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一旦蔣介石內心認為交出指揮權乃是無可避免之事時，他下一步的努力就是要肯定史迪威不會濫用指揮權。

因此他在1944年9月7日和史迪威會面時，花了將近40分鐘時間詳細討論今后史迪威應該如何指揮中國軍隊。他特別強調，史迪威今后的工作內容六成是軍事，四成是政治。根據史迪威形容，蔣介石的態度和緩而友善。

史迪威把他們的會談說成是一場“愛之餐”。蔣介石見面后宣稱，對史迪威完全有信心，鼓勵史迪威不要客套，請就中國駐緬軍隊司令官人選表示意見。蔣介石的表現，讓史迪威既感意外，更高興不已。

同天，蔣介石會見赫爾利和納爾遜時，也明確表示會把指揮權交給史迪威。

1、史迪威的“盟友”——赫爾利

1944年9月8日，蔣介石又親筆草擬史迪威指揮權的重點，其中包括：

史迪威職務名稱及權責；指揮范圍涵蓋中國戰區戰斗序列全部部隊；美國向中國提供的武器裝備由中國政府控制使用；軍事人員及行政依照中國規定行事；所有中國戰區的地方政府由中國中央政府直接管理。

從在此之前所引用的幾個中方文件可以看出，蔣介石個人參與的程度逐漸增加，重點也在不斷重復，因此中方的立場已逐漸凝聚成形。

稍早的9月4日，史迪威和赫爾利在印度會晤時，赫爾利已向史迪威傳達馬歇爾對后者的全力支持。

他們兩人抵達重慶不久，史迪威益加相信赫爾利是他的忠實伙伴，赫爾利會和戰時生產局局長納爾遜納爾遜一樣，全力支持史迪威對中國的兩項期望：一是國家統一，二是軍隊指揮權統一。他并且相信他們兩人在達到上述目的之后，才會和中國討論美國援助的問題。

由于赫爾利此時的目的就是全力支持史迪威，所以當宋子文表示中國必須有權控制租借法案物資時，赫爾利斬釘截鐵拒絕了宋子文的請求。赫爾利這種強硬態度令史迪威高興不已，慶幸美國政府能夠派遣赫爾利來保護美國的在華利益。

在9月16日，宋子文再度以中國國家尊嚴為理由，要求由中國控制租借法案物資，赫爾利的回應更加尖銳，不但指責宋子文胡說八道，而且提醒宋子文，租借法案物資是美國人的，美國人高興給誰就給誰。赫爾利還緊追不舍，告訴宋子文說，這些物資的使用也牽涉到美國的國家尊嚴，甚至他們子孫的尊嚴，因為將來將由他們來付賬。

赫爾利這些坦率犀利的話，正是史迪威自己所想說的，怪不得他聽得異常順耳。事實上，史迪威深受赫爾利言語的鼓舞，不久之后也以同樣語氣訓斥宋子文。總括來說，直到9月19日，史迪威親手遞交羅斯福致蔣介石電函前，史迪威都堅決相信，赫爾利是美國政府送來支持他的最佳伙伴。而赫爾利的言行也充分證明，史迪威的判斷是正確的。

2、和諧的表象

蔣介石和赫爾利在9月8日進行第一次長談。兩人都急于解決最復雜的問題。蔣介石希望中美雙方簽訂正式協議，仔細界定史迪威權限，而赫爾利的對策是擬就一份官方聲明，由蔣介石單方面宣布，內容依照美國軍部意思，對史迪威的職權作最寬松的界定。赫爾利還擬好另外一份文件，請蔣介石直接交付給史迪威，說明后者的指揮權范圍。不久之后，史迪威本人也把一張標明指揮系統的圖表呈交給蔣介石。蔣介石對圖表作了一些小修正，史迪威也覺得沒有問題。

事實上，蔣介石對這幾次會談的進展高度滿意，因此趕緊寫信給正在巴西養病的妻子送滅了，宣稱會談成果超出預期。這么說來，史迪威與赫爾利到達重慶最初幾天發生的事情，顯然令蔣介石大為安心。在他們抵達之前，蔣介石曾經惴惴不安，為此他特別準備了一個文件，以便萬一雙方發生沖突時，可以用來對美國政府提出一長串尖銳批評。但在實際和他們接觸后，蔣介石的心情起了重大變化，他開始以樂觀態度和他們商談實務，以致不需再提批評之事。準備的文件也沒有派上用場。

