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5月6日，經歷過山車般的一天后，默茨從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手中接過任命書，正式成為德國新一任總理。隨后，其內閣成員也依次宣誓就職。

德國這一任政府，走過了一段極其坎坷的旅程。2024年深秋，“交通燈”熄滅，朔爾茨成了看守總理。隨后的組閣談判，遵循了史無前例的嚴格保密程序。19個工作組，全體不得向外界透露分毫，連自拍都不允許。

就在當天的聯邦議院首輪投票中，默茨宣告落敗，打破了德國的政治慣例。直到第二輪投票，他才艱難過關。

5月5日，德國聯盟黨同社民黨在首都柏林正式簽署聯合執政協議。圖/視覺中國

“整體安全”和權力強化

德國政府人事安排里，既有對現實政治的考慮，也有聯盟黨和社民黨面臨局勢動蕩重組、重新找到自身定位和專長的嘗試。目前，默茨所在的聯盟黨由基督教民主聯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會聯盟（基社盟）組成。5日，聯盟黨和社民黨簽署聯合執政協議。

組閣談判是基民盟領導的，自然他們有更多先機。就組閣的情況來看，直觀表現是總理府、外交部和經濟部同時掌握在基民盟手中，而且總理府下設國家安全委員會。

這種前所未有的做法是一份清楚的權力宣言。按慣例，第一執政黨常把外交部交給友黨，且距離上一次基民盟執掌外交部已過去60年。基民盟這次無論如何都要把外交部攥在手里，表面原因是上一屆外交部同總理府爭權破壞了執政伙伴間的信任，將后人的路堵死了。還有一層原因是，外交素來是社民黨的強項，但在國際政治機遇和挑戰并存的風口里，又隱藏著靠外交“上大分”的機會。其背后是政治思路的根本調整：外交、安全和經濟要放在一起考慮。相較于戰術策略和權力博弈，這樣的調整可能更重要，影響也更深遠。

國際秩序的動蕩會讓不少人渾水摸魚，游戲規則的混濁也會使同一個概念被各種勢力賦予不同含義。2023年德國國家安全戰略提出“整體安全”概念，意指安全不僅僅是軍事問題，還包括經濟、生態、網絡、社會等各個維度。但究竟以哪個維度為出發點？又如何實現？相關各方在定義以及路徑上存在不小分歧。

左翼與公民社會視角認為，外交、安全與經濟應圍繞和平、公正與可持續發展展開，而非以執政團體的利益為導向，反對軍事化邏輯，主張以發展合作與多邊機制替代地緣對抗。保守派提出國家利益與防御能力優先，經濟政策應服務于國家安全。另一些政治人士一提“整體安全”就是定向“去風險化”和反制“制度性對手”。經濟界則認為，經濟手段也是戰略工具，技術、供應鏈、資源控制權正逐漸成為國家權力的核心要素，外交應以增強經濟韌性與全球市場話語權為導向。而德國國際與安全事務研究所、德國外交政策協會這類智庫主張不要把“整體安全”變成一種口號，而是將其用作一種分析框架。

行政結構變動，也給了默茨在強化權力上更多可操作的空間，他要把所有線頭強勢握于己手。國家安全委員會設在總理府，參謀部由他的長期幕僚長施羅特領導。相應地，無論是議會黨團還是政府中的其他相關部門，在外交事務上的討論空間都會減弱。外交部與國家安全委員會重疊的職能，也未被劃分清楚。

另有種種跡象表明，默茨非常重視總理府架構的搭建。他謹慎挑選的各部門負責人中，多為有外交及情報背景的人選。他非常屬意、從外交部調任總理府第五部負責人的柯慕賢（Michael Clauss）被認為是中國問題專家，同時在布魯塞爾也有良好人脈，曾任德國駐華大使，后任德國常駐歐盟代表。這份精心挑選的履歷結合了兩邊經驗，或許也會擦出火花。

不難看出，本屆政府在啟程階段的雄心壯志里更有一種糾結。這正是朔爾茨執政時期的“時代轉折”所延續下來的，是各方勢力、各種思路正在爭奪合法性和制高點過程中所投下的紛亂的影子。

