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菲特：一位將拯救道德作為使命的哲學家》，[英]大衛·埃德蒙茲著，葛四友、宋學芳譯，上海文藝出版社2025年5月版，460頁，98.00元

過去十年，英語世界中頗具影響力的思想傳記作品有好幾種。在哲學界，名氣大噪的是分別由牛津大學出版社與道布爾戴出版的兩部集體傳記（一部是Benjamin J. B. Lipscomb著The Women Are Up to Something，另一部是Clare Mac Cumhaill & Rachael Wiseman著Metaphysical Animals，分別出版于2021年、2022年），聚焦四位女性哲學家安斯康姆、福特、米德利與默多克。她們在男性主導的戰后牛津哲學界，重振了衰落的分析形而上學與倫理學傳統。其他值得關注的傳主還有政治哲學家漢娜·阿倫特（Anne C. Heller著Hannah Arendt: A Life in Dark Times，2015年版）、今年五月剛剛去世的德性倫理學家麥金泰爾（émile Perreau-Saussine著Alasdair MacIntyre: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英譯本2022年出版），以及丹麥哲學家克爾凱郭爾（Clare Carlisle著Philosopher of the Heart，中譯本2024年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

上述幾本書各有特色。相比之下，大衛·埃德蒙茲的新書《帕菲特：一位將拯救道德作為使命的哲學家》（Parfit: A Philosopher and His Mission to Save Morality）與眾不同。《帕菲特》的寫作難度很高：作為一個出生在中國的當代分析哲學的巨擘，帕菲特并不是社會活動人士。他幾乎一生都在牛津大學萬靈學院從事研究工作，成名之后間歇來美國講學，主要是在哈佛、紐約和羅格斯。職業哲學界之外，他鮮有人知。但埃德蒙茲卻能夠將這本書寫的有滋有味（甚至幽默感十足）。感興趣的讀者還可以關注埃德蒙茲的另外兩本同題材作品：關于維也納學派往事的《進步知識分子的死與生》（The Murder of Professor Schlick），以及描寫維特根斯坦與波普爾爭執的《維特根斯坦的撥火棍》（Wittgenstein’s Poker）。

《帕菲特》并不是一部單純的傳記作品。它是一本思想傳記。因此，哪怕對非專業讀者，這本書也至少有兩個值得閱讀的理由。一方面，這本書極其生動地還原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紀初分析哲學世界的交際背景。以帕菲特為中心，埃德蒙茲刻畫了帕菲特早年與A. J. 艾耶爾、伯林、P. F. 斯特勞森等人，中年與羅爾斯、伯納德·威廉斯、G. A. 科亨、托馬斯·內格爾等人，晚年與托馬斯·斯坎倫、約翰·布魯姆、杰夫·麥克馬漢、張美露、拉里·特姆金等人的交往。這部分有很強的思想史價值。另一方面，除去前幾章對帕菲特早年人生的敘述（其中包括帕菲特父母在四川成都的故事），這本書可以當作一個容易上手的“帕菲特讀本”。埃德蒙茲穿插性地介紹了帕菲特幾乎所有的哲學工作（關于行動理由、合理性、人格同一性、人口倫理學、平等與優先性以及對道德客觀性的辯護）；許多時候，他深入論證的細節，并援引帕菲特自己的思想實驗。這部分有很強的學術價值。

我在下文中給出的是一個對帕菲特的工作與這本傳記的一個未必傳統的闡釋。我希望能從帕菲特的分析工具與技術之下，恢復出他所討論的議題背后的一種深刻的人文主義。我的闡釋也許頗具爭議。我從未聽說任何其他評論家稱帕菲特為“人文主義者”。事實上，這個稱號很少給予分析哲學家（一個例外是伯納德·威廉斯）。許多人將其歸咎為分析風格不可避免的遺憾。但也許埃德蒙茲的這本新書，以及我所探討的一些細節，會讓人眼前一亮。

