岡村秀典，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1980年，本科畢業于京都大學文學部考古學專業；同年入京都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攻讀博士課程；就讀博士后期課程時，曾在京都大學文學部任助教。1990年，就職于九州大學文學部，后升任副教授。1994年調入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歷任副教授、教授。

岡村秀典的專業研究方向為中國考古學，其主要研究領域涉及三個方面：1.新石器時代至殷周時期的畜牧業、動物犧牲和國家的形成；2.漢代三國兩晉南北朝的銅鏡研究以及向日本列島的傳入；3.佛教文化從犍陀羅到云岡石窟的東傳研究。在過去10年間，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共同研究班，岡村秀典先后主持中國古鏡研究、東亞初期佛教寺院研究、云岡石窟研究、北朝石窟寺院研究等。其主要專著有：《中國文明：農業和禮制的考古學》（京都大學學術出版社，2008）；《夏王朝：中國文明的原像》（講談社，2007）；《中國古代王權禮制的形成與早期中國與祭祀》（學生社，2005）；《三角緣神獸鏡的時代》（吉川弘文館，1999）；編著有：《絲綢之路發掘70年：從云岡石窟到犍陀羅》（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08）；《云岡石窟：遺物篇》（朋友書店，2006）；《國家形成的比較研究》（學生社，2005）；《文家屯：1942年遼東先史遺跡發掘調查報告書》（真陽社，2002）；《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篇第1卷：先史、殷、周》（小學館，2000）；《三星堆：中國5000年之謎——驚異的假面王國》（朝日新聞社，1998）；《番塚古墳》（九州大學文學部考古學研究室，1993）；《椿井大塚山古墳和三角緣神獸鏡》（京都大學文學部博物館，1989）等。2000年，岡村秀典榮獲第13屆日本濱田青陵獎。

受北京大學李水城教授委托，曾執教于日本金澤大學的秦小麗博士，于2015年11月9日特地前往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考古學共同研究室采訪了岡村秀典教授。本次采訪還得到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特別研究員菊地大樹、京都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碩士研究生馬淵一輝的全力協助，在此向他們致以謝意！

岡村秀典教授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您一直是日本研究中國考古學具有代表性的考古學家之一。請談談您是如何對中國考古學產生興趣的？開始于何時？

岡村秀典：首先感謝你這么認為。我出生在日本古都奈良，這是一座美麗而古老的城市，這里遍布古代遺址。從小生長在這一環境里，耳濡目染，自然而然就對古代文化產生了興趣。其中對我影響特別深刻的是1972年奈良高松塚古墳壁畫的發現，這正好是我的初中、高中時代。而在中國，這一年正好有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的重要發現。兩年后的1974年，又有陜西臨潼秦始皇陵兵馬俑坑的大發現。這些重要的考古發現都激起了我探索歷史的好奇心，也使我開始對歷史和考古產生興趣。于是，1976年我選擇了京都大學東洋史作為專業。之所以一開始未選考古學專業，是因為我希望能對整體的歷史學進行研究，特別是那時我將注意力放在了中國歷史方面。可以說我是首先對中國歷史感興趣，然后才選擇了中國考古學。在有了歷史學基礎之后，大三選擇專業時，我選擇了考古學。那時我們考古班總共就4個人。1980年我大學畢業后選擇繼續攻讀碩士與博士課程。

在京都大學求學期間，我得到了樋口隆康和林巳奈夫等教授的指導。樋口隆康先生的研究范圍從中國銅器到中亞佛教考古，跨度比較大。林巳奈夫先生以研究中國青銅器與玉器著名，也是這一領域的權威。我的碩士論文選擇了漢代銅鏡研究，這是因為當時日本出土了大量中國制造的銅鏡，這有利于我實地調查研究時親眼觀察實物資料，而且還有樋口隆康等教授的指導。當時，京都大學的中國考古學可以比喻為中國銅鏡研究的圣地，研究風氣很盛。1984年碩士畢業時，我的碩士論文的前半部分（《西漢鏡的編年及樣式》）被京都大學的學術雜志《史林》刊載。這是我考古學研究生涯中的第一個研究成果，也可以說是我的中國考古學研究的一個起點。

