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燦

一、水脈山魂：諸暨的地理人文底色

諸暨，古越故地，會稽山脈與浦陽江在此交織，山如脊梁，水似血脈。此地自古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說，地理的峻峭與豐沛孕育了剛柔并濟的文化性格。越王勾踐臥薪嘗膽的堅韌，西施浣紗的柔美傳說，皆暗合陽明學中“事上磨練”與“心外無物”的辯證——山是心的棱角，水是性的透徹。

若細察諸暨的村落名諱，如“楓橋”“牌頭”，多帶金石之氣，而江畔的漁歌欸乃又添幾分禪意。這種剛烈與隱逸的并存，恰似王陽明在龍場悟道時的困頓與頓悟：諸暨的山川，或許早已為心學的落地埋下伏筆的歷史文化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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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諸暨與王陽明的關聯

1.弟子與再傳弟子的傳播

王陽明生前已有諸暨籍弟子追隨，如駱驥、翁溥等。其弟子錢德洪多次到諸暨講學，并擔任紫山書院主教，通過書院教育培養了一批陽明心學的忠實信徒。

地方文化互動

諸暨作為紹興地區的一部分，與王陽明長期活動的紹興（如伯府第、稽山書院）地理相近。王陽明在紹興的講學活動可能間接影響了諸暨的文化氛圍。

2.王陽明思想在諸暨的傳承

書院與講學

錢德洪在諸暨紫山書院的講學，將陽明心學系統化地傳播至當地，形成“點式傳播”模式，成為諸暨地方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再傳弟子的貢獻

諸暨的再傳弟子如酈琥、駱問禮等，進一步深化了陽明心學的本土化實踐，甚至出現“信仰與批判并存”的文化現象，豐富了地方思想生態。

歷史遺跡與紀念

諸暨現存的陽明文化相關遺跡較少，但近年來通過社科講座、學術研究等活動（如2024年諸暨市社科聯主辦的“陽明心學與諸暨”講座），持續挖掘和傳承陽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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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陽明與諸暨人物的交集

與年伯駱瓏的深厚情誼

王陽明曾為諸暨籍官員駱瓏（成化辛丑進士）作《送駱蘊良潮州太守序》，高度評價其政績，并預言其治潮州能“富庶無窮”。駱瓏（諸暨楓橋人）是王陽明父親王華的同年進士，兩人家族交好。王陽明曾為駱瓏赴任潮州知府作《送駱蘊良潮州太守序》，贊其政績并寄予厚望。駱瓏去世后，王陽明深感痛惜，體現了諸暨士紳與陽明家族的緊密聯系。

門生駱驥的成就

駱驥是王陽明的門生，以文章才學著稱，被比作董仲舒，其學術活動進一步推動了陽明心學在諸暨的傳播。

楓橋大廟中的“陽明講堂”，曾是鄉民辯理之地。老農談“知行合一”，不引經據典，而道“插秧時手知深淺”；樵夫論“萬物一體”，笑指山間草木“同享雨露”。這種樸素的詮釋，正是陽明學“愚夫愚婦皆可成圣”的鮮活注腳。

三、心學的制度性傳承

歷史上，諸暨多聚族而居，宗祠文化深厚。陳、王、樓諸姓族譜中，常見“以良知治家”的訓誡。如《楓橋王氏家規》載：“日用常行處，即是圣賢功夫”，將心學從書齋引向灶臺。而“毓秀書院”“紫陽精舍”等學塾，更以《傳習錄》為蒙學教材，童子誦“心外無理”之聲，與溪聲松濤相和。

值得關注意的是，諸暨的“鄉約”制度（如《義門鄭氏規范》）與陽明《南贛鄉約》高度契合。二者皆強調“自治”與“德感”，將抽象的心性之學，轉化為調解田界糾紛、賑濟孤寡的實踐。這種“以俗養雅”的智慧，使心學在民間生生不息。

四、兵燹與重建：亂世中的心學韌性

明清易代之際，諸暨遭兵禍尤烈。清軍破城時，學者陳洪綬（老蓮）棄筆從戎，后歸隱畫《歸去來圖》，題“此心光明，亦復何言”——儼然陽明臨終語的翻版。而鄉民避禍山中，仍攜《陽明文集》以護“心火”，在巖洞中以“致良知”互勉。

王陽明心學在此時期被諸暨軍民創造性轉化為實戰策略，形成獨特的“心學軍事化”實踐。其應用可概括為以下幾個維度：

（一）諸暨人以“心戰”破“倭寇之詐”

在歷史的長河中，明朝時期的倭寇侵擾給東南沿海地區帶來了沉重的災難。諸暨人以智慧和謀略，運用“心戰”之法，成功破解了“倭寇之詐”，書寫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傳奇。

明朝時期，倭寇在東南沿海肆虐，燒殺搶掠，無惡不作。他們行蹤詭秘，戰術狡詐，給明朝軍隊的抗擊帶來了極大的困難。而諸暨作為沿海地區的重要城市，也深受其害。然而，諸暨人并沒有被倭寇的囂張氣焰所嚇倒，他們積極思考應對之策，最終發現了“心戰”這一克敵制勝的法寶。