表面看來，9月初，事情在朝好的方向進展。史迪威也看出情形正在改善。據他記載，蔣介石同意任命自己并賦予完全信賴。但是他也指出，雙方在有些事務上仍然沒有達到共識。毫無疑問，在此期間如果有一個重要因素改變蔣介石心情，把他從辭職邊緣拉回來繼續和美國政府合作的話，那就是赫爾利給他的好印象。蔣介石可能感到，羅斯福的確選了一個適當的人作為他們之間的橋梁。

因此，即使把指揮權交給了史迪威，他也不必擔心會發生嚴重的摩擦。

另一個稍為次要但依然有利的因素，可能是美國戰時生產局局長納爾遜的態度。9月7日，納爾遜和赫爾利兩人與宋子文舉行長談。納爾遜告訴宋子文說，羅斯福已經下定決心要讓日本永遠淪為弱國，經濟上無力恢復武裝力量去從事侵略，而達到這個目的的最上策就是幫助中國工業化，取代日本成為亞洲的工業和商業強國。

納爾遜直言，美國所以愿意幫助中國，不僅僅是為了中國的利益，也是為了美國本身的利益。

這種率真而友善的言論，出自總統最高經濟代表之口中，當然容易使中國人相信，他們在處理其他雙邊事務時，應該盡量和對方維持良好關系。這件事情對于宋子文來說，還有一層特別的重要性，那就是他個人至少從1943年9月起，已經開始關注中國戰后的重建工作了。他曾經敦促霍普金斯請美國總統注意這個問題。

現在納爾遜的說法，聽起來像是美國總統對中國請求已經作出了善意響應。

在這種友善的新氣氛中，中國人愿意提供指揮權的范圍，竟然在某些方面超過了美國政府原來的要求。根據赫爾利向羅斯福報告，蔣介石現在邀請美國軍方，全盤改造中國軍隊的后勤補給業務，反倒是史迪威不敢接受，因為他擔心美國軍方的后勤專家無法勝任此一工作。

盡管如此，赫爾利還是忍不住滿心喜悅地指出，美國將領指揮中國陸空軍，而美國人又擔任參謀長或是副參謀長，甚至美國人還指揮后勤部門。如果真成為事實，等于是把整個中國軍隊的運作重任全部委托給美國人了。

正因為如此，9月8日以后，中美雙方有關指揮權的談判似乎正走向最后完成階段。

3、軍隊控制權和物資控制權的分歧

然而，談判還留下兩個高難度的懸案。一個是蔣介石認為租借法案物資在進入中國之后應該交由中國控制，另一個是共產黨軍隊的問題。9月8日，蔣介石告訴赫爾利說，為了中國統一，他愿意把共產黨軍隊納入國軍指揮系統，條件是它們必須服從中央政府的命令，真正成為國家軍隊的一部分，而不再是一支獨立軍隊。

赫爾利在談話中得到的印象是，蔣介石花了很多時間努力解決這個問題。就在一周前，蔣介石已經默許把共產黨提出的條件予以公開，而且他自己也針對這個題目發表公開談話。看在赫爾利眼里，所謂共產黨軍隊問題應該會得到圓滿解決。

9月9~12日，宋子文、何應欽、赫爾利和史迪威進行一連串會商，討論史迪威指揮權的細節。就在9月11日那天，蔣介石獲知宋子文與赫爾利的會商頗有進展，為之特別欣慰。

9月13日，雙方在幾個重要問題上達成共識：

（1）史迪威指揮部隊，而最高軍事委員會負責后勤和其他行政事務；（2）史迪威對中國軍隊有獎懲權；（3）共產黨軍隊包括在內，但前提是雙方就共產黨問題進行進一步磋商，取得協議。