我討論帕菲特思想中的三個環節：他人、正義與未來世代。選擇這幾個例子是出于三個理由。其一，它們是位于帕菲特的哲學工作最底層的骨架。其二，它們尤其能夠顯示出，帕菲特的分析方法背后暗藏的一些對人類境況的關懷。其三，它們在概念上都與中國知識界有一些微妙的聯結。這三個例子之間只有松散的聯系；只關心其中某一例的讀者可以根據下面簡單的概述、跳至相應的小節。

第一是帕菲特在《理由與人格》前三部分中對自我利益理論的駁斥（見《理由與人格》第三部分、《帕菲特》第八章）。這之中包括了一個非常有名的對功利主義（葛宋譯為“效用主義”）的批評的駁斥（即羅爾斯稱“功利主義者不尊重人格的分離性”）。羅爾斯的批評在中國影響力很大，帕菲特的反駁卻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第二是帕菲特的“平等還是優先性？”一文中辯護的觀點（見“平等還是優先性？”一文、《帕菲特》十六章）。分配正義是在分析哲學在中國受到最多關注的領域之一，平等理論是其中之大。帕菲特討論了一個關于平等理論的反例，并發展了一個新的理論。

第三是《理由與人格》第四部分關于未來世代的討論。未來世代指的是那些尚未出生的人——我們的子子孫孫——他們中有多少數量會降臨人世、其中誰會降臨人世，都取決于我們現在的選擇。這里有趣的問題很多，最有名的是“非同一性問題”“純粹加法悖論”與“令人厭惡的結論”。我在這里只討論一個問題：把一個孩子生在糟糕的環境中，是否是道德上有錯的；以及，我們是否有道德理由去生育一個孩子，僅僅因為這個孩子會過得幸福（見《理由與人格》第十八章、《帕菲特》第十二章）。我曾經多次見到中文世界的知識圈（尤其是自由派與女權主義者）討論這個問題，但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這是帕菲特的倫理傳統下的核心問題之一。

我們為何關注他人的福祉？

《理由與人格》的明線是討論行動的理由、合理性與時間、人格同一性與未來世代。它的一條暗線是駁斥關于“自我利益”的理論。埃德蒙茲有時將自我利益等同于“利己主義”。這并不完全準確。因為帕菲特探討的是合理性的利己主義（rational egoism），其背景是我們應如何適當回應行動的全部理由。這既不是心理學的利己主義（psychological egoism），也不是倫理學的利己主義（ethical egoism）。自我利益理論非常重要。在霍布斯、盧梭以及其他人的道德與政治理論中（比如大衛·葛蒂耶），自我利益是地基。《理由與人格》中有一系列對自我利益理論的反駁。這些反駁的目的是表明徹底的自我利益理論的不合理性（irrationality）。

帕菲特的出發點是我們行動背后的理由（reasons for action）。行動的理由有很多，首要的是我們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另一些準則似乎也給我們提供理由，哪怕有些行動會因此犧牲自己的利益（我們似乎有理由信守承諾、有理由減緩氣候變暖、有理由促進世界和平等等）。后面這些考量要求我們把他人的福祉直接地納入我們行動的考量（而非以間接地、“派生”的方式——比如，“減緩氣候變暖是合理性的，因為這有利于我的自我利益”）。

自我利益理論拒絕承認，后面這一類考量能夠為我們的行動提供理由。在《理由與人格》的第一卷，帕菲特指出自我利益理論是直接地、集體地自我挫敗的：如果我們每個人都遵從自我利益，我們每個人都會恰恰因此過得更糟（《帕菲特》，220-222頁）。這部分的論證主要是基于囚徒困境，我將不再過多解釋（同樣的探究方法他應用于常識道德理論與后果主義，這些理論的自我挫敗方式各有不同）。但我想重點討論一下《理由與人格》的第二卷中的一個非常有趣的論證。回憶一下，自我利益的理論認為，能夠為我們行動提供理由的是我們一生的總體福祉最大化。帕菲特指出，這個理論在結構上有一個重要的不穩定性：它要求我們在“自我利益”和“他人利益”之間，倒向自我；但它卻要求我們在“現時利益”和“未來利益”中，保持中立（自我利益理論認為，為了眼下的利益犧牲未來利益是不合理性的）。但“自我–他人”和“現時–未來”兩個維度，在形式上是完全對稱的。注意到這個對稱性，我們就能構建兩個結構穩定的理論：“道德理論”（如后果主義）要求我們在兩個維度同時保持中立，而“現時目標理論”則要求我們在兩邊同時倒向“自我”和“現時”。這樣一來，自我利益理論如果要想贏過道德理論，它就會輸給現時目標理論；而如果它想贏過現時目標理論，它就會輸給道德理論——帕菲特稱其為“腹背受敵”（a war on both fronts）。而無論現時目標理論還是道德理論都認為，為了他人的福祉犧牲自我利益都完全可能是合理性的。這是他第二卷的主要論證。

