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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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元前121年夏，霍去病西征匈奴，由北地郡出發，經鈞耆水、居延水、小月氏而攻祁連山、得。其中的居延在過去一般被解釋為內蒙古額濟納旗居延澤，而霍去病攻河西匈奴沒必要繞道居延澤，所以學術界遂將霍去病所攻的祁連山解釋為東天山。然霍去病西征經過的五個地名，即鈞耆水、居延水、小月氏、祁連山、得，有三個都可見于居延和懸泉發現的里程簡中，從中可以看出居延實際在甘肅省景泰縣境內。結合史書記載，可知霍去病行軍路線為北地郡（治今甘肅環縣東南馬嶺鎮）→鈞耆水（具體位置不詳）→居延水／居延置（今甘肅景泰縣境內）→小月氏（位處今甘肅武威與甘肅張掖之間）→祁連置／祁連山（今甘肅張掖市南）→得（今甘肅張掖市），從而證實月氏的故地當在河西而非新疆東天山地區，霍去病所攻之祁連山亦在河西而非東天山。

關鍵詞：霍去病；西征路線；居延；月氏；祁連山；漢簡

近年來，學術界就月氏的故地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與之相關的問題就是霍去病于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西征匈奴時所至祁連山的具體方位。《史記》《漢書》均記載月氏的故地在“敦煌、祁連間”，祁連山方位的確定，不論對月氏故地的確認還是對霍去病西征路線的研究來說，都具有關鍵性意義。

一

月氏故地在東天山說駁議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曾二度征伐河西。第一次發生在是年春天，《史記》記載：“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為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余里，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誅全甲，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余級，收休屠祭天金人。”這一次霍去病率軍出隴西郡，進入河西走廊，攻盤踞于河西走廊東部的匈奴渾邪王、休屠王等部。第二次發生在同年夏季，《史記》載：同年夏，霍去病與公孫敖兵分兩路出北地再擊匈奴。公孫敖失道，霍去病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其中就包括匈奴休屠王。

對第一次戰役，從隴西郡出發直搗焉支山，擊敗渾邪王、休屠王所部，大獲全勝。由隴西至焉支山，二者相距600余千米，按照常規，日行50千米，需要12天，彼時河西四郡尚未設立，整個走廊都控制在匈奴之手，漢朝的最西根據地主要在蘭州一帶。蘭州至焉支山500千米，在交通不發達的漢代，可以說已經是相當遙遠的軍事征伐了。但有一種觀點認為焉支山不在河西，而是在今天哈密的哈爾里克山。須知哈密至隴西的直線距離為1506千米，霍去病在沿途無給養又無援兵的情況下孤軍馳驅三千里，由隴西經河西走廊直搗天山，擊敗匈奴大軍，無論如何都令人難以想象。

對于第二次戰役，學術界爭議很多，尤其是對霍去病從北地出發后的進軍目標和路線問題。《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記載：

其（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夏，驃騎將軍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而驃騎將軍出北地，已遂深入，與合騎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天子曰：“驃騎將軍踰居延，遂過小月氏，攻祁連山，得酋涂王，以眾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五王，五王母，單于閼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

此外，《漢書·衛青霍去病傳》引漢武帝說：“涉鈞耆，濟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連山，揚武乎得。”《史記·匈奴列傳》和《漢書·匈奴傳》亦有“過居延，攻祁連山”之載。

這里涉及的地名有五個，分別為祁連山、小月氏、居延、鈞耆、得。《史記·大宛列傳》記載：“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及為匈奴所敗，乃遠去······其余小眾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學術界對南山有不同的解釋，一般認為應指祁連山，但也有論者認為除了祁連山東西部，還有可能包含昆侖山在內。但就漢代羌族地望言，此南山的確應為祁連山東部，當無可疑。果若是，霍去病經由小月氏而攻祁連山，俘獲休屠王。《漢書·地理志》：“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漢武威郡轄姑臧、張掖、武威和休屠等十縣，治姑臧（今甘肅武威市），霍去病于祁連山俘獲休屠王，這里屬于休屠王的分地，休屠王城即位于今甘肅民勤縣祭旗堡鄉境內。若言霍去病在東天山俘獲休屠王，那就太超出想象了。