80年代初期，您作為早期留學中國的日本留學生，曾在北京大學留學。您能談談您的留學經歷及感受嗎？

岡村秀典：1981年我前往北京大學留學，對于了解中國考古學的全貌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特別是宿白、鄒衡、俞偉超、嚴文明、李伯謙等先生都給予我很大的教誨，并且還讓我參觀了一些考古遺址的發掘現場。當時像我們這樣的外國人能去的地方僅限于開放性城市，而考古發掘現場幾乎都在農村，我們是不能隨便去的。但考古學專業的留學生可以以團體形式，在規定的時間內去參觀事先選好的遺址點。因此我去了山西省侯馬市附近的天馬—曲村遺址。

自1990年開始，您參加了一些在中國的考古遺址調查與發掘，那時您還在九州大學任教，是嗎？

岡村秀典：我到九州大學任教之后，1990年首次參加了和中國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進行的遺址調查。其后，1994年我參加了江蘇草鞋山遺址的發掘調查，并于同年從九州大學調回母校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任教。稍后，我又參加了湖北省陰湘城遺址的發掘。再后來，1998-1999年我參加了在河南省焦作市府城遺址進行的大規模考古發掘，這也使我有機會第一次參與二里岡文化時期的城郭遺址發掘，并在城址內部發掘了宮殿基址。當時的最大收獲是親眼目睹了大量從二里頭文化到二里岡文化時期的陶器。在河南發掘期間，我們還實地考察了河南省偃師城址及鄭州城址等商代前期的遺址遺物調查。這些對我此后執筆撰寫夏王朝及殷商時代的相關研究著作起到了極大的幫助。

您曾經在北京大學留學，也曾在中國參與多項考古發掘，您同時還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員，這些經歷使您有機會對中日兩國的考古研究有一個全面的了解。在考古學理論和方法方面，中國和日本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很多不同。您能談談這方面的看法嗎？

岡村秀典：首先，中日兩國的考古學在規模和形式上有著較大的不同。中國的考古學規模很大，以北京大學為例，歷史系與考古系的教授陣容和學生人數幾乎是相同的，各自處于同等并列的地位。考古系的研究人數比日本多出一位數字來。在日本，考古學只是歷史學中的一個專業。在機構編制上，以京都大學文學部為例，以文獻的有無將考古學分為“先史考古”與“歷史考古”，除了研究日本考古學之外，還必須涵蓋世界范圍的考古學。在中國，考古學按照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商周、秦漢、漢唐、宋元、明清等朝代劃分，并由相應的教授執教，并且將自然科學領域及博物館學等學科也納入考古學的體系。這雖然是北京大學的情況，但如今中國各大學的中國考古學基本上是按時代的橫軸區分編制的。日本的現狀則是以教授個人為單位來設定時代和研究課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人員數量比北京大學更多，是中國考古學的一個核心研究所，其研究范圍涵蓋了全國，加上邊疆考古研究中心，共有5個研究部門，其研究體制的組成也很有中國特色。近年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承擔了兩個國家級大型研究項目，其中之一是1996年啟動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另一個是從2000年啟動，至今仍在繼續的中國古代文明探源工程。從形式上而言，因為我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的客座研究員，所以每年都有年報等資料郵寄過來。這些資料中最讓我感興趣的成果是山西陶寺遺址的新發現和河南新砦遺址的發掘。探源工程從形式上看，一個最大特點是自然科學類的學者參與到了課題研究中，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最近石峁城郭遺址的發掘也很轟動。我以前去過延安，但還沒有到過榆林，有機會的話很想去看看。因為從很早，也就是我關注新石器時代的玉器研究時，就覺得這個地區非常重要，是中國文明研究不可忽視的一個地區。