《理由與人格》第三卷給出了對自我利益理論的另一個反駁。這個反駁基于人格的同一性（即現在的我、過去的我與未來的我，為何是同一個“我”）。帕菲特辯護的是一種關于人格同一性的還原主義：通俗來說，帕菲特認為，沒有任何一個無法還原的、進一步的事實（further fact），能夠解釋“我”的持存。（這個觀點與佛教哲學驚人地近似。）人格同一性可以被徹底地還原為一些心理學上的連接性與連續性（psychological connectedness and continuity）——記憶、意向性、信念、目標、性格等等上的連續性。帕菲特將其統稱為“R關系”。根據還原主義，隨著時間的流逝，人格同一性并非“重要之事”（有時人格同一性的問題都沒有答案！），這些心理學上的“R關系”才是。帕菲特在這里的論證是他經過十余年打磨后，最為成熟、也是最廣為人知的部分——奉俊昊的最新電影《Mickey 17》，就是基于帕菲特的“遠程傳送機”例子（見《帕菲特》第八章）。

這里面的細節很多，我無法面面俱到。我想重點關注的是還原主義的推論。這些推論事關我們和他人之間的關系。帕菲特認為，如果人格同一性的還原主義為真，那么我們每個人和他人的“距離”都將變得更近。這是因為，現在的我和未來的我之間的“心理學的連接性”（R關系的一部分），完全可以發生在我和他人之間：我的記憶可以被訴說給他人、我的意向可以被他人所實現（屏幕前正在閱讀我寫作的文章）、其他人可以分享我的信念。換言之，我和我未來的自己之間的聯系，僅僅是一個更強版本的我和你之間的聯系。這些聯系之間只有程度之分，而沒有本質之別。而我們通常用來關心未來的自己的態度，自然而然地延展到我們對他人的關懷。這是對自我利益理論的另一個打擊（《帕菲特》，143頁）。也許，這里值得整段引用帕菲特自己的寫作：“當我相信我的存在是一個更進一步的事實（further fact）時，我似乎囚禁在自身之中。我的生命似乎就像一條玻璃隧道，每年我都在以更快的速度通過它，而隧道的盡頭則是一片黑暗。當我改變了這種看法時，玻璃隧道的墻壁消失了。現在，我生活在無遮蔽的地方。我的生活和其他人的生活仍然有差別，但這種差別變小了，而其他人離我更近了。我不再那么關心自己的余生，而是更關心他人的生活。”（《帕菲特》，144-145頁）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洞見。帕菲特認為，這個洞見會改變我們對許多傳統的人文議題的理解。我們似乎有更強的理由去坦然地面對衰老和死亡，因為——像電影《尋夢環游記》中講的一樣——死亡的本質并不是某個形而上學實體的終結，而只是少了一個人與我擁有心理上的連接性與連續性。這些關系完全可能會在其他人的心理中接續（這就是《尋夢環游記》的觀點！）。我們需要重新思考關于自律性、父愛主義（Paternalism，又譯“家長主義”）與生命倫理學，因為晚期阿爾茨海默癥患者很可能不再與其年輕時的自己具有心理學上的連續性（麥克馬漢在《殺戮的倫理學》一書中發展了帕菲特的觀點）。同樣的推論還見諸道德責任。更重要的是，還原主義的觀點說明，羅爾斯基于“人格間的分離性”的對功利主義反駁并沒有很強——羅爾斯預設了他自己關于人格的形而上學，而這些形而上學未必自身合理。（中國學界有許多馬克思主義者。諾曼·丹尼爾斯曾用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關于“人性可塑性”的觀點，對帕菲特和羅爾斯之間的辯論加以闡釋。）

