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DSM-6編撰工作的啟動，在診斷體系中引入基于病理生理機制的亞型標注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可優化臨床決策路徑，另一方面通過減少疾病異質性推動機制研究，為精準治療提供理論支撐。

1. 炎癥表型的生物學證據

抑郁癥群體中存在特征性炎癥激活亞群，其外周血中IL-6、TNF-α等促炎因子及CRP水平顯著升高。流行病學研究顯示，校正混雜因素后CRP水平仍與抑郁風險呈獨立正相關。值得注意的是，約25%患者呈現低度炎癥狀態（CRP>3 mg/L）。

機制研究證實，促炎刺激（如IFN-α治療）可誘導抑郁癥狀，而抗炎干預可緩解癥狀，提示炎癥與抑郁存在因果關聯。多組學分析進一步揭示，TNF/IL-1β/STAT3通路可能是介導該過程的核心分子網絡。

需特別指出，炎癥作為跨診斷表型可能參與多種精神障礙的發生發展，但現有證據在抑郁癥領域最具說服力，使其成為研究炎癥-腦-行為軸的關鍵切入點。

2. 炎癥相關臨床表型特征

炎性標記物升高與特定癥狀群顯著相關，包括快感缺失、精神運動遲滯及植物神經紊亂等。這類表型與動物模型中"病態行為"具有進化保守性。

神經影像學研究顯示，炎性介質通過調控皮質-紋狀體獎賞環路功能影響動機行為：促炎刺激可抑制腹側紋狀體激活，導致多巴胺能傳遞異常；CRP升高與獎賞環路功能連接減弱及行為遲滯直接相關。

針對高炎癥亞群，多巴胺前體藥物可逆轉神經功能異常并改善癥狀，提示靶向神經遞質系統可能成為該亞型的有效干預策略。

3. 炎癥標志物的治療預測價值

炎癥生物標志物水平升高往往與常規抗抑郁藥治療反應較差相關。研究顯示，炎性指標對傳統抗抑郁藥療效具有顯著預測作用：CRP>1mg/L患者對SSRIs反應劣于兒茶酚胺能藥物，治療抵抗者常伴隨IL-6/TNF持續升高。

值得注意的是，炎癥狀態可能增強對氯胺酮及ECT的治療敏感性。這種雙向預測效應提示需建立基于生物標記物的分層治療策略。

4. 抗炎治療的臨床潛力

Meta分析表明，細胞因子拮抗劑可顯著改善共病系統性炎癥疾病（如類風濕關節炎、銀屑病）抑郁癥患者的抑郁癥狀，這種改善獨立于軀體癥狀改善，與基線抑郁嚴重度呈正相關。針對炎癥生物標志物水平升高的患者，以及與動機缺乏和快感缺失相關的癥狀，抗炎藥物（尤其是靶向細胞因子的生物制劑）的療效可能最優。

針對非共病人群的抗炎干預（如NSAIDs）雖療效微弱，但在精準篩選的高炎癥亞組中可能獲益顯著。當前研究瓶頸在于缺乏標準化的患者分層標準及與機制匹配的療效評估體系。

5. 臨床可轉化生物標記物體系

建立炎癥亞型診斷需滿足三大標準：臨床可及性、量化閾值設定及循證驗證。符合上述標準的生物標志物包括CRP、紅細胞沉降率、白細胞/中性粒細胞/淋巴細胞計數、中性粒細胞/淋巴細胞比值（NLR）等。

其中，CRP作為金標準滿足上述條件，其水平分層（<1/1-3/>3 mg/L）已被心血管指南采納，并與中樞炎癥程度顯著相關。其他指標如NLR雖具潛力，但尚未建立標準化檢測流程。

結論

在DSM-6中增設"伴炎癥特征"標注具有重要科學價值：①為機制導向診斷提供范式；②促進分層臨床試驗設計；③推動靶向治療研發。即使作為研究用標注，其應用將加速多模態數據整合，最終實現從癥狀描述向分子分型的診療模式轉變。

參考文獻

Jha MK, Leboyer M, Pariante CM, et al. Should Inflammation Be a Specifier for Major Depression in the DSM-6? JAMA Psychiatry. 2025 Apr 2. doi: 10.1001/jamapsychiatry.2025.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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