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聞初至蜀地，劉備的反應堪稱教科書般的政治表演。他第一時間召集群臣，于朝堂之上痛哭流涕，以“天子蒙難，宗廟傾頹”為辭，將個人悲慟與漢室命運的哀婉交織，營造出一種天命斷絕的悲壯氛圍。他并非僅以帝王之尊哀悼舊主，更以“叔父”身份自居，強調漢獻帝與自己同屬漢室血脈，將個人情感與政治立場深度融合。此舉巧妙地將傳聞中的“曹丕弒君”轉化為“曹魏滅漢”，將道德批判的矛頭直指曹魏政權合法性根基。軍事層面，劉備的“大做文章”更是虛實相濟。他命諸葛亮草擬北伐檄文，以“清君側，復漢室”為名，正式拉開第三次北伐序幕。此次北伐，蜀漢軍旗皆綴黑紗，將士佩戴孝徽，將戰場化為“為天子復仇”的道德劇場。戰場上，劉備親率主力攻取隴右，以“仁義之師”姿態招撫曹魏降將，宣稱“凡棄暗投明者，既往不咎，共襄義舉”。這種軍事行動與道德宣傳的結合，使蜀軍在初期取得顯著成效——曹魏邊境守軍士氣動搖，多座城池不戰而降。當戰役深入魏境后，蜀軍補給不足的弱點暴露，加之曹魏主力反撲，北伐最終陷入膠著。但劉備早已達成戰略目的：他以“復仇之戰”凝聚了蜀漢民心，又以戰場上的短暫勝利證明“漢室未亡”，為蜀漢政權續寫了存續的合法性。歷史真相往往隱于輿論迷霧之下。后世考據史料發現，漢獻帝實則壽終正寢于山陽公府，曹丕對其亦禮遇有加。所謂“被曹丕害死”的傳聞，極可能是蜀漢情報機構刻意散播的謠言。劉備對此心知肚明，卻選擇將謠言轉化為政治武器，這一抉擇折射出其作為亂世君主的現實考量：在權力博弈中，“真相”往往需為“大義”讓步。他并非不知傳聞虛實，卻以“寧信其有”的姿態，將道德與政治的杠桿運用至極致。

傳聞說漢獻帝被曹丕害死后，劉備對此如何大做文章？

建安二十五年，傳聞自許昌悄然擴散——漢獻帝劉協在禪位于曹丕后，竟遭其毒手。此消息如驚雷般震動天下，尤其在蜀漢境內，更掀起軒然大波。劉備，這位自詡“漢室宗親”的蜀漢君主，面對此等天賜良機，豈能坐視不理？他借此事大做文章，以仁義為旗，以悲憤為劍，在政治、輿論、外交、軍事各層面掀起波瀾，將一場傳聞化為重塑蜀漢合法性、凝聚民心、對抗曹魏的利器。這場精心策劃的輿論與政治攻勢，不僅展現了劉備作為政治家的深謀遠慮，更折射出亂世中“正統”與“權謀”交織的復雜圖景。

緊隨其后，劉備以迅雷之勢頒布討賊檄文，以“天命未絕，漢祚猶存”為核心，將蜀漢定位為延續漢室正統的唯一載體。檄文中，他歷數曹氏三代“欺君罔上”之罪，從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到曹丕“篡位弒君”，層層遞進，構建起完整的道德指控鏈條。尤為精妙的是，劉備刻意回避漢獻帝禪位的事實，轉而強調“禪位非天子本心，乃曹氏脅迫所致”，以此將曹魏的政權更迭定義為“非法篡奪”。這種敘事策略，既回避了蜀漢“自立為帝”的尷尬，又成功將曹魏置于“亂臣賊子”的道德審判席。

輿論動員層面，劉備更展現出超凡的掌控力。他命司隸校尉嚴查境內流言，表面為“辟謠”，實則暗中引導輿論風向。蜀地街頭巷尾，百姓茶余飯后皆言“曹賊狠毒，天子慘死”；廟堂之上，群臣上書請命“伐魏雪恥”者絡繹不絕。劉備更親自下詔，令各地官學增設“漢室忠義課”，以漢獻帝生平為教材，宣揚其“忍辱負重以存漢祚”的悲情形象。這種官方主導的輿論塑造，使“漢獻帝之死”從模糊傳聞變為全民共情的道德事件，蜀漢民眾對曹魏的仇恨與對蜀漢的認同，在此過程中悄然加深。

在政治操作層面，劉備以“為天子復仇”為名，完成了一系列權力整合。他借機提拔忠義之士，如擢升素有“直諫”之名的馬謖為諫議大夫，將“討賊”呼聲最盛的將領趙云調任北伐先鋒，既安撫了主戰派，又強化了自身權威。對內，他以“舉國哀悼”為由暫停朝政三日，實則暗中整頓官僚體系，剔除與曹魏有舊交或持觀望態度的官員。對外，他向孫權送去密信，以“共討不義”為辭，重啟吳蜀聯盟，成功化解了此前因荊州之爭積累的嫌隙。這一系列舉措，使蜀漢政權在“復仇”旗幟下實現了內部團結與外部結盟的雙重突破。

從更深層次審視，劉備對漢獻帝之死的“大做文章”，本質是一場精心設計的政治合法性重構。自其稱帝之日起，“漢中王”的稱號始終面臨“自立為王”的質疑，尤其是與漢獻帝禪位于曹魏的事實形成尷尬對照。而傳聞中的“天子遇害”，恰為其提供了將蜀漢定位為“漢室正統延續者”的絕佳契機。通過將曹魏妖魔化為“弒君篡位”的暴政，劉備巧妙轉移了輿論對自身“稱帝合法性”的審視，轉而將道德評判焦點置于曹魏。這種敘事轉換，使蜀漢政權從“自立”的尷尬境地，躍升為“拯救漢室”的正義化身。

這場政治輿論戰中，劉備展現出的“仁義”形象并非虛飾，而是經過精心包裝的政治策略。他深知，在亂世爭霸中，“正統”符號的號召力遠超軍事征服。因此，他始終以“悲天憫人”的姿態示人：朝堂痛哭、舉國哀悼、將士戴孝，每一舉動皆經過精密計算，旨在塑造蜀漢“仁義之師”的形象。這種形象塑造，不僅消解了蜀地百姓對其“自立為帝”的疑慮，更吸引了中原士族對蜀漢的向心力——畢竟在“忠君”觀念根深蒂固的漢末，為天子復仇的旗幟具有無可替代的道德感召力。

縱觀劉備對漢獻帝之死的反應，其精髓在于將單一事件轉化為多維政治攻勢。從輿論動員到權力整合，從軍事行動到道德塑造，每一環節皆緊密咬合，形成推動蜀漢發展的強大引擎。這場“大做文章”的深遠影響，不僅在于短期內凝聚了蜀漢國力、重塑了政權合法性，更在于為后世樹立了“以道德為旗，行權力之實”的政治典范。當歷史塵埃落定，我們仍能看見那位白袍君主在亂世棋局中，如何以悲慟為墨，書寫出一篇扭轉乾坤的政治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