再說小月氏之所在。《史記·大宛列傳》稱月氏故地原在“敦煌、祁連間”，西漢初因遭匈奴所迫而遠遁中亞，“其余小眾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小月氏籍身的“南山羌”實指居住在今甘肅、青海祁連山東部山地的羌族。

依中國傳統觀點，小月氏、祁連山都毫無爭議地被界定在河西走廊一帶。20世紀初，日本學者內田吟風曾經提出，霍去病由東向西遠征河西的匈奴，不可能或沒有必要繞道今居延海一帶，由那里迂回南下而至河西祁連山，故而推定漢代祁連即今東天山。岑仲勉稱“祁連”為天山別號，以此推定霍去病西征的目的地有可能是天山，認為其行軍經過的得應在匈奴國境內，而單桓應在天山附近，小月氏的分布地應延及阿拉善山脈。余太山認為，霍去病經過的小月氏在天山東端，同樣強調霍去病進軍遠至天山東端的可能性。林梅村通過對“祁連”語源的論辯，指其為吐火羅語詞的漢代譯名，“天山”是漢語意譯，進而論定漢代的“祁連山”實乃唐代西域胡人所謂的“析羅漫山”，月氏故地“祁連”也就是今哈密北面的巴里坤山。這種觀點認為《史記》所言月氏原居“敦煌、祁連間”其實并不在河西走廊，而是在今天新疆東部，其中的敦煌＝敦煌山＝敦薨之山＝天山之博格達山，祁連山＝析羅漫山＝巴里坤山，焉支山＝哈密的哈爾里克山。這一說法影響很大，后來經過進一步推演，祁連山不再是傳統觀念中的河西走廊之山，而是新疆東天山。于是乎，月氏、烏孫的故地便不再是河西，而是新疆昌吉州博格達山以北草原地帶。小月氏乃月氏大部西遷中亞后之孑遺，如果按照上文的說法，小月氏的活動區域自然就應在天山地區了。

上述說法頗值得商榷。首先，《史記·匈奴列傳》載匈奴“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明言匈奴與月氏是地域相連的。秦漢時代，上郡位處月氏的東方，其西鄙與月氏相連，正說明月氏在河西走廊東部。如果月氏居于東天山，那里距離上郡有數千里之遙，再言月氏與上郡地域相接，恐無論如何也是說不通的。我國古代文獻在敘述地名時，一般遵循以首都為中心由近及遠敘述的傳統，如河西五郡表述為涼、甘、肅、瓜、沙，新疆東部地區表述為伊、西、庭三州，《史記》“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之表述正好符合這一習慣，如果月氏在東天山，而羌又在氐之南，這種表述豈不成了遠—近—遠的關系？有違傳統明矣。

其次，論者言大量考古資料證明月氏故地就在東天山，例如，西北大學考古專家在王建新先生的率領下，在烏茲別克斯坦與塔吉克斯坦等地進行聯合考古發掘，取得重大收獲，發表了對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的考古調查報告及2017年發掘烏茲別克斯坦拜松市拉巴特墓地的情況，其中有不少出土物都被歸諸月氏與貴霜。然揆其證據，則頗有難以服人之處，在月氏文化特征完全不明朗的情況下，何以判斷東天山及中亞諸地出土的考古遺物就是月氏的呢？公元前一千紀前后河西史前考古學文化遺存主要是騸馬文化和沙井文化，前者為烏孫遺存，后者為月氏遺存，學界大體已有成說。騸馬文化主要分布于酒泉、敦煌、玉門、瓜州等地，沙井文化（公元前1000年）主要分布于張掖、民勤、永昌、武威等地。二者之間存在著很多共性，而且又有諸多交叉，體現出牧業民族畛域不那么分明的特點。如果能將烏茲別克斯坦與塔吉克斯坦等地的出土物與河西的沙井文化進行比對，弄清楚他們之間是否存在文化聯系，或許更有利于確定中亞出土物的文化屬性。