我們為何優先照顧不利者？

帕菲特的另一個主題是分配理論。這一部分在中國學界經常被歸入政治哲學（所謂“分配正義”），但帕菲特本人將其稱為“分配倫理學”。帕菲特的觀點最初是在堪薩斯大學的林德利講座中給出。他辯護的是“優先性觀點”（Priority View），作為平等理論的一種替代方案。帕菲特在這方面的工作不僅在倫理學、政治哲學界影響甚廣，他還改變了關注規范理論的福利經濟學，以及“政治、哲學與經濟學”（PPE）的學科前景。

在我們討論優先性觀點之前，我想先對譯文做一個說明。帕菲特曾希望將他的優先性觀點整理出書，題為“On Giving Priority to the Worse-off”（“論優先照顧不利者”）。葛四友、宋學芳將帕菲特的題目譯為“論優先照顧窮人”。這是一個錯誤。這不只是因為，處境優劣或福祉高低的決定因素不完全是收入。這個錯誤背后是一個哲學的分歧：嚴格地區別“處境優劣”的問題（或“福祉”“善”的問題）與“收入”或“偏好”的問題，標志著道德哲學與福利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分野。其中原因有二：第一，對平等主義者來說，人群中不同的收入級別與社會總體善之間的關系無法用一個滿足分離性（separability）的函數來刻畫，但福祉級別或處境優劣與社會總體善之間的關系可以。這是收入和福祉的一個根本區別。第二，使用收入（或偏好）來刻畫帶有不確定性的帕累托原則時，邏輯上蘊含了“概率一致定理”（probability agreement theorem），而概率一致定理在討論收入或偏好時極其不合理。由于篇幅和專業性，我很抱歉沒有辦法進一步對此展開解釋。但感興趣的讀者應當參閱帕菲特的學生與同事約翰·布魯姆的《衡量善》（Weighing Goods）的引言與7.3節。

我現在討論帕菲特的優先性觀點本身。許多有進步傾向的道德理論認為，我們有特殊的理由格外照顧社會中的不利者。這也是許多人的道德直覺。但究竟為什么要格外照顧不利者？最常見的答案是平等主義：從道德的觀點看，我們不僅希望社會的總體福祉更高，我們還希望得利者與不利者之間的差別盡可能小。換言之，我們認為平等本身具有道德價值。這就是平等主義的觀點（帕菲特區分目的論的版本和義務論的版本，如下反駁基于目的論的版本）。

帕菲特在“平等還是優先性？”一文中，給出了一個對平等主義的反駁。葛宋將其翻譯為“拉低水平反駁”（Levelling-down Objection，《帕菲特》285頁）。這個反駁陳述起來極其簡單。假設我們的社會中存在兩個不平等的階級。要想實現完全平等的社會，我們有兩個選擇：我們可以將處境更差的階級“拉高水平”，也可以將處境更優渥的階級“拉低水平”，讓他們也過上處境更差的階級的生活。第一個選擇顯然更好：它既更平等、也更繁榮。但平等主義者似乎認為，因為“拉低水平”之后的社會也是一個完全平等的社會，第二個選擇同樣在道德上有可取之處。舉個極端的例子：如果一個社會中有一半視障人士和一個視力正常人士，難道我們有任何理由將視力正常的人士也“拉低水平”，讓他們也變成視障人士嗎？這似乎不可思議。

