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從收益角度來看，1979年爆發的對越反擊戰對于我國而言可謂“賺了個盆滿缽滿”。

其一，中國通過這場戰爭基本達到懲戒越南并減輕柬埔寨抵抗力量壓力的目的。

其二，這場戰爭暴露了蘇聯對華包圍圈的“外強中干”。

其三，以鄧公為核心的我黨新一屆領導集體因此強化了對軍隊的領導，為后續的軍隊整頓、軍力提升創造基礎和條件。

其四，中國作為亞太地區強國以及負責任大國的形象在周邊國家眼中得到鞏固。

其五，這場戰爭證明中國成功地進行了一次有限戰爭的實踐。

以上每一項都可圈可點，卻不能成為我們可以因此忽視戰爭損失的理由，相反，經過歲月沉淀，時隔近50年后的今天，才到了說出真相的時候。

在6000多名犧牲的中國士兵中，不乏名將后代，他們是在怎樣的機緣下踏上中越戰場，又因何陣亡，恰恰能深刻折射出我國在這場戰爭中承受的超乎想象的損失。

請記住這些犧牲在越南戰場上的名將后代：

54軍160師師長張志信之子——張力，副班長。

廣州軍區司令部副參謀長羅榮之子——羅粵寧，副連長。

41軍副參謀長、122師師長曲奎之子——曲寧江，戰士。

50軍149師446團團長曹從連之子——曹輝，副班長。

50軍150師副參謀長耿進福長子——耿軍，班長。

50軍150師副參謀長耿進福次子——耿曉康，副班長。

41軍121師政委周開源之子——周偉，戰士。

廣州軍區副司令江燮元之子——江魯平，指導員。

云南保山軍分區副司令劉斌長子——劉光，戰士。

云南保山軍分區副司令劉斌次子——劉明，戰士。

其實，當年為國捐軀的“將二代”還有很多，他們都受過良好的家風熏陶，也都在中越戰場上起到了身先士卒的表率作用，這些未來將星的隕落，注定我軍因此承受的損失無法估量。

筆者如此說并非無故煽情，對越反擊戰爆發背景的驚險與復雜程度超乎想象，中美關系不咸不淡、臺灣問題懸而未決、蘇聯在旁虎視眈眈。

1979年，成立已有30年的新中國剛剛走出十年動蕩陰霾，國力、軍力尚不盡人意，殫精竭慮之下，鄧公延續了毛主席生前的一項軍事戰略決策——調重兵北上駐防，以此震懾與遏制蘇聯的擴張野心。

決定發動對越反擊戰后，北上駐防的部隊不能調離，南方兵力部署相對空虛，11萬新兵成了戰備升級的主力，可一腔熱血還需要足夠的作戰能力做支撐，那些名將后代起到的引領與榜樣作用，真的不是三言兩語能夠說盡的。

最感人的戰斗事跡就要數劉光與劉明，兩人是親兄弟，還有他們身后的整個劉家。

踏上越南戰場時，劉光不過是一名入伍不到2個月的新兵，在一次排雷行動中遇難犧牲，此時的劉明也來到了越南戰場，憑借英勇作戰進入尖刀班且兩次榮立二等功，卻在之后的一次作戰中英勇犧牲。

事實上，劉明本可以接受組織安排回到大后方，也是為了給劉家留下血脈，可他斷然拒絕了，對此，戰功赫赫的劉斌表示支持，他本人早在戰備階段就對全家人做了動員。

劉明犧牲后，劉斌的妻子、女兒、女婿也都踏上了越南戰場，女婿還因此不幸重傷，劉家人付出的巨大血淚代價，在和平年代是極為罕見的。

除了劉家，耿軍與耿曉康這對兄弟的事跡也十分感人，尤其是犧牲時剛滿18歲的耿曉康，原本能夠留在父母身邊安穩生活，可他最大的夢想就是穿上父輩的軍裝。

奔赴戰場前，父親耿進福鼓勵兩位兒子英勇殺敵，耿曉康留給雙親最后的話是希望他們能在自己犧牲后堅強生活，戰死沙場對他而言，不是悲涼的結局，而是死得其所。

此外，身為《高山下的花環》原型的張志信、張力父子，本不必沖上第一線的張力也得到了父親的堅決支持。

“我的兒子就該這樣，一定要好好干，不能給我張志信丟臉！”

2月27日，跟隨偵察連穿插267高地時，張力不幸中彈犧牲，噩耗傳來，張志信將悲痛埋進心里，只是淡淡地說了一句。

“有戰爭就會有傷亡，我兒子為國獻身，死得值！”

相對于普通人而言，這些將領更加懂得戰場上生命的脆弱與珍貴，他們大可以將自己的孩子留在大后方，卻用堅強與信念激勵后人敢于承擔保家衛國的責任與義務。

所謂“將門虎子”、“強將手下無弱兵”，這些將門后代注定是中國新一代軍人的榜樣，如若沒有犧牲于戰場，每個人的戎馬生涯都不可限量。

所以說，對越反擊戰的勝利是靠什么換來的？答案不言自明。

包括犧牲的名將后代在內的六千多名戰士，他們用自己的犧牲激發了身后更多士兵們敢于戰斗與成長的勇氣，這才是我軍在對越反擊戰中超乎想象的損失，每一位陣亡的勇士都是難能可貴的，也都是不可替代的。

好在，他們的犧牲終究沒有被辜負，如開篇所言，新中國經此一戰成功騰挪了乾坤，英雄得以含笑九泉。

參考文獻：

《中越邊境戰爭_原因探析與中方收益評估_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