5月6日，德國新一屆聯邦政府舉行了首次內閣會議。圖/視覺中國

“既要又要還要”的困局

默茨重視外交，外交部長之位落入有專業知識背景且是默茨親信的約翰·瓦德弗爾手中。

這次達成的組閣協議，也首先指出外部挑戰：“世界在變革中。權力結構產生了位移，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和制度性競爭正在挑戰我們的國家。”協議隨后提到俄烏沖突的實際威脅以及可能引發的動蕩，稱“我們要加強社會凝聚力，使秩序自內而外具有免疫力”，“內部安全、民主的防御能力和經濟韌性，這些都與外交和安全政策的行動能力密不可分”。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到了協議正文部分，外交和安全這一章卻像是在今年2月的慕尼黑安全會議前就寫好的。和內政部分的內容清晰與細化不一樣的是，外交和安全章節里很多表述缺乏細節，聯系起來看顯得“既要又要還要”。一方面強調要加強國防，但國防開支占比多少？是否要恢復義務兵役制？怎樣征兵？沒有定論。即使對核安全這種事關生死存亡的話題，協議也依然一廂情愿地“堅持核共享”。要知道，德國的核保護傘其實是由美國提供的，但近來特朗普政府已不止一次地表現出不愿讓歐洲“搭便車”的意思。要是美國不提供，靠什么“堅持”？這樣的表述，聽上去幾乎是在“表忠心”。

今年的慕安會后，默茨本人多次宣布德國要“長大成人”：“歐洲必須擺脫美國永遠的小弟角色。我們不能總是等美國來決定什么對我們有好處。”如今新上任的外長是鷹派，致力于推進跨大西洋關系，和默茨一直以來的立場相近。但最重要的可能還是瓦德弗爾這句表態：“新聯邦政府的政策是從一個模子里澆灌出來的。”

開國總理阿登納“把德國牢牢嵌入西方”，被譽為“阿登納時刻”。默茨的“長大成人”說，也被保守派比作他的“阿登納時刻”。現在要把德國嵌入哪里呢？默茨認為最重要的基石是歐洲。但是，眼下歐洲心有余而力不足。是更團結的歐洲還是容納性更強的歐洲，到底哪個版本呢？目前也還沒看到能兼顧的辦法。何況，和美國大半個世紀的利益以及敘事的深度嵌入并不能說斷就斷。自由派固然可以慶祝戰略自主是政治成熟的體現，但保守派擔憂“不切實際地與美國脫鉤”以致冒進翻車也并非毫無道理。正如洪堡大學政治學教授明克勒所指出的，要想自主，真正的痛點在于“必須始終具有反抗與防御能力以及財政可行性，否則它就只是象征性政治”。

或許在亂槍頻放的環境里，謹慎公開下定論是可以理解的。政治家在公開演說里“既要又要還要”是一種風格，但實際操作中缺乏優先級和清晰度會使所有行為茫然失據，最后哪一點也沒做成。2023年德國政府出臺的中國戰略以三重身份來定義中國，看似談到很多，卻在多個細節上不能明確自洽，即多個勢力多種思路爭持難下，最后還是要落入“既要又要還要”的困局。

5月7日，新任德國總理默茨（中）和外交部長瓦德弗爾（右）乘飛機出訪法國。圖/視覺中國

伙伴還是對手？

與此相關的還有如何做外交的方法論。例如，氣候保護原則上將回歸環境部。在“交通燈”政府時期，該部曾改名環境、自然保護、核安全和消費者保護部（簡稱BMUV），如今被“降格”為處理荒野、森林或海藻如何幫助抵御二氧化碳的上升這類自然問題的“工具人”，而經濟與環保部（簡稱BMWK）和外交部則負責決定大方向。

2021年，貝爾伯克入主外交部，力推“環保外交”，修改了外交職能與范疇。在她牽頭下，外交部取代環境部成了聯合國氣候大會在德國的牽頭部門。與此同時，在哈貝克領導下，經濟部與環境部合并，將氣候保護同能源轉型和產業政策進行了捆綁。跟隨這種思路，氣候政策的地緣政治化成為“交通燈”政府時期反復出現的外交主題，貝爾伯克在任期間就多次批評中國以發展中國家的身份享有若干便利。而默茨新政府緊張搭建的過程中，前氣候國務秘書摩根反復勸說不要放棄這個“正在成形的市場”：“外交部有很大影響力，目前需要這種影響力，氣候保護和氣候政策是地緣政治。”對此，瓦德弗爾表示，盡管氣候政策也屬于安全政策范疇，但國際氣候外交的責任將移交給社民黨領導的環境部。