“拉低水平反駁”的說服力有多強？帕菲特的學生特姆金給出了這樣的回應。平等主義者可以融貫地說，拉低水平之后的世界在一個方面——即實現平等的方面——是更好的。但這并不意味著，拉低水平后的世界在綜合考量之下是更好的。平等固然有其價值，但我們并不僅僅在乎平等這一種價值。我們還在乎社會福祉總量。特姆金的策略是駁斥“拉低水平反駁”背后的前提：即一個分配原則如果沒有對任何一個人有利，那么它就不可能是更好的（拉低水平不對任何人有利，而只對某些人有害）。但是，一個更強版本的“拉低水平反駁”背后的直覺恰恰是，拉低水平之后的世界在沒有任何一個方面是更好的——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將視力正常的人士也變成視障人士。

帕菲特自己的解決方案是他的“優先性觀點”，有時也被稱為“優先主義”（prioritarianism）。究竟誰先發明了優先性觀點（或其近親）有所爭議。六十年代，經濟學家安東尼·阿特金森已經將某些版本的優先主義用形式語言闡述了出來。但是阿特金森將優先主義視作功利主義的一個擴展形式。在特姆金的《不平等》一書中，他將這種觀點稱之為“延展的人道主義”（extended humanitarianism）。《帕菲特》一書中（286頁）也有對這一部分思想史的簡短討論。

我首先解釋優先主義的觀點，再解釋它如何避開“拉低水平反駁”。優先主義認為，我們之所以有理由優先照顧不利者的利益，并非因為我們在乎平等的價值——這是一個謬誤。相反，優先照顧不利者是因為，從道德的觀點看，改善處境差的人的境況要來得更加重要——這與不利者是否與得利者之間保持平等沒有任何關系。打個比方：在一場登山之旅中，由于山頂空氣稀薄，所以山頂的背包客更加呼吸困難。他們對氧氣瓶的需要更加迫切。但這種迫切并非因為山頂的背包客比山腳的背包客的相對海拔更高，而是因為山頂的空氣本身就稀薄——事實上，無論山腳有沒有其他旅人，山頂永遠都會空氣稀薄，而山頂的背包客都會因此而更迫切地需要氧氣！優先主義就這樣把平等的價值請下了舞臺。

在形式上，優先主義則和經濟學中的邊際效益遞減概念近似。帕菲特的想法是，福祉的概念本身也具有邊際“道德重要性”遞減——福祉等級更低的人，他們的福祉的道德重要性更高（更“優先”）；反之，則道德重要性更低。在道德加總時，優先主義者給人們的福祉施加了一個從其福祉等級到其“道德重要性”的一個嚴格凸的轉化函數。這就像對一個饑餓的人來說，第一片披薩比第二片披薩的“飽腹重要性”更高是一樣的道理。

就這樣，帕菲特給我們優先照顧不利者的道德直覺找到了另一個根基。優先主義者并不支持“拉低水平”，因為在他們看來，平等本身沒有價值。讓某些人的處境變差（其他人處境保持不變），必然地會讓一個社會變得更糟；讓某些人的處境變好（其他人處境保持不變），必然地會讓一個社會變得更好。這是福利經濟學中的帕累托原則。在帕菲特以后，分配理論大致出現了功利主義、優先主義和平等主義“三分天下”的局面。

我們是否有道德義務去生育后代？

我接下來討論最后一個問題，關于我們對后代負有的道德義務（《理由與人格》第十八章、《帕菲特》231-234頁）。

《理由與人格》的最后一卷探討了一系列關于未來世代的倫理問題。這些討論開創了規范倫理學中的“人口倫理學”（population ethics）領域。《理由與人格》是這個領域的經典。如我之前所說，未來世代將會多少人存在、哪些人存在，這將取決于我們這一代人如何選擇。我們應如何選擇？“人口倫理學”是一個非常多元的領域，因為回答這個問題的進路可以有很多。一方面，我們可以把它當作一個價值論的問題：我們希望知道，從價值的視角看，哪些可能世界是更好的世界。“令人厭惡的結論”通常被陳述為一個價值論的問題。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采取一個應用倫理學的視角：我們想知道如何應對氣候變暖、如何利用地球資源、如何處理戰爭的威脅等等。