我想就考古學的概念請教幾個問題，可以嗎？一般人們認為，考古學僅僅是研究過去歷史的。您也這樣認為嗎？

岡村秀典：關于這個問題，你可以參考我在濱田青陵獎25周年紀念演講會上的發言，演講的題目是：“考古學的今天與今后?！闭缒闼?，從20世紀前半期開始，來自歐美的文化史考古學概念被引入日本，考古學家注重于遺址與遺物這些考古資料的型式學分類，并由此綜合各種形式的考古學文化，以探討考古資料的時空位置。考古學家也將考古資料的何時、何地作為研究的最大目的，此即所謂考古學是研究過去歷史的定義。京都大學也將考古學放在史學學科內。美國則不同，考古學是在人類學系。作為歷史學的考古學與作為人類學的考古學的最大不同是對考古學研究對象的理解。歷史學科的考古學家認為，考古學就是研究人類留下的過去歷史的學科。而人類學科的考古學家則以研究人類本身為目的。其實這是兩種不同方向的研究方法，也是我經過多年研究才終于明白的。研究過去歷史雖然很重要，但我們忘記了人類究竟是什么，人類是一個怎樣的存在，這些很具體的問題應該是考古學今后需要思考的問題。因為人類不僅僅是歷史所涵蓋的范疇，也包括他的現在和未來。

具體來說，歷史學探討遺址與遺物何時、在哪兒、做了些什么東西，而人類學則關注和探討是如何做的、誰做的、什么技術做的，等一些與人相關的問題。比如你研究二里頭、二里岡文化的陶器，注重陶器形態變化的時代差異與區域差異，這點雖然很必要，但是還必須要思考陶器形態變化背后人的行為關系。即需要考慮陶器形態為什么變化，比如居住形態、著火面、火爐的變化都可能是陶器形態變化的原因，此即以人的行為變化導致遺物形態變化的一個例子。也就是說，當你研究考古遺物時，必須要綜合考慮與人的行為相關的很多因素，將人作為主線去思考問題，才能真正理解他們留下的遺物。

這是否就是您在演講中提到的“人的考古學”呢？能談談您所倡導的“人的考古學”的具體內容嗎？

岡村秀典：禮制的形成與早期中國具體來說，美國將考古學納入人類學領域，這一點我是贊同的。但是我認為考古學不僅要像人類學那樣重視世界通行的普世價值觀，而且應該納入探討人類多樣性的人文學領域，這樣會更好一些，我將此稱作“人的考古學”?？脊艑W的終極目的，與其說是研究人類過去的物質文化，或者是研究人類的過去，不如說是通過遺址和遺物，或者是通過歷史來思考人的學問。我不僅強調注重對過去歷史的研究，更主張將創造歷史的人置身于社會環境中進行人文社會學的綜合考察與研究。我不擅長討論抽象概念與理論，下面通過我目前做的具體研究，舉例說明如何從考古學研究來看待現代社會與文化。

日本繩文時代中期的絕對年代大概與中國的龍山文化—西周時代相當?？脊艑W發掘成果顯示，公元前2000年的黃河流域已開始栽培大豆。至于大豆的栽培過程，大概日本與中國是分別各自進行的。雖然了解從野生大豆到人工栽培大豆的過程非常有趣，但我更重視人工栽培以后大豆的發展動向。在中國，人工栽培的大豆被作為五谷之一，得到重視并利用。但在日本東部，繩文時代后期后半段的大豆栽培反而開始衰退。