9月17日，蔣介石的軍事智囊林蔚和徐永昌兩將軍，針對史迪威指揮權的細節舉行會商。他們取得共識，史迪威可以指揮所有在中國政府戰斗序列內的部隊。蔣介石親自決定史迪威的職銜是“前敵總司令”。顯然，蔣介石放棄了何應欽以前的建議，把攻擊性和防守性部隊分開，所以史迪威指揮權包括“全部”中國軍隊，唯一例外是共產黨軍隊，留待以后決定。經過四天的緊張會商，談判似乎終于有了突破。這個發展說明，一旦蔣介石決定讓步，會商的成果便立刻顯現出來。

關于指揮權界定的談判進展得如此順利，剩下來的問題似乎只有租借法案物資的控制權了。這個問題看起來并不難解決，因為美國總統和軍部在史迪威返回中國之前，就已經趨向于接受中國的立場了。

8月底，馬歇爾感到蔣介石馬上就會把指揮權交給史迪威了，他同時開始思考作必要的調整，幫助史迪威順利展開工作。他在8月31日提出一些建議，并要求史迪威給予響應。

第一，他希望史迪威接受新任命時，盡可能把會遭遇麻煩的事務減至最輕程度，因此打算免去史迪威的一些責任，例如租借法案物資、駝峰運輸工作等等，改由參謀長聯席會或軍部接管，但是保證這些工作的執行仍然符合史迪威的旨意。

第二，他打算把中緬印戰區一分為二：中國戰區由史迪威指揮，緬甸印度戰區由惠勒將軍指揮，并出任蒙巴頓將軍的美國籍副統帥。所有在中國的軍隊，不論海陸軍種，也不問來自哪一個同盟國，都將置于史迪威指揮之下，唯一例外是長程轟炸機。

馬歇爾雖然邀請史迪威表達意見或提出建議，但是他也承認，這種安排并不符合常規，只是不得不作出這樣曲折的安排，理由是需要協調的因素過于復雜：包括印度政府、東南亞戰區、駝峰運輸、緬甸路上的中國軍隊、蔣介石的主張和個性，以及史迪威想要扭轉中國危機等等。因此，他只提得出這樣一個非比尋常的安排。

史迪威回到重慶前夕，馬歇爾又把方案作了更多修改。他告訴史迪威(9月4日)說，索爾登將軍將統帥緬甸印度戰區的美國軍隊，魏德邁將軍將被任命為東南亞戰區副總司令官。至于租借法案，馬歇爾還有兩個問題需要解決：（1）如何管理租借法案物資？（2）美國應該對中國作出何種承諾？

在管理方面，馬歇爾打算讓中國派一名代表參加重慶的委員會，但是委員會主席必須是美國人，而且必須直接聽命于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至于運往中國的軍事物資本身，將交由美國的補給管道負責處理。這種安排的優點是讓蔣介石得到一些感情上的安慰，似乎中國已享受了與其他盟國一樣的待遇，但實際上虛多于實，因為美國并沒有減少它自己的控制權。

4、租界法案的波折

至于美國究竟對中國應該作出何種程度的援助承諾，馬歇爾的想法是：在德國戰敗之后，可以把所有中國能夠有效運用的武器都送往中國，唯一的未知數是時間快慢。馬歇爾同時也說明，美國在中國的軍事任務是進行空中戰斗，而地面作戰則必須由中國軍隊自行負責，而后者最優先的任務則是保護補給線和空軍基地。值得注意的是，馬歇爾對于美國在德國戰敗之前究竟打算給中國何種援助則未置一詞。

馬歇爾在信件中指出，美國政府的目的是去幫助史迪威執行指揮官的任務，消除任何可能干擾他執行任務的復雜因素。他保證一定設法滿足史迪威的需求，把凡是可能引起史迪威煩惱的事務，一律交給緬甸印度戰區或是華盛頓軍部去處理。顯然，馬歇爾已經愿意在租借法案的談判上與蔣介石各讓一步。

但是對于史迪威而言，他信奉利益交換的做法，而租借法案物資在他的認知中一直是極重要的籌碼，攸關他是否能夠有效運用指揮權的重要先決條件。9月初史迪威抵達重慶后，他在和宋子文接觸過程中，已經察覺蔣介石所以愿意在指揮權問題上表現友善，其動機就是想換取對租借法案物資的支配權，心中已經對蔣介石產生反感。

