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傳統心理學正在遭遇缺乏前提性反思的境況。“自我”，作為西方傳統心理學研究的開端和終點，是其抽象文化主體的虛幻表現。我們必須基于具體的、歷史的和現實的物質生產方式及其觀念表現，考察心理與心理學得以成立的前提和界限及其與現代社會再生產的內在關聯，走向共同體的自我，讓中國心理學真正再出發。

原文 ：《“自我”：心理學知識體系的前提反思》

作者 |廈門大學哲學系教授 王波

圖片 |網絡

心理學的急難

心理學自誕生以來，就常表現出這樣一種傾向：它被深鎖于“科學”實驗室的象牙塔之中孤芳自賞，日常生活中卻充斥著種種假心理學之名而行的偽心理學。心理學與日常生活彼此斷裂。“心理學家介入并且試圖通過他們的專業實踐來改變的世界，不過是一個純粹為生產心理學知識而存在的沉默領域。”壁壘森嚴的各個專業領地與實驗室成了心理學逃避這種無能感的庇護所，而它屈尊對日常生活所作的于事無補的心理學化處理則反映了其理論想象力的真正匱乏。

海德格爾有言，哲學之必要性就在于現時代的“急難”：“一切必要性扎根于一種急難中。”哲學須急時代之所急，而最大的急難則是“無急難之急難”。“在自我確定性（self-certainty）已變得不可逾越的地方，在一切都被認為可以計算的地方，總之，在一個一切都已被決定，卻不問先行的問題——我們是誰、我們要做什么的地方，急難最為匱乏。”而這恰恰是傳統心理學正在遭遇的境況，它忙于將人類主體性的每一方面心理學化（psychologization），以心理學的方式重釋并通約人們的日常經驗，卻對其先行問題鮮有問津：“心理學是什么？它要做什么？”這一前提性反思對傳統心理學來說幾無急難可言，而無急難之急難，恰是傳統心理學最大的急難。缺乏反思性（reflexivity）的作為知性科學的傳統心理學，幾近另一種假科學之名而行的舊形而上學的新形式。正如黑格爾所深刻揭示的，“舊形而上學的思想并不是自由的思想。因為舊形而上學漫不經心地未經思想考驗便接受其范疇，把它們當作先在的或先天的前提”。這種“素樸的意識大都應用一些現成的自然而然的范疇，漫不加以懷疑，也從來沒有追問過，究竟這些范疇本身在什么限度內具有價值和效用”。

當前國內心理學的一種典型做法是采用西方的方法論，圍繞西方的問題，將西方的數據轉換成中國的數據，然后建構和計算相應的統計模型與效應值。比如，鑒于西方主導的“大五人格理論”（Big Five personality theory），中國心理學如果去模仿其方法論路線，搜集和分析中國人的數據，從而相應地建構多了幾個或少了幾個因素的中國人格理論模型，那么這種模型看起來確實是中國本土的，然而實際上，這類研究忽視了“人格”這個概念本身在什么限度內具有價值和效用。它作為“教會自我”“哲學自我”“政治自我”“經濟自我”的復合形式，是西方兩千余年來基督教教化、笛卡爾主體形而上學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等共同塑造的產物，并非普適的、可以直接挪用的像“加速度”“中微子”“氨基酸”這樣的自然科學概念。

傳統心理學研究的開端和終點

基督教神學促使個體從家庭與族群等自然共同體以及世俗人法中“脫嵌”而出，作為人人平等、自由自決的能動個體參與教會“神國”的組織生活，并且不需要任何中介就能“因信稱義”，憑借信仰在靈魂深處與上帝直接交通，最終確立了西方個體本位的社會結構。“人們贊賞山岳的崇高，海水的洶涌，河流的浩蕩，海岸的逶迤，星辰的運行，卻把自身置于腦后。”如果說古希臘哲人提出了存在論的追問——“是”（存在）是什么，那么教父哲學家奧古斯丁這里的問題式則是“我是誰？”人作為通過“向內轉”、自問“我是誰”的存在，由此獲得了成為世界根據的可能性，為自我的誕生乃至心理學的現代形成埋下了遙遠的思想伏線。隨后休謨也曾經嘗試“向內轉”，但他發現的并非笛卡爾式的最小化自我，而是來自世界與身體的感覺和意象。康德雖然也沒有找到這個自我，但將其設定為一種道義的與邏輯的必然性。這種作為先驗統覺的同一性被康德賦予巨大能力的自我，在德國觀念論者那里最終成為創造宇宙的精神實體。正如笛卡爾從最小化自我出發，證成最低限度的自我確定性，然后據此推論出世界，霍布斯以來的社會契約論則以奉行最低限度道德的個體為基點推論出社會，從追求公共的“善”的積極自由全面退行到競逐自我權利的消極自由，復雜的社會關系被還原為理性個體主觀約定的人造物，權利本位的占有式個人主義（possessive individualism）筑起自我和心靈的銅墻鐵壁，在黑格爾揭示的皮膚界限內左沖右突。