大豆科植物通過光合作用，從空氣中獲取氮素，不僅為大豆產生蛋白質，也為吸入根瘤菌生成氮素化合物。這些都對種植的土壤有肥料作用。為避免連續種植的障礙，需要輪流種植小麥與雜谷類植物，而大豆本身就具有這樣的功效，可以達到更好的輪作效果。因此我認為，大豆在中國北方開始種植，后來被雜谷種植所替代，開始了五谷輪作的種植方式，這一種植方式帶來的結果使北方黃河流域的農業生產力有了飛躍式的發展，也由此促成了古代王朝的產生，這種可能性很大。相反，日本繩文時代中部大豆栽培衰落可能是因其依存單一的種植模式。而現在的世界，大豆再次成為人們的話題，即轉基因大豆。2012年10月，京都大學農學部曾舉辦一個關于大豆的研究會。如今號稱世界大豆產量第一的美國，居然90％以上是轉基因大豆，面對這一非常態發達的改良品種，日本綜合地球環境學研究所的佐藤洋一郎和我分別介紹了大豆的栽培史。歷史能告訴農業的未來。但面對這樣的現實，就像拿著傳統竹槍面對現代化的B29武器那樣，顯得很無力。

如果說這個例子是關于食物研究的，那還有一個例子是關于精神文化方面的。我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主持一個共同研究班，與一些文學和語言學家一起研讀中國銅鏡上的銘文。日本關于銅鏡的研究都以分析銅鏡紋飾和年代為主要內容。其間包括我自己，也包括東京帝室博物館的三宅米吉等老一代學者。從20世紀初開始，對銅鏡的研究都不太重視銘文本身，至多只在意何時、哪里這樣一些歷史范疇的討論。而同時期，瑞典的語言學家高本漢（Karlgren）關注漢鏡銘文，收集了從上古音到中古音過渡期的同時期257種銘文資料，并做了詳細的注釋與譯注，這是1934年的事。70年后的今天，中國和日本都不斷發現新的銅鏡銘文，但像高本漢那樣的集成注釋則沒有任何的更新。因此，10年前我就想將高本漢的工作繼續下去，收集70年來新出土的銅鏡銘文，并進行注釋與譯注。經過7年的努力，這項工作在2012年完成。我自己很有信心，我們所做的這項工作完全不遜于高本漢70年前的工作，而且在基礎資料的收集與分析過程中還有很多新發現。西漢時期的銅鏡銘文有不少屬于文學性的抒情詩，如出土于西安三爻村6號墓的連弧紋銘文鏡，銘文是首詩，表達了送丈夫遠征的妻子的心情。與此類似的還有6世紀徐陵在《玉臺新詠》中收錄的蘇伯玉妻的“盤中詩”。迄今為止，人們一直將“盤中詩”看作是西晉時期的，但是通過比較，這枚西漢鏡銘文與“盤中詩”在文學與語言學上有許多共同點。盡管史書沒有關于蘇伯玉的傳記，但大致可以判斷它們來自同一首詩。

東漢時期的銅鏡銘文大多有工匠的名字，像大家都比較熟悉的三角緣神獸鏡上的陳氏、張氏等工匠銘。但迄今為止的考古學研究，大多使用即成的類型學研究法，根據紋飾進行分類，以此確定銅鏡的年代。最近，用計算機處理紋飾的機械性研究也不斷增加。但是在文學和美術史研究領域，大多數研究則以鑒賞為主，對作者本人進行深入研究的較多，如杜甫和李白的詩、畢加索與梵高的畫等。從這一研究視角出發，我覺得既然銅鏡作者專門將自己的名字寫在鏡子的銘文里，然后再將其作品推向世界，那么以這些名字為線索收集每位作者的作品，然后根據鑒賞這些圖像的紋飾與銘文，應該可以了解到這些銅鏡作品的藝術特性和作者的履歷。茲舉一例介紹，如活躍在公元80-90年代的杜氏，其作品最初來自官營工坊的尚方，因而遵循尚方的傳統制鏡。但不可思議的是，后世留下了非常珍貴的自署杜氏工名的帶圖像與銘文的作品。后經分析得知，其實杜氏從尚方獨立出來后，建立了自己的杜氏工坊。處于轉變階段的東漢時期，官營手工業作坊衰落，表現自我的藝術家開始獨立。作為藝術家一員的鏡工們開始自立，并向民間輸送各自獨立的作品。可見銅鏡的研究不應只看紋飾而不看制作者本人。我認為應該通過觀賞作品或觀察遺物去關注遺物的作者，這是今后考古學研究中需要強調的一個方面。

