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生群體中流傳這么一句話,“讀博只有兩天是快樂的,一天是開學,一天是畢業”。
博士生活與想象中的差距,讓博士生喘不過氣。他們時刻處于高壓學習狀態,面臨無處不在的同輩壓力,情感關系難以為繼,經濟條件也相對窘迫。
《自然》雜志2019年的一篇研究顯示,在對690名中國博士生中的調查中,40%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曾因讀博期間的抑郁和焦慮尋求過幫助,而其他國家是36%。
博士抑郁成為不可回避的話題,“外表是高知,內心是高危”的博士生故事被一次次書寫,他們的處境和現狀得以被看見。
但現實境況并非因被看見而有所改變,在為自己發聲的同時,博士生們也在積極自救。
有人選擇退學,重啟一段人生;有人試圖靠旅游自愈;有人為了逃避長時間痛苦,拼命加速完成學業。
他們的故事或許不同,但卻擁有同樣的精神內核:看清讀博的本質后,選擇愛自己。
正如@W所說,即使失去現在的一切,我都要好好生活,不能因為擁有得多了反而失去了基本的勇氣和能力。
“大家好,抑郁癥的一天開始了。”
從大二起,宋鈞每隔幾個月便會發一次這樣的朋友圈。
從前,他常與一群伙伴待著,有事沒事就往一塊湊。可來到北京,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安排,大家互不交集。宋鈞不適應。他情緒低落,無依無靠,總是想家。
這種狀態延續到碩博階段。博一期間,宋鈞察覺到不對勁,主動去心理醫院咨詢。做過專業心理測試量表后,他被確診為抑郁癥。
如果說獨來獨往衍生出的孤獨感已是常態,那么讀博期間來自四面八方的壓力,則是他抑郁的直接原因。
宋鈞本碩博均在中國人民大學就讀,專業是社會學,畢業后進入一所985高校任教。
他是山東人,2013年高考655分,是山東省文科第97名。這個成績上不了清北,讀政法又浪費。看到招生手冊上寫的就業方向是公務員,他和家人商量,決定報人大社會學。
“既然做,就要做到最好”,宋鈞一直這么要求自己。大四時,他得到保研名額,可以選擇留在本校或去北大。他“懶得換地方”,繼續留在人大社會學專業。
碩士期間,宋鈞再次獲得保送讀博的機會。他沒多想,“就先讀唄”,讀完進高校,或去考公。
然而,“讀博只有兩天是快樂的,一天是開學,一天是畢業”,宋鈞說,“這是博士圈廣為流傳的一句話”。在他看來,“讀博的沒有正常人”。
圖源《重啟人生》
根據《Nature》發布的一項調查,39%以上的博士有抑郁或焦慮的癥狀,是正常人群的6倍以上。
與此同時,讀博對博士心理健康具有持續負面影響。《Nature》的另一項調查顯示,讀博后,博士生使用精神藥物的比例大幅上升,這種趨勢在整個博士期間保持增長。
李沐就是這樣。她就讀于國內頂尖高校,專業是人類學。今年是她讀博的第五年。讀博之前,李沐曾設想過博士生活。她要做喜歡的研究,用學術理論解釋社會現象。五年過去,回看當初,她說自己“完全是胡來”。
李沐的申博過程不算順利,前后申了兩次。終于進入夢校后,她卻發現讀博跟想象中不太一樣。
她的碩士學校以就業為導向培養學生,博士學校則注重學術培養。進入完全不同的學術氛圍,李沐并不習慣。而且博士生發表論文的壓力大得多,如果博士畢業后進入高校,還將面臨“非升即走”。
最初申博時,她沒想過學術圈的運行方式。現在回看,完全沒考慮后果。
從博二暑假第一次做田野調查開始,到博四上學期結束,李沐的焦慮狀態持續了兩年。她經常以淚洗面,止不住地哭。很多次她想振作起來做點什么,卻都以失敗告終。她提不起任何興趣,因為恐懼失敗的結局而避免開始。
有時候,她后悔讀博。她認為自己沒有學術天賦,老師“有眼無珠”地錄取她,讓她感到愧疚。她不斷反思自己哪里做得不好,是不是不配學人類學,“完蛋了”。
即便李沐感覺抑郁,卻遲遲沒有就診。如果真的需要心理咨詢,她怕太貴;吃藥又會發生副作用。