再次，早在張騫“鑿空”之前，西域“昆岡之玉”和“禺氏之玉”就已經通過河西走廊被運輸到中原地區了。《爾雅》載：“西北之美者，有昆侖虛之璆琳瑯焉。”《楚辭》中有“登昆侖兮食玉英，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同光”之句。成書于戰國至西漢時期的《管子·國畜》云：“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漢，珠起于赤野，東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為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托用于其重，以珠玉為上幣，以黃金為中幣，以刀布為下幣。”王建新、王茜著《“敦煌、祁連間”究竟在何處？》（以下簡稱王文）一文將月氏之地界定在東天山東南側今甘肅肅北縣馬鬢山區以西、新疆哈密市伊州區東北部的區域。果若是，則“禺氏之玉”就需與東天山相聯系了。東天山古來不產玉，和田玉的產地在昆侖山和阿爾金山一帶，其玉東輸應該沿昆侖山北麓之絲路南道而東，經由河西月氏地區而抵達中原，焉可舍近便之道而繞道東天山乎？尤有進者，古代交通條件非常落后，在此情況下，如何穿越浩瀚的塔克拉瑪干沙漠，本身就是難以解決的問題。21世紀以來，河西西部地區多地發現古代玉礦遺址，主要有甘肅省肅北蒙古族自治縣馬鬃山徑保爾草場玉礦、寒窯子草場玉礦和敦煌的旱峽玉礦，經測定，三者皆屬于廣義的和田玉。古代生產力低下，制玉當以“就近取材”或“就地取材”為主。河西三處玉礦的存在表明“禺氏之玉”既有可能是月氏運輸之玉，也有可能是月氏所產之玉。不管產玉還是運玉，月氏的活動區域都只能界定在河西走廊，無法與東天山相聯系。

二

居延、懸泉里程簡所見

“居延”之所在

目前學術界對月氏居地與祁連山地望之探討，依靠的皆為《史記》《漢書》的記載，但面對同樣的史料記載，學術界的解讀卻是言人人殊。看來，要解決這些問題，僅靠《史記》《漢書》的記載是不夠的，需要另辟蹊徑。

前賢之所以會有霍去病深入東天山的遐想，原因在于《史記》有如下記載：“驃騎將軍？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天子曰：“驃騎將軍踰居延，遂過小月氏，攻祁連山，得酋涂王。”這里的居延，一般都被理解為今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的居延澤（又稱居延海、居延塞等）。如果在漢簡“里程簡”還沒有發現之前，做出這樣的解釋是完全合乎情理的，而且是最有說服力甚或可謂唯一可能的解釋，但居延、懸泉“里程簡”的發現，完全顛覆了舊有的結論。《史記》《漢書》所載霍去病西征具有標志意義的五個地名（鈞耆、居延、小月氏、祁連、得），其中有三個，即居延、祁連、得都出現在“里程簡”中，可為其西征路線的確定提供較為確鑿的證據。

“居延里程簡”（EPT59.582）（圖1）記載：

長安至茂陵七十里，茂陵至茯置卅五里，茯置至好止七十五里，好止至義置七十五里，月氏至烏氏五十里，烏氏至涇陽五十里，涇陽至平林置六十里，平林置至高平八十里（缺4行文字）媼圍至居延置九十里，居延置至里九十里，里置葿次九十里，葿次至小張掖六十里，刪丹至日勒八十七里，日勒至鈞著置五十里，鈞著置至屋蘭五十里，屋蘭至氐池五十里。