如果說在傳統共同體中，物質交往活動依賴于以親緣關系為基礎的人際結構，它只是像卡爾·波蘭尼指認的那樣“嵌入”在社會系統整體之中，并作為其一個部分而發揮作用，那么在十九世紀之后，這種物質交往獲得了獨立的地位并成為社會整合的根本中介。市場交換的先驗抽象機制開始凌駕于共同體之上。就此亞當·斯密深刻地評論道：“我們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師或面包師的恩惠，而是出于他們自利的打算。” 實際上，他重述了曼德維爾式“蜜蜂的寓言”，即將私人的惡德轉化為公共利益的歷史唯心論幻想：“使人變為社會性動物的，并不在于人的追求合作、善良天性、憐憫及友善，并不在于人追求造就令人愉悅外表的其他優點；相反，人的那些最卑劣、最可憎的品質，才恰恰是最不可或缺的造詣，使人適合于最龐大、最幸福、最繁榮的社會。”如果說笛卡爾形而上學地討論了現代性自我主體產生的哲學可能性，霍布斯與洛克等從政治學上鼓吹建基于原子化自我及其理性互動的人造社會想象，而斯密接著論證了先驗自我經由交換抽象滿足自身效用的經濟學邏輯，那么正是由于資本主義沙暴在十九世紀的全面布展，這個現代自我以及作為其現實表現的只剩下勞動力商品的雇傭勞動者，即這個從傳統共同體中“脫嵌”的個人主體，作為資本荒漠中的孤獨沙粒，就像一個脫離母體的嬰兒，在歷史上第一次被完全暴露在資本主義社會經濟權力的面前，并進而被挾裹成足以掩埋一切的沙暴。作為西方傳統心理學研究開端和終點的“自我”正是這場沙暴席卷而來的結果。

走向共同體的“自我”

脫胎于西方社會個體本位傳統，從霍布斯到洛克建構的基于所有權的“占有式個人主義”，預設了自我追逐私利的先驗類本質。它以自身為目的，以共同體和自然為價值實現的手段，建構了通過交換抽象實現先驗整合的“占有式市場社會”，從而造成人與人之間以及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雙重危機。面對自然，荷爾德林寫下這樣的詩句：“命運并不理解／萊茵河的愿望。”與其說水壩建在萊茵河上，不如說萊茵河建在水壩上。“仰望著全宇宙的沉默，人類被遺棄給自己一個人而沒有任何光明，就像是迷失在宇宙的一角，而不知道是誰把他安置在這里的，他是來做什么的”“這些無限空間的永恒沉默使我恐懼”。面對社會，黑格爾指認道，單個人本身的利益成為這些人社會結合的最后目的，作為由交換抽象所黏附的烏合沙粒，社會普遍性對他們來說還只是外在的抽象必然性，因而他們與社會還處于分離狀態。在此意義上，康德說：“在其他一切自顧自的動物那里，每個個體都實現著它的整個規定性，但在人那里，只有類才可能是這樣。”馬克思更為科學地指出，人類與自然的和解以及人類本身的和解，個人的主體性和自由只有在真正的共同體中才能實現。只有在真正的共同體中，自我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超越虛假的心理學自我，走向共同體的自我，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創造心理學的可能性，從而從那種人被其自身產物束縛其中的必然王國走向真正自我實現的自由王國。

反觀傳統心理學，其研究者往往以為自己觀察和操縱的“自我”是一種中立的、沒有被污染的天真之物，就像一群模式小鼠那樣的做過各種“敲除”的、定制的、標準化的實驗“模式動物”，由此就可以保證實驗更科學、精確并更具可重復性。“自我”概念已經表現為通行于西方哲學社會科學，以及普羅大眾中間的“理性人”“經濟人”，乃至“心理人”等文化主體形象，成為仿佛在自然界存在的“真理”與“常識”。這種“自我”作為“我們最熟知的人格組成部分”，正是西方抽象文化主體的虛幻表現。同時，西方心理學將基于其“自我”被試的研究方法與結論，以價值中立的“景觀”形式平移到第三世界，使其本土心理學迷失在各種異質性概念的馬賽克拼貼之中，有成為缺乏思想史坐標的無根基話語蒙太奇的危險。對西方心理學主流方向無批判、無前提的追逐，在我們急迫的現代化情勢中甚至被上升為普遍的文化無意識。但實際上，指導“自我”運作的機制總是發生在實驗室之外，外于“自我”的社會歷史前提已經規定了這一概念的限度及其價值和效用。西方心理學演化邏輯在根本上從屬于西方現代化模式，所以我們必須基于具體的、歷史的和現實的物質生產方式及其觀念表現，考察心理與心理學得以成立的前提和界限及其與現代社會再生產的內在關聯，理解心理學的理論模型、概念范疇、研究方法與價值承諾何以是一定歷史生產關系的暫時的同一性結果，而且只有對于這些關系并在這些關系之內才有充分的意義，才能讓中國心理學真正再出發。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要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這要求我們以馬克思主義為根本指引，加強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心理學思想的系統探索，借助其科學的前提反思方法論，積極主動借鑒人類創造的一切優秀心理學研究成果，并將之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不斷推動中國自主的心理學知識體系建設。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51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潘 顏

《社會科學報》2025年征訂

點擊下方圖片網上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