當然，像銅鏡或銅器那樣有作者名字的考古資料很少。但是，我認為在研究陶器這類沒有任何名字的資料時，也不應該僅僅停留在陶器的形態、時代、何地等陶器類型的研究，而是需要探討為什么采用這種器形，為何要從這樣的器形變成那樣的器形，人們如何制作這些陶器，又如何使用它們。即使植物考古和動物考古這些與人有關的自然遺物也一樣。我們應該把落腳點放在關注人的問題上。人類最初是如何利用的以及為何要利用它們？因此，我所倡導的“人的考古學”，就是不僅主張從考古學資料中見人見物，還應該通過考古學資料來探討人的技術和思想、藝術性和文學性這些更深層次的東西。

現在中國的公眾考古學頗為流行。也就是說，很多學者都在努力設法將考古學的信息向大眾傳播。作為一名學者，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考古學家應該如何應對時代的變化？特別是在研究方法上？

岡村秀典：這是一件很值得推崇的事情，我也很敬佩那些致力于這一方面的學者。但我的研究與此不同，也沒有考慮要向公眾社會傳播我的研究。從史學、哲學和人文學的角度，實證性地對考古遺址、遺物進行綜合研究是我的使命。至于我的研究成果是否要被一般社會成員所接受，這比較困難。因為一個有深度的研究需要在大學或研究所這樣的象牙塔之中，在相對清凈的環境下思考超越現實社會的深層次問題，這些研究成果也不是馬上就能被一般的普羅大眾所接受的，可能需要50年或更長時間，而且一般大眾也不會對我的研究感興趣。但它在學術上的價值應該是長久的，對未來社會的發展也是必要的，這就是學術研究。正如我幾年前完成的銅鏡研究就是繼續70年前一位瑞典語言學家的研究方法，對新資料進行的研究。

無論時代如何變化，考古學研究方法的思考和創新都很重要。比如我30年前的銅鏡編年與類型學研究，當時得到一致好評，也是在京都大學傳統考古學方法的熏陶下完成的，迄今為止也還被認可，最近翻譯成中文在中國也得到好評。我也認為這是一項有益的研究，而且這樣的基礎研究也很有必要。換句話說，若沒有當年的這些基礎研究，就沒有現在的我。但是如果我僅僅滿足于這樣程度的一種研究，肯定不行，也會很無聊。因此我認為，考古學的研究方法要不斷更新，這一點也受惠于我所在的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環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發掘與創新是該研究所的使命。你也知道，我們研究所有兩種類型的研究：即個人研究與共同研究。個人研究大家都是一樣的，沒必要介紹。這里我想強調的是共同研究。這是一個為期五年每兩周一次的共同研究班，將不同學科專業領域的學者匯聚到一起，通過一個課題的討論，共同探索新的人文社會學科的研究方法。

比如我所作的關于殷王朝動物祭祀與禮儀，就得益于這樣的共同研究班。這個課題并非我自己有意選擇，而是因為在小南一郎先生的共同研究班與大家一起讀《周禮·春官》時，書中有許多關于動物祭祀的記載，覺得在考古學研究中可以用到而產生的研究想法。此前，關于動物考古學的研究大多限于新石器時代遺址中的出土動物骨骼。像大汶口文化墓地出土的豬下頜骨，考古學家多認為這是社會階層的標志。我在讀《周禮》時卻發現，豬在殷代動物祭祀中是排在牛、羊之后的。中國學者很重視文獻，但是《周禮》關于動物的記載并未引起他們的注意。因為中國學者多關注甲骨文上的文字，雖然知道大部分卜骨是牛骨，只是沒有思考為什么是牛骨而不是豬骨，或者其他。但我認為這個問題很重要。研究動物考古學，也要通過動物骨骼的分析了解這些動物如何被人們飼養、利用。要解決這些問題，僅僅靠考古學是不夠的，還需要讀文獻。但我這里所說的文獻并不僅僅指歷史文獻，也包括文學、哲學、美術史、藝術哲學、佛教等這些人們通過思考撰寫出的有思想性的文獻，以此了解這個國家的文化傳統。因此，我覺得今后的考古學不能像以往那樣以研究過去作為歷史使命，而是要把它作為綜合人文社會學科的一部分，以更開闊的思維來做考古研究。

