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文化，首先應該放在藝術史中來看。我向來認為中國藝術史上有兩大系統，一個是漢唐系統，一個是宋元系統。漢唐系統主要是指北方的龍門石窟、云岡石窟和敦煌藝術，以及山西的永樂宮壁畫這樣一些現象級的作品；宋元系統主要指像蘇東坡、黃庭堅、米芾，還有像后來元四家這樣一個系統。這兩個系統非常不一樣。你去了敦煌以后，會感覺到敦煌的氣息真的是另外一個藝術世界，而且它的媒介與宋元系統的媒介不一樣。宋元系統的媒介是宣紙與絹帛，是文房四寶。而漢唐的媒介是高山、大地、洞窟、宮殿、墓道。所以在中國藝術史上，這真的是兩個非常不同的系統。無論是它們的媒介、它們的作者，還是它們的傳承、它們的經典。

到了近代，出現了第三個系統，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海派。所以，我覺得海派的意義在于它是中國藝術史兩大系統這樣一個脈絡當中的一個很大突破。突破，就在于它具有一種近代的特征。而近代特征是指一種新的東西進來了，中西的文明、世俗的文明和文化，還有城市、現代生活是和傳統生活完全不一樣的。海派之所以成為一個中國藝術史上的突破，是因為這個時代的生活給藝術一種新的刺激，于是帶來一種新的突破。這是時代所得到的一個厚賜。

海派文化這個說法既籠統又聚焦，既通俗明白又內涵豐富。首先要糾正一個簡單的看法——認為海派文化僅僅是一種歷史的概念或者靜態的概念。事實上，海派文化是一個生長的、動態的、長程的概念。

海派文化應有它的不同階段，第一個時期是“蠶蛹期”，是海派的起源，主要是以吳昌碩、任伯年等為代表的“海上畫派”在近代的興起。它的使命是突破，對于清代繪畫傳統的突破。第二個時期可以說是“春蠶吐絲期”，是它的美學崛起的時期。民國時期的海派不僅開始與京派并立于文壇，而且不僅是一個繪畫或文學流派，而是文藝創作、美學思潮、思想觀念等各方面上海特征的充分涌現，有極為豐富又相當自覺的海派主張與實踐。它的標志是“現代性”，是藝術最富于中國早期現代性的一個時期。第三個時期可謂一個文化建構的時期，這個時候的海派已經更深地融合了文學、藝術、文藝思想、城市文明、傳播和文化政治等諸多元素。我們現在正處于第三個時期，這個時期可能還未能命名（能否織成一整幅的彩綢，還有待于時間的考驗），其最重要的標志是“人民城市”與“文化再認”，前者是自上而下的時代使命，后者是后五四時代的新建構。其背景是全球城市更新的潮流，這時期的海派文化特征已遠不只是文學藝術和美學理論，時代有了新的契機，譬如與傳統和解，自主與成熟的現代性（從一個早期的現代性轉而成為成熟的現代性），文化追求與城市更新之間也有了一種更自覺、更有機的共生共融關系，因而其定義與時代內涵的理論闡釋也需要更新。

成熟的現代性的海派文化，其標志是再認傳統與文化自覺。換言之，即重新認識到海派文化的根源與文脈沒有割斷。其中，對海派文化與江南文化的關系也應該重新加以梳理。我曾經說過，江南文化的特點是八個字“剛健、深厚、溫馨、靈秀”，從這些特點來看海派文化，其延伸的文化精神似可分成三個維度來說：它的“剛健”是指一種強大堅韌的生命力，這種品質發展到近代的海派，就是善于學習新的東西，善于向西方現代文明學習，不斷進步，敢為天下先，甚至追新逐異。它的“深厚”發展到現代，就是海派具有多元、包容、富有內在張力的特點。它的“溫馨”和“靈秀”可以一起來說，就是海派所具有的情感性、感官性、通俗性，以及商業、時尚、唯美、市井煙火都可以從江南文化溫馨靈秀的基因里找到。所以，海派文化與江南文化的關系，是一種在新的歷史社會條件下保留了老的生命根核且加以變化、推陳出新、傳統與現代融合的關系。江南文脈作為一條若隱若現的線索，貫穿了海派文化的起源期、美學期與文化建構期。

海派在當今的新發展，是一種重新定義、一種新的嘗試和建構。海派文化的第一個特性，是特別富有文化共同體內部的張力。比方說政府與商家、剛與柔、精英與民眾、細膩與宏大、向外開放與向下草根，尤其是虛與實的張力。具體來說，有吳昌碩那樣畫得很緊很兇的風格（但又有金石書卷味），也有任伯年那樣畫得世俗與松弛的風格。有包天笑、嚴獨鶴、徐訏、張資平等通俗市井言情，也有劉吶鷗、穆時英、施蟄存、戴望舒、徐遲等小資西化、唯美藝術的風格，有林語堂與梁實秋，也有魯迅與左聯……因為文化共同體內部的張力，而自成富有生機的發展。