倭寇戰術以詭詐多變著稱，而諸暨人提出“破賊先破心”的策略：

心理威懾：在楓橋、牌頭等關隘樹“良知旗”，上書“爾心本明，何從賊寇？”以攻心瓦解倭寇士氣。

所謂“心戰”，就是從心理上瓦解敵人的斗志，使其喪失戰斗的信心和勇氣。諸暨人深知倭寇雖然兇狠殘暴，但他們遠離家鄉，在異國他鄉作戰，內心必然充滿了恐懼和不安。于是，諸暨人采取了一系列心理戰術，使得倭寇人心惶惶，士氣低落，對倭寇進行了有效的打擊。

諸暨人還采取了分化瓦解的策略，對倭寇內部進行了滲透和策反。他們通過各種渠道，與一些倭寇頭目進行接觸，向他們宣傳明朝的政策和文化，勸他們棄暗投明。一些倭寇頭目在諸暨人的勸說下，逐漸動搖了自己的信念，開始與明朝軍隊合作。

諸暨人還利用祭祀和儀式的方式，向倭寇展示了自己的文化和信仰。他們在戰場上舉行盛大的祭祀儀式，祈求神靈的保佑和庇護。這些儀式讓倭寇感受到了諸暨人的堅定信念和強大精神力量，從而對他們產生了敬畏之心。

在諸暨人的“心戰”策略下，倭寇的斗志被徹底瓦解。他們開始互相猜疑，內部矛盾激化，戰斗力大大下降。而明朝軍隊則趁機發動攻擊，一舉擊敗了倭寇，取得了抗倭戰爭的勝利。

諸暨人以“心戰”破“倭寇之詐”的故事，告訴我們在面對強大的敵人時，不僅要有勇氣和力量，更要有智慧和謀略。只有從心理上瓦解敵人的斗志，才能真正取得戰爭的勝利。同時，這也體現了諸暨人團結一心、堅韌不拔的精神品質，他們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氣，為保衛家鄉、保衛國家做出了重要貢獻。

情報滲透：利用鄉約組織構建“心學情報網”，以“致良知”感化沿海漁民、商販成為眼線，精準預判倭寇動向。

案例：1555年，倭寇偷襲諸暨應店街，因當地樵夫以“知行合一”主動報信，明軍得以設伏全殲敵軍。

近代抗戰時，諸暨人蔣鼎文率兵御敵，軍中傳抄“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為誓詞。心學在此不再是玄談，而是絕境中的精神鎧甲。這種“以心抗暴”的傳統，印證了諸暨文化中“硬氣”與“明心”的共生。

（二）“鄉兵自治”：心學化的民兵體系

諸暨宗族依《南贛鄉約》模式，組建“良知鄉兵”：

組織原則：以“萬物一體”為紐帶，打破姓氏界限，按“保甲—族老—心學塾師”三級聯動，實現快速動員。

訓練方法：將“事上磨練”轉化為實戰操演，如夜間格斗時高誦“心外無賊”，強化心理素質。

記載：《萬歷諸暨縣志》稱“鄉民持鋤為兵，然隊列嚴整，蓋平日以‘克己’訓之”。

（三）“知行合一”的戰術創新

“以靜制動”的防守哲學：

諸暨城墻改建時，采納“心即理”思想，放棄傳統高墻深壕，轉設“疑城”（如空屋堆柴草），誘敵入甕后火攻，契合陽明“心之發動處即是行”。

“格物致知”的武器改良：

鐵匠以“良知即天理”為準則，改良狼筅（長矛），加裝倒鉤專克倭刀，被譽為“良心筅”。

（四）心學遺產對后世的影響

“楓橋經驗”的軍事雛形：當代“矛盾不上交”理念，可追溯至抗倭時“以理服人”的調解傳統。

商幫精神底色：諸暨商人在明清海禁后轉型走私（后合法化為“珍珠貿易”），仍以“戰時的良知信用”維系貿易網絡。

總而言之，心學的暴力辯證法。諸暨的抗倭史，實為一場“致良知”的極端壓力測試——當刀鋒逼近咽喉時，“心即理”不再僅是書齋玄談，而成為保家衛國的生存智慧。這種“以心學馭暴力”的實踐，或許正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文武之道”的絕佳注腳。

五、啟示：心學與諸暨精神的重構

今日諸暨，以“楓橋經驗”聞名于世。基層治理中“小事不出村”的原則，依稀可見“知行合一”的影子。而“珍珠之鄉”的商人談契約精神，亦常以“良知即天理”為信條。

更深刻的是，諸暨的“耕讀傳家”已演變為“工讀并重”。年輕的程序員在車間調試智能機床時，會調侃“格物致知”即“debug需誠意正心”。這種將古典心學與現代性嫁接的嘗試，或許正是陽明學“歷久彌新”的文化密碼。

結語

綜上所述，諸暨與陽明學的關系，絕非簡單的“影響”與“被影響”，而是一場跨越五百年的雙向奔赴。地理的險峻賦予心學實踐的土壤，心學的哲思又重塑了這片土地的精神地貌。當游客在五泄瀑布前駐足，或于斯宅古民居中觸摸明代磚雕時，或許會恍然：那飛濺的水珠與斑駁的紋樣，皆是未說完的心學偈語，皆是傳承中國文明文化之宏揚。

（作者：王國燦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法學會會員、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