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您開始整理20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學者在山西省云岡石窟以及周邊地區的考古調查資料。您能否談談這方面的情況？

岡村秀典：其實我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就開始做這項工作，也就是前面我曾提到整理遼寧省四平山遺址的發掘資料。因為這批資料分別收藏在京都大學和九州大學，而我又正好在這兩所大學都工作過，因此有了這個機會。后來我還整理了遼寧省文家屯的資料，這兩座遺址都屬于新石器時代。2002年出版了文家屯的報告。2003年又開始整理1943年水野清一和長廣敏雄等對云岡石窟及周圍遺址的調查資料，并于2006年出版了《云岡石窟：遺物篇》報告。這本書主要收集了云岡石窟以外的資料，包括云岡石窟周邊北魏時期的寺院遺址、西冊田遺址、張家寨等從新石器時代到北魏時期6個遺址的出土遺物。

2000年您獲得了日本考古學界最高的研究獎——濱田青陵獎。請問這一獎項主要針對您在哪個方面作出的特別貢獻？

岡村秀典：那是2000年的事。我在1999年出版了《三角緣神獸鏡的時代》，這是一本研究日本出土銅鏡的書，因此我所獲得的濱田青陵獎并不是我在中國考古學方面的成就，而是獎勵我在日本考古學研究方面的貢獻，也就是說，當時我在考古學界還是以研究日本銅鏡而被大家所認可。當然現在我的主要研究成果是中國考古學。

我翻閱了近30年來您完成的18部專著及諸多學術論文，這些研究成果涵蓋了從新石器時代到魏晉南北朝時期以及動物考古、農業考古和佛教考古等多方面的研究。您能談談近30年來您的研究主題是如何變化的嗎？

岡村秀典：其實，這些研究都不是我特意選擇或主動變化的，而是就自己所處工作環境及身邊方便觀察的資料決定的。比如當年研究生階段所作的銅鏡研究，是因為當時京都大學不僅有著名教授，還因為京都大學藏有很多銅鏡及相關的資料。京大研究生畢業后我留校做助教，負責整理京大博物館收藏的遼寧大連四平山新石器時代資料，因而開始了新石器時代的研究。后到九州大學做副教授，繼續整理有關中國東北地區的資料。同時參加了秋山進午先生在遼寧省的一個調查發掘項目，這就使得我的新石器時代考古研究有了新的展開，也相繼發表了一些論文和整理報告。1994年我調回母校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后，因為這里收藏了大量的文獻資料，而且同事們都是研究中國文學、哲學、史學、文獻學、金文學、甲骨文、美術史、圖像學的學者。當時正好參加了小南一郎先生的中國古代文明共同研究班，與不同專業的學者一起讀王國維的研究及《周禮》等書，開始對夏商周考古起了興趣。此時你也正好來京都大學留學。通過在小南班對禮書的閱讀，覺得通過分析殷代的動物祭祀，或許可了解國家統治者所追求的國家形成過程。與此同時，本所研究兩河流域文明的前川和也教授也主持了一個共同研究班，討論中國以外區域，如瑪雅、中南美洲、印度河、東北亞等地的國家形成過程。因此這個時期在京都大學是研究早期王朝國家形成的一個最好時期。我從中獲益良多，也完成了我那幾本關于夏王朝以及殷代動物祭祀等方面的著作。