海派文化的第二特征，是“務虛的優勢”。與海派發展的第二期相比較，應該承認海派文化在當代精神生活中的地位還不夠，在城市文化的發展中海派文化應該更響亮一些，應該更具有精神上的引領作用。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在20世紀80年代曾出現過引領全國的評論家群體，與之相比現在有點黯然失色，所有的中文系都是一個模子。而以魯迅為代表的海派發展的第二期，對文化推動社會、思想塑造生活，文化人是相當有意識的，且效果相當明顯，而今天在這方面比較不足。

海派文化的第三個特征，是中西古今的交匯融合。從古今貫通的意義來說，海派是貼近時代主流的。當今海派文化與紅色文化的相互共生關系尤為可見，孫甘露的《千里江山圖》正是最近的例子。從中西關系說，海派文化在中國文化當中最具天時地利人和，這雖然是一個務虛的方面，但是可以結合務實，譬如引進西方文化經典與當代潮流，促進文旅結合、文商結合、人文交流等。在這些方面，上海引領全國。譬如，最近的一些文化新現象，如建筑可閱讀、咖啡+、書展之城、藝術夜校之城、City Walk之城、美術館與博物館之城、音樂劇之城等，都充分體現了海派文化在務實與務虛方面的有機結合，展現了其文化創新能力與融合發展潛力。

2024年12月7日，“喜歡上海的理由”城市大IP再次啟航，首次聚焦社區百姓生活，首站落地上海大型一站式購物中心紫荊廣場，舉辦迎新系列主題活動。

海派文化的第四個特征，也正是新海派最具有時代內涵的特征，即民眾參與、社區更新，實惠地增加人民群眾的幸福感、獲得感。首先，社區更新、城市功能再造是世界潮流。典型的如倫敦的15分鐘文化生活圈，巴特西電站改造為集住宅、辦公、文化場館于一體的垂直社區；紐卡斯爾將碼頭區倉庫改為深夜圖書館和24小時健身房，配套夜間巴士專線的夜間經濟規劃。又如巴黎市政府通過《巴黎呼吸計劃》將全市劃分為140個“超街區”（Superblocks），限制機動車通行并擴增步行區；要求新建項目包含社區公共服務空間，將學校、老年活動中心與商業體垂直疊合等。這些趨勢反映出歐洲城市更新從物質空間改造轉向社會、民間、生態協同治理，特別強調“地方認同重塑”。上海在這方面也有新的成果，如豫園—城隍廟片區改造，通過節慶活動將傳統建筑轉化為市民共享的文化地標；石庫門里弄更新，結合海派建筑特色，將靜安、黃浦等區域的老式里弄改造為“社區會客廳”，發揮居民議事會協商空間功能；劉海粟美術館發起“社區藝術家駐地計劃”，邀請市民參與公共藝術創作（如弄堂墻繪、街頭裝置），以“藝術介入”激活街區活力。最有影響力的是楊浦濱江“人民城市”實踐，通過多種方式實現“生產岸線”向“生活岸線”轉型。真是得天時地利人和。這表明海派文化具有一種與城市文明共生、與在地居民相融的新模式，為海派文化的更上一層樓提供了重要的時代機遇。

我在德國漢堡住在一個畫家朋友的小區里，有天他說胡老師我們去參加一個社區活動。我說我聽不懂怎么辦，他說你去感受下，住在這個小區里這些藝術家、畫家、音樂家一個月有一次輪班的講座演奏，讓小區里居民也有文化權的獲取。德國一個小小的社區里面都有畫廊。他們的文化像毛細血管一樣滲透到社區。這啟示我們，海派文化應進一步鼓勵民眾參與，讓文化建設真正成為每個人身邊的事情。例如，社區可以因地制宜地打造自己的文化節、藝術節，鼓勵藝術家運用專業技能為社區文化建設貢獻力量，使社區文化活動開展得更加細致、深入、自覺，從而更好地落實海派文化“人民城市”的內涵。

著眼未來，海派新內涵可能將趨向于一種集高、寬、亮、厚、潤為一體的城市文明。高是追求卓越，寬是多元包容，亮是開放時尚，厚是文化底蘊，潤是細潤入心。這樣，海派就可以矗立于現代中國文明之林。

作者系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

原標題：《重新闡釋海派文化的時代內涵》

欄目主編：黃瑋 文字編輯：黃瑋

來源：作者：胡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