有意思的是，在敦煌懸泉置遺址亦有《里程簡》（Ⅱ90DXT0214：130）（圖2）出土，所記河西諸驛的里程可與“居延里程簡”相補充、相印證，簡文曰：

倉松去鳥六十五里， 鳥去小張掖六十里，小張掖去姑臧六十七里，姑臧去顯美七十五里，（第一欄）氐池去得五十四里，得去昭武六十二里府下，昭武去祁連置六十一里，祁連置去表是七十里，（第二欄）玉門去沙頭九十九里，沙頭去干齊八十五里，干齊去淵泉五十八里。右酒泉郡縣置十一，六百九十四里（第三欄）。

依上述二簡，可以勾勒出長安至敦煌之驛程：從長安出發，在涇川一帶過涇河，經月氏、烏氏、涇陽、平林置等地先到達固原（高平），經景泰蘆陽，過黃河進入河西走廊。然后經大靖一線抵達涼州，再由涼州前往張掖、酒泉、敦煌。漢代的媼圍即今景泰縣蘆陽鎮響水村北的窎溝城遺址，居延置位處媼圍西七十里，學界一種意見認為其地當在景泰縣寺灘鄉之三道埫附近或白茨水，另一種意見認為其地當在景泰縣紅水鎮紅墩子村南老婆子水遺址。由居延置西行九十里至里，里位于今古浪縣大靖鎮，再西行九十里至葿次，葿次在今古浪土門鎮西3千米王家小莊一帶。如是一來，居延置的所在也就明晰了，其地當在景泰縣境內無疑。

居延置應因地名置。《史記·匈奴列傳》記載：“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于秦，故自隴以西有綿諸、緄戎、翟、獂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朐衍原居住于北地郡，在秦國打擊下，不斷西遷，越過黃河而進入河西地區。居延置所在的景泰距北地郡不甚遠，有朐衍戎留存，當在情理之中。漢武帝圣旨中出現的“居延”乃“朐衍”在彼時的稱謂。是見，居延置乃以族名地，以地名置而來。《史記·匈奴列傳》在朐衍之前列烏氏，與“居延里程簡”一致，依漢簡提供的數據，由烏氏到居延置的距離為50里＋50里＋60里＋80里＋90里＝330里＝137.2千米。說明二者相距不遠，屬于比鄰而居的兩個部族。可以看出，作為地名，景泰的居延，出現于秦穆公（？—前621年）時代，是比較早的，至于額濟納旗之居延名稱何時出現，不得而知。

前賢拘泥于居延為今額濟納旗之居延澤，所以一直難以合理解釋霍去病的西攻路線。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霍去病和公孫敖都是沿著河西走廊西行的，只是一路偏南，一路偏北而已。霍去病此行終達祁連山，獲匈奴休屠王而止。有意思的是，在懸泉《里程簡》中就有祁連置之謂：“昭武去祁連置六十一里，祁連置去表是七十里。”昭武故城地當今甘肅省臨澤縣鴨暖鄉昭武村一帶，表是為酒泉郡屬縣，地當今高臺縣宣化、高橋和安定一帶，祁連置東承張掖郡昭武縣，西達酒泉郡表是縣，其南就是祁連山，則以山名地，因地名置。質言之，“出居延”意為從景泰境內的居延置出發，而非張掖通漠北之居延澤。學者之所以一定要將居延與居延澤相聯系，主要在漢武帝詔中有“濟居延”一詞。居延應為河名當無問題，河流之得名又與朐衍部息息相關，“居延置”則因在居延水（景泰境內的白茨水或老婆子水）之旁而得名。以部族名而命名河流，于史常見，如烏孫河、龜茲河皆是也。如果將居延解釋為居延澤，霍去病千軍萬馬，哪有那么多船只使之得“濟”?最多只能繞行而已。霍去病所“濟”居延必為河流而不可能為大型湖泊。