開始研究北魏考古，完全是因為我所在人文科學研究所的工作需要。大家知道，20世紀三四十年代本研究所的水野清一和長廣敏雄等人對山西省云岡石窟進行調查，許多資料都收藏在本所。盡管當時出版過一套報告，但僅僅發表了不到一半資料。大量照片、記錄、拓片等珍貴資料都沒發表。這些資料由于世事變遷以及自然和人為的破壞，可能在現在的云岡石窟本地也看不到了。如高達14米的云岡大佛測繪圖與拓片等，這些資料很可能是世界上保存下來的唯一資料。特別是如今云岡石窟成為世界文化遺產之后，已不方便再作研究調查，因此這些當時的調查資料就顯得尤為珍貴。這些紙質資料與照片都還存在一個能否長期保存的問題，特別是玻璃版照片需要進行保護。我當時為配合這項工作需要，將云岡的所有資料整理了一遍。我覺得既然整理，就可以配合這項工作對云岡石窟進行研究，進而還可將這些沉睡已久的考古資料公開出版，為那些沒機會看到資料的學者們提供研究的機會。當然，最重要的是當年調查這些資料的水野清一等先生去世較早，使得我必須將這些第一手資料整理出來并進行研究。盡管不是我主動去選擇做這個課題，但在資料整理、分析與閱讀過程中，還是有很有意義的發現。關于云岡石窟的研究最后出版了33冊報告，中文版現在還在出版中。大概是2005年，當我行將結束云岡石窟研究課題時，人文科學研究所需要我來主持一個與文字研究有關的共同研究班，當時與中國文學研究專家金文京先生的想法比較接近，就一起商量組織了一個研究班。此即前面提到的中國銅鏡研究班。7年之后的2012年結束，取得了很不錯的研究成果，這也促使我開始思考屬于人文學領域的“人的考古學”的問題。

在您看來，現在與未來在日本的中國考古學研究中，有哪些方面比較有挑戰性？您有哪些新的研究課題準備去做？

岡村秀典：在考古學研究中要有綜合性的研究能力不是件容易的事。比如在云岡石窟的整理研究中，了解到美術視角和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也深深感到閱讀佛教文獻知識的必要性，目前我正在做洛陽龍門石窟資料的整理與研究。京大人文科學研究所收藏有很多龍門石窟的資料，雖然比云岡石窟要少。但這里保存有1893年岡倉天心在龍門拍攝的大量照片，以及當時東京大學關野貞的調查資料。這些資料大部分沒發表，拓片更多。這些資料大部分是內藤湖南的收藏，約有800多件。此外，京大文學部還收藏有1500多件。目前剛剛開始研究，希望能有一個不錯的研究結果。

您對有志于研究中國考古學的年輕人有些什么建議？

岡村秀典：任何科學研究最主要的是要有想法，不拘泥于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敢于挑戰權威?？脊艑W也一樣。我一直以來都是從自己身邊的資料觀察做起，一旦開始就全力以赴，尋求新的思路，而不是拘泥于那些曾經權威的說教。我喜歡從不同的學科尋求靈感，當你沒有想法時，就去讀那些能給你火花的有思想的書籍?？脊艑W是一門實證科學，因此對遺物和遺址的觀察始終是首要工作，這也是京都大學的傳統。在充分觀察資料的基礎上，深入思考，然后再與不同學科的研究者交換意見，這一點也很重要。最后是將考古學放在人文社會科學的大領域里來思考。這樣寫出的論文才不會枯燥無聊。作為一名年輕的考古學者，既需要學好考古學研究的基礎，即對遺物觀察的能力，又要拓展視野，閱讀大量的人文科學書籍。

【本文初發表于《南方文物》2016年2期；后收入《穿越古今：海外考古大家訪談》，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澎湃新聞經李水城教授授權刊發?！?/p>

來源：采訪、翻譯/秦小麗；終審/李水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