但是，政治勢力絕非單一決定因素。一切糾結，終究其緣由是觀念標準與利益間出現了巨大錯位且無法整合。

過去一年，美國是德國最重要的貿易伙伴。但在關稅政策背景下，奧迪已暫停向美國交付汽車。《法蘭克福匯報》周日商業版主編以“世紀風暴中的德國汽車業”為題寫道：“分析人士估計，特朗普關稅可能會使寶馬和奔馳今年營業利潤各損失20多億歐元（約合人民幣160億元），大眾汽車損失可超過30億歐元。這是它們營業利潤的五分之一。沒人知道美國是否會繼續征收進口稅。但這正是問題所在：不確定性就是毒藥。”

復活節剛過，德國幾家主流媒體就專題報道了他們稱之為“如今世界上最重要的汽車博覽會”的上海車展，對中國技術抱著謙虛的態度，對中國發展更是不吝于“正能量”描述，想要傳遞的信息呼之欲出。德國電視二臺主持人朗茨在節目中形容，萬斯對歐洲的指手畫腳使他“終于明白了中國人在面對貝爾伯克女士時的感受”。

30多家在華有業務的德國公司共同向默茨內閣提交了一份倡議文件，將特朗普的貿易政策所引發的國際動蕩視為改變方向的契機。他們希望改變政府的地緣政治取向，將中國更多地視為合作伙伴而非對手。他們同樣也具有統籌性思維，這不僅是因為幾家DAX指數公司三分之一營業額來自中國，特朗普可能強迫歐洲選邊站，德國也可能因為含混不清的對華“去風險化”在科技發展與全球競爭里錯過一班車，這些都值得深思熟慮。

人事布局和力量分配

基民盟聯邦委員會是黨內僅次于黨代會的第二大權力機構。與黨代會相比，聯邦委員會的優勢在于代表人數少得多，不僅運行效率更高，而且決策也更具可預測性。就在大選前不久，基民盟再次修改了章程，以便聯邦委員會能夠批準聯盟協議。

基民盟各部門也相應作出調整。與默克爾執政時期不一樣的是，基民盟黨部不會成為總理府的前哨站。因此，聯盟黨班子里，有一人雖不在內閣，卻不應被忽視。此人就是基民盟黨團領袖施潘恩。盡管他表明愿意遵守紀律，但他將從保守的方向成為總理的制衡者。這與基民盟內閣團隊不一樣，后者大多數沒什么歷史包袱，他們的一致性不僅體現在其外在特征上，也體現在內部人事博弈上。

現年44歲的施潘恩已在聯邦議院任職23年，雖然年輕，卻是相當老練的職業政治人。施潘恩有權力意識，人脈廣且自信。盡管和默茨同屬黨內保守派，但與默茨關系不算融洽，在選舉中甚至站到過默茨對立面，或直接與默茨競爭，或支持默茨的對手。或許是因為自信，他很難被“馴服”，施潘恩曾在默克爾第四屆政府中任衛生部長，卻并沒減輕對默克爾的批評。但是，作為基民盟保守派年輕世代的代表，施潘恩在黨內有其讓默茨無法回避的分量。就像曾經的默克爾引人事為渠來步步鋪設黨的路線遷徙一樣，施潘恩到了議會黨團領袖的位置上，意味著保守勢力不僅回歸，而且后繼有人。

保守勢力的回歸還體現在內閣人選安排上。本屆政府，代表基民盟與社會政策交集的基督教民主工人協會無一人進入內閣。協會主席拉德克公開表達了憤怒，在社交平臺X上寫道：“據我所知，歷屆政府中，只有基民盟在野的時期沒有基督教民主工人協會的參與。”

但畢竟，默克爾時代后的基民盟已無法完全回到默茨曾如魚得水的20世紀90年代初，尤其是在它本身支持率就面臨巨大壓力的當下。因此，默茨必須與默克爾的勢力達到一定和解。政府人事上，瓦德弗爾和教育部長普琳都來自石荷州，其州長京特素與默克爾親近。普琳本人更是默克爾執政后期的忠實追隨者。內政部長多布林特，也曾在默克爾政府任交通部長。