茲涉及另外一個問題，即鈞耆之所在。王宗維先生將“鈞耆”與今居延以北蒙古國境內的浚稽山相聯系，因史書有“涉鈞耆”之載，顯然可見鈞耆不可能指一座山，于是便將鈞耆解釋為浚稽山南之沙地，認為霍去病自北地郡至浚稽山南沙地，然后折而向南，濟居延（澤）而到達祁連山小月氏部。此說得到王文的認可。《史記》《漢書》明載浚稽山位于朔方郡（雞鹿塞）“西北二千余里”，《史記·李將軍列傳》記載“出居延北可千余里”至浚稽山，由居延至哈密又有千余里，如是算來，霍去病西征路線差不多在五千里左右，即北地至浚稽山二千余里＋浚稽山至居延澤千余里＋居延澤至哈密千余里≈五千里。即便如王文所說，鈞耆等同于浚稽，位處居延東120里，照樣還有三千余里途程。古代行軍打仗，糧草為先，如此繞道而行，又頻繁穿越沙漠地區，孤軍奮戰，對于以稼穡為主的漢族兵家來說，恐莫敢為也。學界有一種意見，指鈞耆即“歷程簡”中的“鈞著置”，認為“鈞著”乃 “鈞耆”之誤。當非。霍去病西征路線是先鈞耆后居延，而鈞著置在居延以西，地不相當。古代行軍打仗，糧草為先，如此繞道而行，又頻繁穿越沙漠地區，孤軍奮戰，對于以稼穡為主的漢族兵家來說，恐莫敢為也。

三

霍去病西征路線

《史記·匈奴列傳》載，天漢二年（公元前99）“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于天山，得胡首虜萬余級而還”。同一史事又見于《漢書·武帝紀》：天漢二年（公元前99）“夏五月，貳師將軍三萬騎出酒泉，與右賢王戰于天山”。

這里的“天山”，顏師注為：“即祁連山也。匈奴謂天為祁連。祁音巨夷反。今鮮卑語尚然。”當其為“祁連山”做注時，又言：“祁連山即天山也，匈奴呼天為祁連。祁音上夷反。”學界遂有人以此為據，認為漢代的祁連山指的就是今天新疆的東天山，而河西的祁連山被稱作“南山”。其實，顏師古注《漢書》，注重校勘文字、考訂史實、糾正舊說、訓釋疑難、文字釋義和音韻訓詁，但一般不釋地。就顏師古對“天山”“祁連山”的注釋，明顯在于釋義而不在于釋地，僅解釋山名含義而未言天山與祁連山為同一座山脈。北方阿爾泰游牧民族薩滿教習俗，逐水草而居，走到哪里都會依山傍水住牧，都會形成當時當地的“天山—神山—圣山”。匈奴人所稱之天山有多處，非限于一地，漢代史籍欲令人清楚明了不同天山地望之所在，新疆者以義稱之，河西者以音稱之。正因為在匈奴語中天山被呼為祁連，故而在古文獻中天山有時又被稱作祁連天山，如《史記·李將軍列傳》曰：“天漢二年（公元前99）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于祁連天山。”《鹽鐵論·誅秦》亦謂：“故先帝興義兵以征厥罪，遂破祁連天山······渾邪率其眾以降。”如果不加“天”字，則一般皆指河西走廊的祁連山。

對于第二次戰役的路線問題，學術界爭議較多。《漢書·衛青霍去病傳》記載：“上曰：‘票騎將軍涉鈞耆，濟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連山，揚武乎得，得單于單桓、酋涂王，及相國、都尉以眾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謂能舍服知成而止矣。’”依上引“懸泉里程簡”，“得去昭武六十二里府下，昭武去祁連置六十一里，祁連置去表是七十里”。得置和祁連置相距123里，匈奴被擊敗后，首領逃至得，在那里被霍去病擒獲。得也就是后來的張掖郡治。若將祁連山置于東天山，未免與得過于遙遠。王文認為從“揚武乎鬵得”開始，講的是漢武帝對霍去病及部下戰績的褒獎。揆史書所載之文，一氣呵成，前因后果，環環相扣，將之解釋為前后二部分，反有割裂文意之嫌。

