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君子出獄時合影（資料圖片）

“七君子事件”的幕后真相

作 者：方詩琪

1935年底，因反對日本加緊蠶食華北，北平爆發了“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上海各界群眾隨即成立救國會，聲援北平學生愛國運動，再次掀起抗日救亡的浪潮。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的成立，沖破了“一·二八”以來南京國民政府不準成立抗日團體的禁令，使得依然把“剿共”和討伐異己放在首位的國民黨當局非常惱火，竭力壓制國內的抗日救國力量，對愛國志士進行肆無忌憚的迫害。先是編造謠言，后來索性大打出手，逮捕了復旦大學救國會的領導成員，并攔截、毆打、拘捕了救國會發起的紀念“九一八”5周年集會游行的群眾。然而這一切都未能讓救國會退縮。于是，國民黨上海當局伙同法租界巡捕房、公共租界巡捕房，在1936年11月22日深夜，悍然拘捕救國會常務理事沈鈞儒、章乃器、李公樸、鄒韜奮、沙千里、王造時和史良等七人，罪名是所謂“危害民國”。史稱“七君子”事件。

“七君子”事件發生后，海內外人士大為震驚和憤慨，中國共產黨通電全國，宋慶齡發表營救“七君子”的聲明，且親自跑到蘇州與國民黨當局說理。許多國際著名人士也紛紛發出電報，要求立即釋放“七君子”，7位愛國志士則在法庭上慷慨陳詞，宣傳抗日愛國，痛斥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終于迫使江蘇高等法院于1937年7月31日，將“七君子”交保釋放。

在整個“七君子”事件過程中，拋頭露面充當打手的是租界和國民黨當局，但明眼人心里都明白，“七君子”事件既然涉及抗日救亡，那么和日本人就不可能沒有一點關系。

“七君子”被捕后的第3天，宋慶齡便敏銳地指出：“這種違法逮捕和捏造的罪名，都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主使的。”但是，日本人在暗地里究竟搞了一些什么花樣？半個世紀后，鄒韜奮夫人沈粹縝用日本友人提供的歷史資料，揭開了謎底。

這位日本友人是宋慶齡的朋友。當她與沈粹縝會面后，特地送給沈粹縝一份1936年日本軍令部（當年日本海軍最高統帥機關，現已撤銷）匯編的機密文件（日本已經公開發行），總題目為“上海、青島紡織公司罷工事件”，共41頁。文件基本內容是轉發日本外務省情報部“國際形勢匯報”，前24頁為日本外務省從中國收集的情報，內容是那時上海、青島等地日商紗廠發生的中國紡織工人舉行反日大罷工，以及鎮壓包括“七君子”在內的抗日救亡運動的情況。這份在當時還是十分機密的材料，相當詳盡地反映了日本政府在“七君子”事件的幕后進行的種種勾當。從中可以看到日本當局是如何向國民黨當局施加壓力的；又是如何把莫須有的罪名強加在“七君子”頭上的；再是如何急不可耐地勾結國民黨當局進行迫害的。譬如當上海日商的紡織工人于1936年11月為要求提高工資實行罷工時，救國會堅決支持，日方就認為該罷工是由各界救國會煽動起來的，所以在罷工一開始便進行密切關注。救國會在哪里開會？開會的時候工人代表講了什么？以及沈鈞儒、章乃器、王造時等人發表的演講，全部在日方的監視之中。甚至詳細到一次會議上當場捐了200美元給工人，都記錄在案。

另外關于7位愛國志士的身份和經歷，在報告里也有很完整的記錄。更陰險的是早在“七君子”被捕前4天，日方就對國民黨上海市政府施加了壓力。即11月18日上午，豐田紡織公司船津總務到市政府找市長和秘書長，提出要“取締隱藏在罷工背后的赤色分子”。同日下午，日本駐滬總領事若杉命令領事寺崎再找市秘書長俞鴻鈞，直截了當提出要“抓共產黨”“逮捕抗日救國會幕后人物章乃器、沈鈞儒、李公樸以及其余5人”，鎮壓“大學的危險分子”。

另外，從日本駐滬總領事館發給外務大臣的密電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方唆使國民黨當局迫害7位愛國志士是不擇手段的。國民黨當局壓制抗日愛國力量，與日本帝國主義沆瀣一氣。但不得不顧忌民眾的抗日情緒高漲和“七君子”的社會聲望，還不能為所欲為。因此,俞鴻鈞對日方表示：沈鈞儒等人早已在監視中，不過要有確鑿證據才能抓人。而日本領事寺崎卻講“要等確鑿證據那將是遙遙無期”，必須立即動手，且以正在待命的日本陸戰隊相威脅，說“要是今后再惹起同樣事態，將發生不測的情況”。

“七君子”被捕當天上午，俞鴻鈞秘密通知日本駐滬總領事館，說明這是“不顧法律常規加以逮捕”的，“希望切勿登報”。日方對此表示默許，同時卻仍然向市政府提出要賠償因為工人罷工沖突造成的損失，并要“中國當局道歉”。

而后17頁是“七君子”被捕前后，日本陸海軍參謀本部與日本駐華外交機構來往的32封密電，范圍遍及我國各個主要港口和地區，如天津、福州、青島、漢口、南京、廣東、北平以及關東軍等。有一些電報中，還露骨地聲稱要準備好陸戰隊，隨時行動。

很明顯，這些材料反映了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夕籠罩在中國上空的緊張氣氛，這已經不是一般性的公文來往，而是日本帝國主義當年一系列侵華陰謀活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日本友人提供的部分歷史資料，揭示了“七君子”事件的真相，有助于后人完整地了解“七君子”事件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