勢力分配和代際傳承也是社民黨的重要議題。聯盟黨率先全部推出他們的部長人選后，“大聯盟”是否成立，就看社民黨的決定了。近期歷史表明，同聯盟黨聯手組閣對德國是好事，但總會給社民黨帶來支持率下跌。4月最后一天，社民黨集體投票通過組閣協議，贊成率為84.6%。這說明黨內基層在激烈爭執后達成共識：如果一個大黨不愿或不能參與一個不那么舒服卻必要的執政，那么它會變得無足輕重。社民黨總書記米爾施在宣布票數時表示很“驕傲”，因為“這不是我們黨的事兒，這是國家的事兒”。不過，在承擔國家責任的同時，社民黨也必須嚴肅考慮如何避免重蹈覆轍：支持率只有16.5%了，還能再跌嗎？在黨部和政府人選上，他們如今更需謹慎布局。

社民黨黨內高層對各自去向并非沒有糾結。以克林拜爾為首，他就面臨是加入政府還是繼續擔任黨的領袖的問題。社民黨在大選中取得史上最差結果，但克林拜爾卻同時領導了黨、議會黨團和組閣談判。想要在2029年下屆大選中成為社民黨總理候選人，執政經驗以及在公眾視野里的更多曝光肯定有幫助。最終他擔任了新政府的副總理兼財政部長。但是，留任國防部且在“交通燈”政府任內已呼聲較高的皮斯托利烏斯會成為他的有力競爭者。另一方面，一個黨手握兩個內閣關鍵職位也不失為一種保險策略。

和人事構成相輔相成的同樣是政策內容。組閣談判中，克林拜爾多次征求前總理朔爾茨的意見。朔爾茨雖在聯邦選舉中失利，卻仍贏了波茨坦選區。他是除柏林以外東德地區唯一的建制派直選議員，其余的直選議席基本落入選擇黨和左黨了。很顯然，默茨的團隊鉚足了勁要在國際舞臺上掙得風光。相較之下，社民黨就只能在內政問題上爭取更大的發揮空間。

最后幾天，社民黨的人選名單終于放出，代表左翼的艾斯肯沒進入內閣。執政勢力上，左翼和偏向和平的一翼同時被削弱，黨高層里又多了一批少壯派的名字。

“政治變革”的前路

默茨新政府宣誓就職的頭一天，在德國國防部所在的本德勒大院，前任總理朔爾茨的卸任典禮，以傳統“歸營號角”的形式舉行。

朔爾茨的三首自選曲目暗扣了他想說的話和他的思考者氣質：一首歌名為《尊重》、一首巴赫的選段、一首披頭士的《在我生命中》。以沉思、抒情為基調的音樂和過去一段時間風暴般的氛圍形成了鮮明對比，在當今顯得格外可貴。但或許，它們才體現了當下德國某種深層次的整體心情：回望“永恒的和平”逝去的茫然，看向未來時努力保持的勇氣以及對理性能帶回確定感與秩序的期待。在奏響國歌前，還有一首《我們祈禱愛的力量》。或許是火把光線的緣故，溫暖春夜里，朔爾茨一貫表情克制的臉上顯出動容的神情。

披頭士，正是來自朔爾茨在政治上成長的年代。在理想似已崩壞的當下，他不無留戀地挑選了那個曾滿懷熱情倡導過公正、愛與和平的時代的聲音。似乎有什么在提醒人們深思，這幾十年走過了怎樣的路，又是如何到了今天的田地。

在曾經那個叛逆的年代，世界和今天一樣處在劇變中。基民盟上一次執掌外交部也就在那時：1972年，基民盟籍外長格哈德·施羅德（與社民黨籍前總理格哈德·施羅德同名）訪問中國，中國與當時的聯邦德國建交。原本施羅德是仇視社會主義陣營的，但為了和當時社民黨的“東線外交”帶來的壓力形成抗衡，他不得不拋棄成見，在尼克松后訪華。這項成就，即便是國內保守派也贊譽：“毫不夸張地說，這是一個卓越的轉折點。”

朔爾茨帶給人的思考也是給默茨政府留下的一個鉤子。早在選戰期間，就有人拿三位總理的姓氏開“地獄玩笑”：默克爾（Merkel）+朔爾茨（Scholz）=默茨（Merz）；朔爾茨（Scholz）+默茨（Merz）=痛苦（Schmerz）！默茨放話要“政治變革”，也說過“頭100天，所有人必須全力以赴，因為這100天會決定整個任期”。與某些短期的具體的痛苦相比，新的觀念與利益整合的道路將更為漫長艱辛。但也許，這才是題眼所在。

（作者系德國漢堡大學社會學者、漢堡文化與媒體部顧問）

作者：周睿睿

編輯：徐方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