霍去病之攻祁連山，《史記》《漢書》皆有記載，只是該山被王文解釋為東天山了。從這個思路出發，王教授將霍去病的行軍路線構擬如下：北地郡（治今甘肅慶陽市慶城縣馬嶺鎮）→浚稽山南沙地（蒙古國境內）→居延（居延澤）→小月氏（今新疆哈密一帶）→東天山（見圖3）；而與之分路而行的公孫敖所部行軍路線為：北地→隴西→河西走廊→東天山。王教授明言，霍去病是沿著草原之路到達居延澤的。果若是，則其西征天山，只有一條道路可行，那就是出北地郡由靈州渡黃河，越騰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進入蒙古國境馬鬃山（非河西走廊之馬鬃山），沿“漠南道”西行，途次哈密進入天山。

“漠南道”的大體路線如下：由今新疆哈密往北行，進入今蒙古國西南、阿爾泰山以南的多水泉地區，又東經察罕敖包周圍的濕地，行至今查干托洛蓋一帶，由蒙古國滿達勒戈壁附近的馬鬃山南行，進入今我國內蒙古境內，到達今烏拉特后旗，又沿陰山北麓東南行進至今包頭市，又東行經呼和浩特東南的和林格爾，又東經今山西大同、河北張家口、北京市密云縣，再東至“漠南道”的終點今遼寧朝陽。其中的馬鬃山，見于北宋使者王延德的《高昌行紀》：“次歷阿都族，經馬鬃山，望鄉嶺，嶺上石龕，李陵題字處。”此馬鬃山位于蒙古國境內，地處阿爾泰山和戈壁阿爾泰山之間，因形似馬鬃而得名。王延德由馬鬃山南下而入居延澤，再沿弱水南行，進入河西走廊，再西行進入東天山。

王文認為，霍去病的軍隊就是由蒙古國境內的馬鬃山南行至居延澤，然后再西行哈密，最后直取東天山。這一構想完全不能成立，因為居延海向西是無路可通的，要么向南沿弱水至張掖，然后循河西走廊西行，要么向北至馬鬃山，然后西行。由馬鬃山出發到居延海繞一圈再回到馬鬃山，這圈子兜得不小，卻無任何意義。再說，盡管由馬鬃山向西到達哈密是有漠南道（見圖3）可通行，但這條道路古來只知有使者往來，從未見大軍通行，那么，這條道路能否容得下千軍萬馬，看來也是需要考慮的。

霍去病第二次出征，時間是在夏季，這個季節牧人一般不會帶領馬匹入沙漠的。赤日炎炎，沙漠地區尤甚，人畜體力消耗都很大，極易導致脫水或灼傷。該季節馬匹適合在草地或近水邊地區活動；而由北地郡西北行至浚稽山區域，需要穿越兩個大沙漠，即騰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須知霍去病所率隊伍皆為騎兵，馬蹄尖細，容易陷入沙中，在沙漠中行走都很困難，更別說急行軍了。不若駱駝掌寬大，受力面比較大，不易陷進沙里，行走緩慢，適宜在沙漠中穿行；馬匹在堅硬地面上奔跑速度很快，但耐力不足，無法在沙漠中長時間奔跑，容易脫水，而沙漠之地水資源嚴重缺乏，水分補充不及時就會嚴重妨礙馬匹的戰斗力，甚至導致死亡，耐旱力與駱駝不可同日而語。

