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的夏天，我初中畢業了。那時候，全國上下都在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我和姐姐馬英華也響應號召，從繁華的上海一路顛簸到了皖北農村。

我還記得，剛下火車時，眼前是一片陌生的黃土地，風吹過來，卷起一層薄薄的塵土。我和姐姐拎著行李，跟著生產隊的人往村里走，心里既緊張又忐忑。

剛到農村的日子，當時是真的不適應。我們住的是茅草房，屋頂漏風，下雨天還會滴滴答答地漏水。吃的呢，是大鍋飯，一碗稀粥配咸菜，偶爾能吃到一點葷腥，那簡直是過年了。

干活更不用說，我和姐姐從小在城里長大，哪里干過農活？第一天跟著社員們下地，鋤頭都拿不穩，手上很快就磨出了水泡，后來慢慢結成了繭子。

晚上躺在硬邦邦的木板床上，渾身酸痛，姐姐有時候會偷偷抹眼淚，我倒是沒哭，就是覺得日子太單調了，除了干活就是吃飯睡覺，連本書都難找。

插隊的第二年春節，我和姐姐被生產隊隊長邀請去他家過年。隊長家條件比我們好一些，至少能吃上一頓像樣的年夜飯。

也就是在那天，我認識了吳宇龍。

他是隊長的侄子，個子高高的，皮膚曬得黝黑，笑起來露出一口白牙。他話不多，但手腳勤快，見我和姐姐不太會包餃子，就主動過來幫忙。

他包的餃子又快又好看，我忍不住夸了他兩句，他撓撓頭，有點不好意思地說：“這算什么，我還會搟面條呢！”

從那以后，吳宇龍就經常出現在我們的生活里。他知道我和姐姐吃不慣粗糧，就偷偷給我們送白面饅頭；農忙的時候，他總會“恰好”路過我們的地頭，順手幫我們干點活。

姐姐一開始還警惕，悄悄跟我說：“這小伙子是不是對你有意思？”我嘴上說“別瞎說”，心里卻忍不住偷偷高興。

1972年，吳宇龍報名參軍了。臨走前，他找到我，支支吾吾了半天，最后紅著臉說：“英蘭，我……我喜歡你，等我回來，行嗎？”

我愣住了，心跳得厲害，臉也燒了起來，最后只是輕輕點了點頭。他走后，我們開始偷偷通信，我在信里寫農村的生活，他告訴我部隊里的趣事，字里行間都是藏不住的思念。

1975年，吳宇龍退伍回來了，而我和姐姐也接到了回城的通知。

姐姐高興壞了，連夜收拾行李，說終于可以離開這個窮地方了。

可我卻猶豫了——吳宇龍站在我面前，眼神里全是期待和不舍。他拉著我的手說：“英蘭，留下來吧，我們一起過日子。”

姐姐一聽就急了，拽著我說：“你瘋了嗎？好不容易能回上海，你留在這兒干嘛？”

那幾天，家里吵翻了天，姐姐甚至罵我“沒出息”，可我的心早就定了。

為了讓父母接受這段感情，我撒了個謊——我寫信告訴他們，我懷孕了。父母氣得直跺腳，可木已成舟，他們也只能默認。

就這樣，我和吳宇龍訂了婚，辦了簡單的婚禮，正式成了夫妻。

后來，我們生了一兒一女，孩子們都很爭氣，先后考上了大學。女兒當了大學老師，兒子則接替了我們的事業，把家里的物流公司經營得風生水起。

說起創業，那又是另一段故事了。吳宇龍退伍后先是開大貨車，因為他當過汽車兵，技術好，人也靠譜。后來，他攢了點錢，自己承包了一個小車隊，慢慢越做越大。

再后來，機緣巧合之下，我們開了自己的物流公司，什么物流公司我就不寫了，免得說我是打廣告。

我呢，原本在村里當小學老師，看他忙不過來，索性辭了工作，跟著他一起打拼。那些年，我們起早貪黑，風里來雨里去，可心里是甜的，因為每一天都是為了我們這個家。

功夫不負有心人！我們的事業很成功，公司總部搬到了深圳。

如今，我和老吳和兒子一家住在一起，孫子孫女繞膝跑，日子過得和和美美。有時候，我們倆坐在院子里曬太陽，回憶年輕時的點點滴滴，他還會笑話我：“當年要不是我死皮賴臉追你，你現在說不定在上海當闊太太呢！”

我笑著捶他一下：“咱現在也是闊太太啊，雖然不在上海，但咱們也不比誰差啊。”

是啊，四十多年過去了，我從沒后悔當初的選擇。青春就像一場冒險，有人選擇安穩，有人選擇熱烈，而我和老吳的故事，或許不夠驚天動地，卻是我最珍惜的平凡幸福。有時候想想，人生就是這樣，重要的不是走了哪條路，而是和誰一起走，以及走得是否心甘情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