圖源《點燃我,溫暖你》
邱邱的確進行過心理咨詢,不過對她而言,“沒什么效果”。
邱邱碩士畢業后并未讀博,而是進入一家三甲醫院任職,成為臨床醫生。
工作四年后,她發現科室里博士畢業生越來越多,晉升的壓力催生她讀博的想法。幾乎沒有猶豫,看到南方某高校的博士招生簡章后,她立即聯系了導師。由于醫院工作繁忙,她沒有任何準備,卻意外通過了。
脫產讀博后,她的工作重心從醫院轉移到學校來。她每天泡在實驗室里,就連周末也被實驗占用。邱邱讀的是專業型碩士,培養制度跟醫院類似,都是把人丟在臨床一線攢經驗,幾乎沒做過實驗。可讀博不一樣,她需要反復做動物實驗。
實驗的隨機性很大,一個周期下來,可能完全做不出想要的結果。過程中既得考慮實驗進行的條件,又要避免干擾因素的影響,需要不停糾正,推翻重來。
邱邱的生活在實驗中日復一日。直到父親突發心梗離世,打亂了她所有計劃。
去年大年二十九,本是邱邱一家吃團年飯的日子。等她從學校趕回家時,爸爸卻住進ICU。邱邱和爸爸都是醫生,她很想四處找人幫幫爸爸,可他病得太重,誰也沒辦法。站在ICU門口,她甚至連夜聯系了道士師傅,希望能讓爸爸有點好轉。深深的無力感壓著邱邱。她與爸爸見面不到幾小時,爸爸就走了。
她不敢相信這件事真的發生過,總會否認一切。她不斷回想爸爸去世那天,到底是哪里出了問題,如果哪一步不一樣的話,是不是結果會不同。她感到生活無趣,常想如果人的一生結局注定是死亡,現在做的一切有什么意義?
學業上的苦悶,父親離世,一切都措手不及,壓得邱邱喘不過氣。嚴重時,她想跳樓,一了了之。
圖源《絕叫》
北京師范大學副教授程猛指出,博士生群體的抑郁已成為公共問題,與他們置身其中的制度框架和學術文化密不可分。
象牙塔尖的博士生本是教育游戲的佼佼者,卻被時刻困在“讀博時鐘”里。他們心知肚明哪個時間點該做什么事,必須在相應年限內修滿學分、發表小論文、完成博士論文開題,才能走到最終答辯,順利畢業。
宋鈞所讀高校的博士學制是四年。按照學校安排,博二開題,博三做研究,博四預答辯,正式答辯前需發表2篇c刊論文。每一步都有時間界限,科研壓力就像在界限上踩鋼絲。
宋鈞認為,寫論文有很強的不確定性,“可能在電腦前坐一年也想不出什么,也可能坐一小時就靈感乍現”。文科需要創造性,這與天賦相關。持續的創造性工作本身就是困擾,再加上步步緊逼的發表時限,宋鈞無時不感到壓力。
即使寫出論文完成發表,他只會高興半天。因為總有下一篇等著發,甚至同行“發得更好,發得更多”。
“不發表就出局”,是科研界默認的潛規則。大多數學校要求博士生至少發表2篇SCI收錄期刊論文,才能申請畢業答辯,只有部分學校不以發布數量和期刊為衡量標準。
然而,完成一篇高質量論文并非易事。從確定選題、完成文獻積累到開展研究,最后成文,需要花費幾個月甚至長達幾年的時間。
即便高效率完成寫作,論文發表周期也足夠磨人。一篇SCI論文從投稿到發表可能歷經一整年,更何況期刊市場正面臨僧多粥少的情況。
論文發表像“讀博時鐘”里跑得最快的秒針,嘀嗒嘀嗒敲打著博士生緊繃的心弦。
圖源《黑狗》
李沐也曾遭遇過來自發表的壓迫。博二時,有經驗的同學已經陸續發表,他們勸李沐趕緊寫了發。可人類學研究需要理論基礎和扎實的田野調查,李沐的導師不鼓勵為了發表而寫。在拼命發表論文的時代,她們稍顯不入流。同輩催促和導師“鼓勵式”教育之間的張力,讓李沐猶豫。直到博四上學期結束,她沒有任何論文在投,只能干著急。
不過最讓李沐為難的是博士論文開題。從博二起,她就在準備,直到博三,她仍未完成開題。
起初,她將目光鎖定在月經貧困上。她閱讀了大量國外文獻,參考國際公共衛生領域的資料,試圖探索公共衛生治理如何影響女性月經健康。她認為選題堪稱完美,只要找到田野點并完成調查,博三就能順利開題。彼時,她從未坐過田野。直到上手操作,她才發現自己過于單純。
做田野是人類學者進入某一社區,通過直接觀察、訪談、居住體驗等參與方式,獲取第一手研究資料的過程。實踐點在某種程度上決定著研究的成敗。