就軍事謀略言，霍去病善長途奔襲，其第二次西征理應沿著路途平坦、近捷、物產豐富且水草豐美的河西走廊而行。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霍去病率軍由隴西出發而征河西中部的匈奴，道路已經熟悉，第二次出征同樣的地區，理應走熟悉的道路。舍熟悉的道路不走而偏走陌生之途，令人費解；如果沿河西走廊西行，馬匹需要的草料和豆餅隨時可以得到補充，而走沙漠地區和道路崎嶇難行的“漠南道”，則后勤難以保障，古來為騎兵大忌；漠南道距匈奴腹地甚近，既危險又不符合霍去病一貫的速戰速決戰術，也沒有任何軍事意義。王宗維言霍去病第一次西征的進軍路線“只能在不南不北，既不深入羌中與強大的西羌部落相遇，致遭阻擊，又不接近匈奴本部，驚動匈奴主力，前來鏖戰，陷入重圍。當時，霍去病只能在匈奴統治勢力薄弱和接近西羌本部的邊沿地區，即兩大勢力的結合部穿行而過，才能迅速到達休屠部地，達到輕騎出擊的目的。”此論頗得鵠的。雖然是針對霍去病的第一次西征而言，若用諸第二次出征，其狀亦應相合。

在霍去病西征之前，西漢中央政府即已加強對蘭州黃河以南地區的管轄，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設榆中縣。秦朝大將蒙恬于公元前214年設榆中縣，地當今蘭州市城關區東崗鎮一帶。西漢榆中當沿襲而來。以理度之，霍去病第二次西征，應先由北地郡到達榆中縣一帶，秣馬厲兵，然后循第一次出征路線而行，避免以疲憊之師遠征，這樣才有必勝的把握。

若按照王文所構擬的線路，霍去病軍需要穿越沙漠，然后沿路途回遠、水草匱乏且遠離城邑聚落的沙磧之路——“漠南道”而行，由北地郡直達東天山，孤軍遠征五千里，即使今天的現代化軍隊，恐怕也是難以完成的。王文之所以如此推想，當與前文所述沒有機會看到懸泉里程簡的諸前輩學者一樣，把《史記》《漢書》中“居延”誤解為內蒙古自治區阿拉善盟額濟納旗北部的居延澤了。

祁連山原本為河西走廊南部之山，與新疆東天山沒有多少干系，漢代的“敦煌、祁連間”指的就是河西走廊地區。這個問題，其實早在清末陶保廉所著《辛卯侍行記》中業已辨之甚詳，認為“若伊吾北之天山，終漢世未嘗全屬于漢，安得謂祁連即西域天山乎？

總而言之，筆者認為，霍去病的第二次西征，應由北地郡出發，然后沿著河西走廊西行，具體行軍路線為：北地郡 （治馬嶺縣，今甘肅慶陽市環縣東南馬嶺鎮）→鈞耆水（具體位置不詳，應在景泰東方某地）→ 居延水／居延置（今甘肅景泰縣境內）→小月氏（位處今甘肅武威與甘肅張掖之間）→祁連置／祁連山（今甘肅張掖市南）→得（今甘肅張掖市）。（見圖4）

四

結語

史載大月氏的故鄉在“敦煌、祁連間”，但近期學術界有一種傾向，把敦煌解釋為新疆天山之博格達山，將祁連山解釋為新疆東部的巴里坤山，把焉支山解釋為哈密的哈爾里克山。如是一來，大月氏的故鄉也就被界定在新疆東天山一帶了。有幸的是，敦煌懸泉置與居延出土的漢簡中有里程簡，可確認霍去病元狩二年（公元前121）攻伐河西休屠王并沒有繞道巴丹吉林沙漠和蒙古國而至居延澤，而是由北地郡西行直達河西，由景泰縣境內的居延置西行，越小月氏而達張掖、酒泉之南的祁連山，俘獲休屠王而止，與東天山略無干系。居延置、祁連置之設，皆以地名置，可證祁連山就在河西走廊之南。將敦煌、祁連山、焉支山地望搬遷到東天山，證據不足，尚有待進一步探討。只要不拘泥于“居延”就是“居延海”，而是將之理解為居延置，則一切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作者：楊富學

來源：《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2年第7期

選稿：耿 曈

編輯：宋宇航

校對：周 煜

審訂：朱 琪

責編：楊 琪

（由于版面內容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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