我只探討一個小尺度的問題。這個問題涉及一對伴侶對生育的選擇：我們有生育后代的道德義務嗎？

我將繼續采用之前的框架（關于“行動的理由”），盡管同樣的問題可以在許多框架下表述。許多人的道德直覺包括如下兩部分。第一，如果我們確信，我們的孩子出生之后會過上糟糕的人生（無法滿足溫飽、沒有權利的保障……），我們有很強的理由不去生這個孩子。如果生下它來，并讓它受苦，我們將犯下了一個巨大的道德錯誤。這是第一部分道德直覺。但是相反，如果我們確信，一個孩子生出來會過上一個值得過的生活（擁有快樂的童年、受到良好的教育……），這本身并不給我們一個道德理由去生育它。對這個幸福孩子來說，無論是否生育它，我們都不會犯下一個道德錯誤。這是第二部分道德直覺。

這兩部分直覺之間的張力需要調和。加拿大哲學家納維森將其簡單地稱為“不對稱”（The Asymmetry）,帕菲特沿用了這一名稱。葛宋將納維森所謂的“New Generations”翻譯成了“新生代”（《帕菲特》，177頁），我不太理解這是什么意思。對于“不對稱”來說，我自己并不是很確定這個直覺的可靠性。但稱中文世界的知識群體——尤其是對自由派與女權主義者——有某或多或少的反育主義（anti-natalism）傾向，應該不算夸大。許多自由派與女權主義者主動擁抱這個標簽。（這個觀點有一個天然的動物倫理學類比。我們常聽到人說，如果你不能確定你能給自己的寵物一個好的生命，就不要養寵物。但另一方面，哪怕我知道我會好好對待我的寵物，這也并不意味著我必須養寵物。）這部分傾向往往向前擴展到反婚主義（anti-marritalism）。但反婚與反育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反婚主義的辯護通常是依賴對婚姻制度的懷疑。而反育主義的辯護則間接依賴于納維森與帕菲特討論的“不對稱”：我們有太多經驗理由懷疑我們的孩子是否會過上好的人生（會不會受到歧視、不公待遇、被侵犯權利等等），而這些經驗理由給了我們道德理由不去生育。這就是一個版本的“不對稱”直覺，雖然自由派與女權主義者似乎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我的想法是，出于理智一致性，自由派與女權主義者應當弄清楚“不對稱”直覺背后的邏輯到底是什么。我將梳理一下帕菲特對此的解讀——簡言之，雖然“不對稱”直覺聽起來合理，但要對其給出一個可靠的辯護，卻極其困難。

回憶一下，“不對稱”的第二部分認為，僅僅因為我們的孩子會過上幸福人生，這本身并不給我們提供生育的理由。為什么？我們可能回答：因為對孩子來說，他們“出生在人世”本身并談不上是一件好事或壞事——如果我們沒有生育這個孩子，它將永不會出現在這個世界里，自然也無所謂“更好”或“更壞”。（布魯姆持有這個觀點，但他是一個功利主義者——功利主義從一開始就直接否定“不對稱”直覺。功利主義者認為我們有理由生育幸福孩子，因為這能最大化善。）這順利解釋了“不對稱”的第二部分。但這個解釋犧牲掉了“不對稱”的第一部分：如果“出生在人世”既不是好事、也不是壞事，那我們生下一個不幸福的小孩，也不會是一個道德錯誤。生育在道德上無對錯之分，無論孩子是否過得幸福。

所以，我們也許應當拒斥“出生在人世本身無所謂好壞”的觀點。的確，對許多人來說，“出生在人世”聽起來似乎的確是一件好事。內格爾在他經典的《死亡》一文中曾說，“我們中的大多數人，能夠出生在這個世界里，都是幸運的”。而如果我們的人生充滿了痛苦，我們也可以合理地想，“我希望自己從未出生”。這解釋了“不對稱”直覺的第二部分（即“我們有理由不去生育一個不幸福的孩子”）。但這犧牲掉了直覺的第一部分：如果對我們的孩子來說，過上幸福人生是一件好事，為什么我們沒有理由去把它帶來人世呢？

