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20日，原兵團54團第一任團長章某病逝于遼寧，享年86歲。

師的上海知青陸建東給我介紹了一篇回憶他的文章，是現居美國的原54團章團長的警衛員、北京知青俞曉陽寫的，讀來令人感嘆。

這里節選部分內容如下：

團長是一方的太上皇，38萬畝土地，2.8萬人的吃喝拉撒睡，革命備戰生產，都是他一肩挑。他的軍人風度很足，處理事情自信心十足，動不動就發脾氣、罵人，讓大多數人害怕，少數人又敬又怕。

他精力十足，在團部人員修紅光湖水庫的時候，我白天跟他一天，累得筋疲力盡。到了晚上，他還要從工地帶回干部進辦公室談工作。

通常我要到管理排打好開水，準備好麻花或面包一類的夜宵，然后就回去睡覺了，不知道他們熬到多晚。在幾個月的時間里，我對一號(首長)的感覺只能用“敬畏”二字形容。

突然有一天，兵團顏副司令員駕臨54團，召集全體現役干部在小會議室開秘密會議。我們連送水的任務都給免了。

晚上，警衛排通知我到小招待所陪顏副司令休息，無非是幫他收拾床鋪，打點水洗臉洗腳。他臨睡前還和我聊了天。當警衛員的第一素質是嘴要嚴，我沒敢造次亂打聽。

顏副司令員問了問我對團長的看法，我實話實說，不過是諸如能干、刻苦但有時有點“粗暴”之類的話。他沒說什么，只是輕描淡寫地說對首長要正確對待，首長有優點，也有錯誤等等。

不久參謀長向警通排傳達：團長犯了奸污女知青的錯誤，已被撤職關進小號(看守所)。晴天霹靂，五雷轟頂！我不敢相信，又不敢不信，連續幾天頭腦里一點思緒都理不出來。

第一沖擊波帶來的震蕩平息了之后，我開始了一生中最痛苦的經歷，那就是自發地去回憶團長的生活細節，還有就是我這個警衛員該對他的行為負什么樣的責任。

我想起來他文件柜里時常有知名與不知名的中藥，如鹿茸之類，我醒悟到了它們的真正用途。

有一次他偷偷溜進衛生隊女宿舍，我以為他是想來個微服私訪。有一天他把手伸進女知青的棉衣，問人家衣服夠不夠厚，當時我還為他體貼入微地關心知青而感動。他請知青女排長或女副指導員去夜談，我背著槍跟著，以為他是在做調查研究，現在我都明白了。

幾天后，我們警衛班受命解押團長去師部，聽說由師部還要派專人押他去軍事法庭。那天我穿著一件皮大衣，腿上橫放著沖鋒槍，對面是昔日神采奕奕的首長，今日手上帶銬的罪犯。

他的領章帽徽已被除掉，眼光一直在回避我，雙手圍住一個紅紅的煙頭，不時拿出來抽一口來抵御寒冷和恐懼……

他離開幾年后，我當了兵，駐防地正是他的老家遼寧瓦房店。有一天我在縣城的大街上意外地遇到了他，于是我探望了他的家。在和他夫人的談話中，我讀懂了什么是失落，知道了這個家是如何凄切地熬過了男主人服刑的那三年時間。

這會兒他在縣城的一個工廠上班，當工具保管員。失去了領章帽徽的他，面對著身穿軍裝的我嘆了口氣說：小俞啊，我對不起你們！他什么都變了，唯一沒變的是抽煙的那股狠勁。

后來我再沒見過他。

其實他很幸運。他和48團的邵團長都是在1970年被查處的。兩年之后兵團又查處了16團的團長和參謀長。那兩個人在案發后接受監督改造期間趕上了1973年的全國清查迫害知青的形勢，在同樣的罪過下，他們被執行了死刑。

