中原崛起的必然

當然，歷史長河中，沒有哪個文明能單憑封閉而長盛不衰。

中原文明之所以能勝出，還有一個關鍵原因就是它的“海納百川”。

龍山時代的陶寺文化，不僅保留了中原本地的務實特質，還大量吸收周邊文明的精華。

這種吸收不是簡單照搬，而是經過篩選與創新后的融合。

例如在青銅技術上，陶寺文化就創新性地采用范鑄工藝，奠定了后來的青銅文明基礎；

在禮制體系上，也逐步形成一套具有規范性的社會秩序，成為了夏商周三代制度的藍本。

到二里頭文化時期，中原地區就已出現中國最早的國家形態。

不僅文化匯聚一處，禮制文明也影響了周邊更廣闊的區域。

良渚、紅山這些曾經盛極一時的區域文明，雖然自身中斷了，但它們的部分工藝、器物等，被中原吸納改造，成為了中華文明的組成部分。

也就是說，中原文明并不是簡單地抹去了這些神權文明。

而是以王權、禮制為核心，將這些文明整合進了一個更大、更持久的系統中。

這也解釋了為什么中國沒有走向“神權國家”的道路。

與中東的宗教國家、歐洲的教會主導相比，中國古代社會雖然也敬神祭祖，但其治理基礎始終建立在王權、法制與禮樂制度之上。

即便是商朝人最喜歡的占卜、祭祀，也始終是被王權體系操控的，而沒有形成獨立的宗教力量。

在文明發展的長河中，紅山、良渚的神權型文化都沒能走到最后。

而中原文化則以務實為基礎、以王權為綱，融合各方、改造各方，最終成為了中華文明的主干。

參考資料

從百年考古學看中華文明獨特文化基因-光明日報-2021年12月06日

陶寺文化是崇尚軍權和王權的代表-中國社會科學網-2015-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