從衛生巾公司到福建農村,李沐接連換過三個田野點,卻都沒做成調研。她發現研究沒法做,太多理論預設跟實際情況不同。在最后一個田野點跟阿姨們擰了一個月燈泡后,她身心俱疲,每天都哭,整個人“接近崩潰”。
李沐做田野時擰的燈泡
無奈之下,她只能換題,轉去做醫療照護。暑期四個月的田野顆粒無收,她的博論開題注定延后,時間上的焦慮讓她想趕緊完成這次調查。
這次她將田野點設在老家一所醫院。生活狀態、社交都舒服了很多,終于不用以淚洗面,但她又開始失眠。睡前躺在床上,她滿腦子都是第二天要看什么資料,訪談誰,怎么寫田野筆記……
李沐的第二次調研為期一年。她拿這些資料去申請項目,面試老師直接告訴她“你的研究沒有意義”。那是線上答辯,掛斷電話后,李沐深吸一口涼氣,人呆掉了。她不敢把這些告訴父母,一個人哭了一整宿。
此時已經博四,她雖確定好題目,可研究框架卻遲遲沒細化。如果這樣下去,李沐將迎來延畢。
北師大副教授程猛指出,延畢不僅意味著難以按時獲得博士學位,還意味著至少在延畢的半年、一年甚至幾年的時間內,他們很難收獲經濟效益,進而可能影響工作進程,甚至結婚生子等重大選擇。
李沐曾經的同學已經工作兩三年,只有她還在讀書。延畢讓她尷尬,仿佛落后于同輩進度。對李沐來說,時間從未如此壓迫,緊逼著她做出行動。可越恐懼延畢越難開始,接連受挫后,她提不起任何興趣,什么都做不了。
宋鈞亦有過類似體驗。讀博時,他發現同齡人早已結婚生子,賺了不少錢,自己卻是窮學生一個,還得家里支持。回看當初那些學習成績不如自己的同學,他們已經有房有車有家庭。宋鈞感覺自己落后了。他有時會想,如果當初碩士畢業沒有讀博,考個公務員,現在過得怎樣?
圖源《絕叫》
同輩壓力是“讀博時鐘”的衍生。更糟糕的是,讀博順利與否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自我價值的全部支點,“一旦這個支點被動搖,整個生活世界都會搖搖欲墜”。
邱邱深有體會。考上博士那年,她已經30歲,剛剛結婚。工作時,她靠攢下的工資在一線城市買了套房,父親承諾讀書期間幫她還房貸。可如今父親離開,她又脫產讀博,收入遠不如從前,巨大的經濟壓力找上門來。就在此時,邱邱發現自己懷孕了。
壓力從四面八方涌來,讓邱邱來不及反應。盡管醫院允許她畢業后重返崗位,但年齡帶來的生育和職場問題不停困擾著她。生下寶寶,可能意味著博士學業的中斷。不生,她將錯過最佳生育年齡。無論生與不生,當她再次回到職場時,都逃不過35歲危機。
糾結再三,邱邱下定生育決心。然而,導師意見成為最難猜的謎。她聽說有的導師不允許學生在博士期間生育,擔心導師不同意。好在導師很支持她,告訴她“生孩子是大事,博士讀不讀不一定,自己的小孩一定得要”。
決定生下孩子后,邱邱對如期畢業的焦慮更甚。博士生活與想象中不同,完全沒接觸過的實驗讓邱邱畏懼。達不到實驗條件、試劑用量不到位、干擾因素過多都會影響實驗結果,反復不出成果讓她擔心延畢,白白付出沉沒成本。
即使在懷孕期間,她從未停止做實驗。試驗試劑可能對人體有害,丈夫勸她多為寶寶考慮。但她不想拖實驗后腿,也不想麻煩別人,甚至生孩子前一周還泡在實驗室。唯一幸運地是,導師很照顧她,主動調整實驗室分工,減少她與危險試劑的接觸。
論文發表、延畢焦慮、沉沒成本被裹挾在“讀博時鐘”里,成為懸在博士生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他們不停地催促自己:快做研究,快出成果,快畢業。讀博本是為了更好的生活,現在卻傷痕累累,在自我懷疑與反復焦慮中,博士生陷入死循環。
象牙塔尖的抑郁深植于博士制度與學術文化中。回看博士生涯,宋鈞認為,成果并非產生于重壓之下。關注博士生群體的抑郁問題,需要理解他們的現實處境。在保障博士生生活條件和社會地位的前提下,提供自由寬松的學術環境,或許是破局的第一步。
與此同時,等待現實境況有所改變之外,博士生們也在積極自救。
發朋友圈是宋鈞紓解壓力的方式。每當情緒崩潰時,他便在朋友圈“思考人生”。
