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舊小區停車難已成普遍頑疾的當下，金女士的選擇本應被視作公民意識的覺醒。

她兩次通過“隨申辦”APP的“隨申拍”功能，匿名舉報應急通道違停，勾選“不用回復”的動作細節，既展現了對公共事務的關切，也透露出不愿卷入是非的微妙心理。這種技術賦權帶來的“安全距離”，卻被物業調閱監控輕易打破。

這起發生在上海長寧區虹仙小區的事件，最讓人感到不寒而栗之處，是物業為找到匿名投訴人調取監控“破案”的教科書式操作——先通過投訴照片的梧桐樹影鎖定拍攝位置，再通過監控探頭追蹤行動軌跡，最后通過樓組長和鄰居指認完成“人臉識別”。整個過程流暢絲滑，說明一些基層管理者已將原本為了公共安全存在的監控設備，異化為自己服務的工具。

現代小區普遍配備的智能監控系統，賦予物業近乎無死角的管理觸角。今年4月實施的《公共安全視頻圖像信息系統管理條例》第十六條明確規定，對于涉及個人隱私的視頻圖像信息，應當采取技術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確保信息安全，防止信息泄露、篡改、丟失；不得擅自復制、查詢或者向第三方提供。虹仙小區物業的作為，無疑踩了法律法規的紅線。金女士報警時強調的“保安不是公安”，就是對這種錯位的尖銳叩問。

制度明確，條款清晰，奈何不為。無外乎兩個原因：不清楚或者不在意。前者說明物業法治素養有待提高，后者與其說是膽大妄為，不如說是習慣成自然，因為缺少監督。

現有的法規對視頻數據的采集、存儲、調取等流程有了明確規定，但在具體執行上還缺乏顆粒度，存在制度威懾與執行落差的矛盾。目前，已有部分城市開展試點探索，比如有的給每個攝像頭設置獨立訪問日志，調閱記錄實時上傳云端，公安部門可隨時抽查；有的通過設置雙密碼監管系統，要求物業與警方共同授權方能調取監控。當然，除了用透明監管打破“暗箱操作”，更重要的還是要有嚴厲的懲戒，讓侵權者付出慘痛代價，不敢再越雷池。

除了隱私保護的失衡，這起事件中，金女士對公共事物的關切，與基層管理人員把解決問題視為解決麻煩的邏輯，形成了鮮明對比，也讓我們反思社區治理中存在的“重管輕治”問題。

金女士反應的應急通道違停問題，看似不大，卻可能釀成大禍。物業管理部門即使做不到聞過則喜，也應引起重視，及時整改，而不是第一時間去把舉報人“挖”出來。尤其那種不惜大動干戈“一查到底”的氣勢，不管初衷如何，實際上已經指向一種令人生畏的邏輯：別搞事，搞事的話，就算匿名，我也能找到你。包括樓組長那句“為何要投訴物業”的質問，也暴露出這種社區生態。

某種程度上，這說明小區治理已經陷入了一種直白粗暴的思路，正如金女士所說的：解決不了問題，就解決提出問題的人。究其根本，還是將業主視為管理對象而非平等主體。這種自上而下的管理慣性，傳統家長式的管理思維，在治理不斷邁向現代化的今天，如何糾偏？除了不斷提升物業管理人員法治素養、治理能力，更要打破“管理者主導”的單一敘事，打造各方參與的共治平臺，強化更多業主的權利意識，構建起基于相互尊重的治理文化。

原標題：《“提出問題的人”何以淪為“被解決的麻煩” | 鋒面評論》

欄目編輯：方翔 題圖來源：新華社

來源：作者：新民晚報 潘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