兵團里的“強奸事件”無處不在？

知青作為兵團反腐的旁觀者，這些問題是怎樣呈現的呢？

從下面節選的陳述可以看出，他們只能談論看到的、聽到的和感覺到的，卻無法對全局的情況做出判斷。這樣很容易給人造成一個印象：這種問題在兵團無處不在。這樣的結果是不是值得當年的兵團反腐者們反思呢？

68團的上海女知青史倍放說：

“我們團也發生過女知青受迫害的事。有個女孩子和一個老職工司務長一起出去辦事，路上被司務長強奸了，因為她反抗，頭都被踢腫了。司務長走后，她在半昏迷狀態下取出自己的紅圍巾揮動，被路過的車輛發現。事后那個司務長受到嚴厲制裁?！?/p>

4團的天津知青扈其澤說：

“我們的第一任連長姓趙，是個留大胡子的‘66.3’轉業兵，少數民族，他對有姿色的女人都不肯放過，特點是‘5分鐘完事兒’。

這家伙先后搞了5個女知青，外帶3個職工家屬。事情敗露后，團里開會批他，他抽著煙一言不發。審查期間團里撤了他的職，讓他趕馬車，把受害的女知青都調走了。審查結束后，他被判刑勞改。此人現在已經死了。”

52團的北京女知青陳文慧說：

“有個姓張的北京男知青是衛生員，晚上見政委在自己屋子里和女孩子聊起來沒完，就直通通地來了一句：政委，你讓她們走吧，我要睡覺了。結果他轉天就干不成衛生員了。當時只要不下大田，都是好活兒，小張就因為一句話不會說，把好活兒丟了。”

24團的佳木斯知青趙立民當年在團組織股，參與過幾起“迫害知青”案件的處理：

“我處理過29連副連長和一個天津女知青的事。這個副連長是山東人，是有家屬的老職工。

那個天津女知青在下地搞統計時，兩人就搞上了。24連的余連長是從山東支邊來的，他在和一個哈爾濱女知青茍且時，因為不能勃起，那女的還罵他沒用。

調查他的時候，我們讓他留在團部不許回家，派警通排的兩個戰士看著，剛和他一講政策，他就全招了，然后我們又去和那個女知青談。

材料整理出來后，我向團政委做了匯報，政委的臉很陰沉，聽完后囑咐我：以后寫這種材料時不要交代具體情節，像黃色小說似的，太難看！

經我調查的所有迫害女知青事件，原因都是雙方面的，沒有女方被男方強奸的情況，但處理時，收拾的都是男方。對這種事要歷史地看、人性地看。

歷史地看，就是說女知青年輕，遠離父母，缺少社會經驗，通常又是男方的下級，屬于弱勢一方，男方對這種不正當的性行為應該負主要責任，而且當時對這種現象不加制止也確實不行。

人性地看，就是說這種事是兩廂情愿的個人行為，視為罪行并且都怪一方是不合適的。1968、1969、1970年這三年很少有這種事，為什么到1970年以后就多起來了呢？

因為知青成熟了，高中生都二十三四歲了，到了有性要求的時候了。在這時，教育知青們如何處理男女關系就成了一項需要重視的工作。

但那時誰敢公開談感情和性生理啊？我們團3連在廁所里曾發現過棄嬰，一查，是個外號叫‘狗熊’的北京女知青生的，她生了孩子又不敢說，白天照常上班勞動，那身體得受多大傷害?。?/p>

‘狗熊’是和她的知青男友做的這件事。當時男知青如果做了這種事，叫作‘違法打井’，并不受刑事處罰，但多半要影響前途，提干、入黨、上學的機會就輪不到他了?！?/p>

“對性知識的啟蒙教育，是兵團時期抓知青管理中的一個問題，在那個年代也不可能。軍人的辦法很簡單，第一是規定紀律、加強監督，第二是為適齡男女知青提供成家的條件，太簡單化了一點。

我和政委下連隊時，他只要看見一男一女在天黑時單獨結伴行走，立刻就停車干涉：這還得了！出了事怎么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