9月12日，蔣介石和赫爾利再度會商，重提租借法案問題，赫爾利加以拒絕，恐怕就有史迪威相同的考慮。9月14日，蔣介石從赫爾利處得知，史迪威不愿意放棄租借法案的控制權，但蔣介石在這一點上也絕不讓步，于是這方面的談判陷入僵局。

純從問題性質而言，租借法案物資的控制權本應該由中美兩國政府最高領導層次去協商，而不應該交由戰區層次的史迪威去裁決。羅斯福已經告訴馬歇爾，他準備不讓史迪威過問租借法案事務，而馬歇爾也沒有提出反對意見。但是馬歇爾往往經由他和史迪威之間的特殊溝通方式，讓史迪威對美國政府的重要外交決策取得否決權。

鑒于史迪威的個性和他對利益交換觀念的獨特理解，他已經發展出一套控制運用租借法案物資的獨到手法和作風，因此極不甘心輕易放棄這些權力。

租借法案遭遇的波折，很快就讓一周前的樂觀氣氛大受侵蝕。9月15日史迪威和蔣介石會談時，情形更加惡化。為了了解這個情勢變化的緣由，必須先把史迪威和蔣介石對當天情況所作的兩個不同報導作一比較。

史迪威的記載見于他給馬歇爾的信件（9月15日)。史迪威首先把會談的焦點放在當前戰局。他嚴詞指責長江南岸的挫敗，并將罪過歸于蔣介石屢犯不改的老毛病——指揮失當，因為蔣介石人在重慶，卻對前線戰事胡亂發號施令，不知所云。更可恨的是，蔣介石不反躬自省，去設法改正中國戰區本身的指揮失誤，反而企圖插足緬甸戰區事務，因為他通知史迪威說，如果后者在一周內不能展開對緬甸日軍的積極攻勢，他就要把一部分遠征軍調回中國作戰。

史迪威認為此舉將使他在緬甸的努力前功盡棄。史迪威繼之向馬歇爾報告說，他堅信蔣介石對長江南岸的軍事發展毫不在意，因為蔣介石已經認定日本人不會在該地區再次展開攻勢，他的如意算盤是靜待美國打敗日本，坐收其成。

除了給馬歇爾的報告之外，史迪威在當天日記中也提到了蔣介石想從龍陵調兵回國。史迪威對此大張韃伐，指斥蔣介石的戰略和戰術思想都荒唐已極。簡而言之，史迪威的報告把焦點首先凝聚在美國軍方最關心的戰局，然后把矛頭指向蔣介石必須對長江南岸的軍事失利負完全責任。

他接著又指責蔣介石要求從緬甸調回部分遠征軍純屬無理取鬧，或是存心搗亂，嚴重威脅到同盟國在緬甸辛苦得來的戰果。在史迪威報告中，他把這兩件事形容成似乎是彼此并不相干的兩個孤立事件，只是它們同時都能證明蔣介石的愚昧與無能。

雖然史迪威的信看似只是對事實的客觀陳述，但是它有一個言外之意，就是突出中國最近在軍事上遭受的更多挫敗，和蔣介石胡亂指揮造成的損害，借此加重馬歇爾對轉移指揮權的迫切感，以圖防止更大的災難。

當然，史迪威還有一個不變的基調，那就是蔣介石不想打仗，只是貪圖占美國人的便宜，借美國人去打敗日本。只要提出這個論調（不管證據何在)，就保證可以激起美國軍方高度反感。

5、矛盾的焦點

反觀蔣介石對事發當日的敘述，遠比史迪威的報告詳細，而且把過程說得清清楚楚，交代了事情的因果關系。

根據蔣介石的說法，史迪威在會談之初就大肆批評廣西全州守軍的無能，把它看成是蔣介石的錯誤指揮所致。蔣介石于是反唇相譏，指出史迪威在緬甸戰場也缺乏進展，轉而要求史迪威趕緊指揮駐印軍向八莫方向進攻。若其不然，他就要把龍陵方面的部分遠征軍調回中國作戰，以解救中國本身的危急，這樣就不致讓中國的勁旅在緬甸前線無所事事，虛耗精力。