早上,宋鈞在朋友圈向好友問候,“大家好,抑郁癥的一天開始了”。如果這天是周一或月初,他的文案則由“一天”變為“一周”“一個月”。
晚上,宋鈞喜歡在朋友圈深思,“人的一生到底有什么意義”“活著到底有什么價值”。
這些朋友圈通常只有四五個好友點贊,一開始別人還跟他探討人生意義,時間長了,大家都習慣了,知道他在亂發。他不在乎是否有朋友關注,只是發泄出來,心情就會好很多。
博士期間,宋鈞的壓力持續存在,但他從未懷疑過讀博的選擇。為了避免長時間抑郁,他加速提交論文,三年完成博士學業。畢業后,他進入一家985高校任教。
作為教師,他與博士生交流時,發現他們所經歷的與自己相似。即使這樣,每當想開口勸他們時,宋鈞總有種“站著說話不腰疼”的感覺。
圖源《丈夫得了抑郁癥》
博四上學期即將結束,李沐意識到情緒不對,開始有意識地拯救自己。運動是見效最快的方式,李沐在一家劃船機俱樂部注冊報名,一周劃三次,每次1小時,從11月劃到1月。
本想靠瘋狂劃船忘記煩惱,不料意外先來臨。作為初學者,李沐過于拼命。由于大腿和背部肌肉力量不足,她只能靠彎腰送力,兩個月下來,她患上腰間盤突出。
那時她幾乎是個癱瘓的人,身體一動就會劇烈疼痛,躺在床上連翻身都翻不了。她在想到底造了什么孽,要這么懲罰她?自己啥時候能好,一直好不了就沒辦法寫論文,已經博四了,接下來怎么辦?
從做田野開始,李沐的計劃一直被打亂,直到這次,她一度以為人生完蛋了。
由于身體原因,李沐的學習時間被壓縮,但正是如此,她的心終于安定下來。從前時間富裕,大部分時間看起來在學習,實際上效率很低。現在每天只能學1個小時,她卻能完全利用好。有限的學習時間讓她來不及想其他事情,田野經歷、論文發表、畢業開題,種種壓力都化為這一個小時的學習動力。
隨著身體逐漸康復,每天從1小時學到2小時、3小時,李沐的開題有了眉目。與此同時,她申請到另一個社科項目,并拿到一等獎資助。她感到信心恢復,心里慢慢踏實下來,生活向正軌發展。
李沐從前的焦慮來自高期待,她總設想事情完美完成的樣子,卻恐懼真正的開始。經歷這次疾病,她發現“戰勝恐懼的辦法是承認自己啥都不行,但堅信自己可以做到”。就像織毛衣一樣,“先找到一個小線頭,再開始扯線,別想能不能織出毛衣,干就完了”。
如今,李沐已開啟讀博的第五年。盡管她現在仍受制于博論的壓力,偶爾感到失落,但她不會再崩潰了,因為她知道這是讀博的必經過程。按照目前的寫作進度,李沐爭取下半年畢業。如果今年不行,明年也能坦然接受。
李沐的田野筆記
2024年12月,邱邱的寶寶出生了,是個女孩。看到一個新生命的降臨,邱邱對父親離世的悲傷釋懷了些。她的注意力轉移到寶寶身上,只是看著孩子,就會覺得好可愛,好幸福。
從前,邱邱認為讀博必須有結果,已經付出的時間、精力和金錢不能白白浪費。即便付出不能到達百分之百的回報,至少也要百分之九十。她拼命催促自己多做實驗,快出成果,時刻處于緊張狀態。
現在,她發現一切沒那么重要了。最初讀博是為了更好地生活,可現在卻把自己弄得抑郁,反而失去生活的希望,這違背初衷,陷入死循環。與寶寶和自己的生活相比,讀博似乎沒那么重要了。它不該成為人生的優先事項,而讓人忽略原本的生活。
她同時著兼顧論文和帶娃。平日里,媽媽幫她帶孩子,她能夠抽出身來完成論文。媽媽忙的時候,她就帶著孩子玩。空余時間,她把跟孩子的日常發在小紅書上,不少寶媽找她交流。這讓她找到價值感。幫助別人讓她快樂,她的精力也因此分散掉,不必再執著于學業。
“即使沒有學歷,即使失去現在的一切,工廠打工也好,當服務員也好,我都要好好生活,不能因為擁有得多了反而失去了基本的勇氣和能力”,邱邱偶然間在社交媒體上刷到這句話。她覺得寫得太好了,在心里默默記下來。每次刷到與自己相似的博士抑郁帖子,她都會把這句話評論過去。
注:宋鈞、李沐、邱邱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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