帕菲特探討了一些其他的進路。這些進路試圖同時把握“不對稱”直覺的兩個部分。帕菲特本人最欣賞的進路是一個版本的“道德的真實主義”（moral actualism）：根據我們的選擇，只有那些真實存在的人的福祉才給我們提供理由（見《理由與人格》525頁）。真實主義能夠同時解釋“不對稱”的兩部分直覺。對于直覺的第一部分，如果我們選擇生育一個不幸福的孩子，這個孩子生下來之后就會是真實存在的，它的痛苦人生就能夠給我們提供（負面的）行動理由。這解釋了為何我們生下它來是一個道德錯誤。對于直覺的第二部分，如果我們沒有生育一個幸福小孩，那么這個小孩將永遠不會真實存在。因此，它有可能過上的幸福人生其實無法給我們提供（正面的）行動理由，而反育主義就不會是一個道德錯誤。也許這是自由派和女權主義者背后的論證。

但帕菲特認為，真實主義的合理性僅僅止步于此——它的問題不出在“不對稱”上，而是出在其他地方。《理由與人格》的第四部分論證道，真實主義既不能幫助我們解決“令人厭惡的結論”，也違反了“非同一性問題”中我們想要的直覺。帕菲特最終拒斥了真實主義。“人口倫理學”中的許多討論都具有這樣的結構：我們希望解釋關于未來世代的某一些直覺，并因此提出一些原則和理論。但在成功解釋了某些直覺的過程中，我們卻犧牲掉了其他的直覺。帕菲特沒能找出能順利解釋我們所有直覺的道德理論，所以他不知道我們究竟應該如何對待未來世代。但他認為存在一個最終正確的理論——他將其稱為“理論X”。

理論X

《理由與人格》已經出版四十年，哲學界依然沒能攻破“理論X”。某種意義上，帕菲特是分析哲學中獨樹一幟的存在。根據他本人辯護的人格同一性理論，在我們思考“理論X”的過程中，我們與帕菲特建立起了某種程度上的心理學的連接性——我們在試圖解決他當年提出的問題——這讓我們和帕菲特之間的距離變得更近。這讓帕菲特的死亡變成一種“可以承受之輕”。

帕菲特身后的一個重要遺產是他對現在被稱為“有效利他主義”（Effective Altruism）運動的貢獻。埃德蒙茲在《帕菲特》中將彼得·辛格稱為這個運動的“哲學之父”，而帕菲特為這個運動的“哲學之祖父”。“有效利他主義”尋求用嚴謹的哲學技術與經驗研究的證據、在一個資源匱乏的世界里最大程度地行善。帕菲特在倫理學方法論上為這個運動奠定了功利主義的底色、非人格化的視角與人口倫理學的基本問題與框架。僅僅出于這一點，帕菲特就堪稱在實踐倫理學上影響最大的規范倫理學家之一。我的題目是一個對特姆金的新書《在匱乏世界里為善》（Being Good in a World of Need）的歪讀；我將帕菲特解讀為“一個匱乏世界里的人文主義者”（Being a Humanist in a World of Need）。我希望我在本文中提到的一些內容讓這個解讀更加合理。

除本文涉及的內容之外，《帕菲特》還介紹了帕菲特后半生的集大成之作《論重要之事》。這三卷書的之一主題是道德的客觀性。帕菲特認為，不同的道德理論（康德主義、契約論和后果主義）之間浮于表面的分歧，最終能夠被調和（他稱之為“三重理論”）。《論重要之事》的另一個主題（依然是）行動的理由，不過這次他的側重點是理由的客觀本質。我很遺憾沒有能夠系統地評論和介紹帕菲特的這部分思想。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參閱牛津大學出版社與《論重要之事》第三卷同時出版的、由彼得·辛格主編的評論文集《有任何真正重要之事嗎？》（Does Anything Really Matter?），以及2022年之后陸續出版的紀念帕菲特的三卷本論文集，前兩本為《原則與人格》（Principles and Persons）和《倫理與存在》（Ethics and Existence），第三本為友人回憶錄。我希望這幾本書也能有中譯本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