史迪威毫不讓步，也立即指出，假如中國需要援軍，大可以把胡宗南部隊從封鎖陜甘寧邊區的任務中解脫出來。史迪威所以如此憤怒是出于一個基本立場，那就是他認為在緬甸作戰的中國部隊是“我的部隊”，蔣介石無權干預。

兩個人的唇槍舌劍只是表相，真正的原因是租借法案的談判面臨一個死結，讓史迪威在追求指揮權的路途上遭遇到障礙。當中國人表示不愿意讓史迪威繼續掌控租借法案物資時，史迪威自然而然把它看成是中國人企圖破壞他的指揮權。按照史迪威的推理，一旦租借法案物資落入蔣介石手里，由他控制分配，就能為所欲為，共產黨軍隊也就得不到援助，史迪威的指揮計劃和軍隊改革計劃就可能全部落空。史迪威想要達到的目的，就是讓蔣介石的企圖不能得逞。

因此他采取先發制人的策略，嚴厲批評廣西全州的守軍，借以殺一殺蔣介石的威風，不料激起蔣介石反擊，反而譏諷史迪威在緬甸戰場上進展緩慢。

另一個增加雙方緊張關系的因素，是對史迪威得到指揮權的具體安排。9月8日，蔣介石聽說赫爾利和宋子文兩人已經達成協議，中美雙方即將簽署有關指揮權細節的正式協定。蔣介石多時以來一直期望這個安排，現在終能有望實現，當然非常高興。但是到了9月15日，蔣介石又得知美國其實不想簽訂任何協議，而只是想讓指揮權的內涵盡量模糊化，不由大怒。

在日記中義憤填膺：

“其對余污辱欺妄竟至此也。惟情勢至此，決與之據理力爭，不能再事謙讓，并作獨立作戰之準備，以防萬一也。”

他當即決定采取強硬立場保護國家利益，即使因此而導致美國停止軍援，中國脫離同盟國，乃至必須單獨對日作戰，也在所不惜。鑒于赫爾利原先答應簽署協議，一周后又改變主意，其原因可能遭到軍部否決。

這次會面的結果是，蔣介石斬釘截鐵通知史迪威，除非中國遠征軍立即發動對八莫的攻勢，否則他將立即把一部分軍隊調回中國。史迪威只好怒氣沖天地離開蔣介石辦公室，并立即向馬歇爾告狀。

9月15日的沖突其實已經為四天后(9月19日)的外交風暴作了伏筆。

史迪威急不及待地在等候報復機會，因此在僅隔四天之后羅斯福措辭嚴峻的信件到達時，在史迪威眼中，它充分證明了自己歷來堅持對中國政府唯一的對策就是不斷施壓，而現在終于獲得總統的采納。

因此史迪威萬萬不肯失去親眼看見蔣介石這個“小花生米”，向美國總統匍匍在地全身發抖的千載良機，難怪他堅持自己必須親手送交信函，并且當場宣讀。同樣，蔣介石也體會到，如果表現出絲毫軟弱，只會徒然招致史迪威取得指揮權后對他施加更多的侮辱而已。

更諷刺的是，當時中國戰場上發生了兩件令廣大中國人民雀躍鼓舞的大事，卻使史迪威感到情緒低落，憂心忡忡。一件是在9月14日，由霍揆章將軍指揮的軍隊終于把日軍從騰沖擊退。在此次戰役中，中國軍隊經過3個月旺盛的攻擊，傷亡5萬士兵，贏得空前大捷。

9月17日，史迪威又得到消息稱，日軍已經從龍陵撤兵。史迪威對于這兩個發展不喜反憂。他寫道：“如果日本人真的撤退了的話，花生米就會變得更是不可控制了。”

由此可見，本來對中國抗戰是兩件天大的喜訊，到了史迪威眼里，卻變成了可能阻擾他奪權美夢的壞消息。他所擔心的是，萬一中國人把這些勝利當成是肯定本國軍隊有能力阻止敵軍前進，甚至迫使其退卻的證據時，中國就可能不愿意把指揮權交付給美國人行使。

因此從史迪威的立場來說，當務之急莫過于盡快把指揮權抓到手里，免得中國人被這些消息鼓舞到改變心意。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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