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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場時越六十余年，真正具有國際性質(zhì)的大討論。中國、日本、澳大利亞和美國，都有學者參加討論。楚帛書作為一批老材料，更能體現(xiàn)學者的創(chuàng)業(yè)維艱和百折不回。無論發(fā)明，還是失誤，都可作參考。前者予人啟發(fā)，后者留下警示，各有各的用處。從上至下依次為：蔡季襄（1898—1979）、巴納（NoelBarnard，1922—2016）、梅原末治（1893—1983）、陳夢家（1911—1966）、商承祚（1902—1991）、饒宗頤、李學勤。

現(xiàn)在這本書，是我第七次讀子彈庫帛書。這次出版，我想把子彈庫帛書的各種“版本”搜集到一起，同時，書中還應包括子彈庫楚墓的所有出土物。我想把它們整合在一起，做成一份搶救性的復原報告。 我希望，這份報告能璧合中美雙方的材料，讓這批稀有的帛書，最終成為所有中外學者共同擁有的文化財富。

簡帛古書是中國學術的源頭，無論從哪個角度講，都是源頭。

中國的書，從一開始就是寫在竹木簡牘上，而不是龜甲、獸骨和銅器上。縑帛是簡牘到紙書的過渡環(huán)節(jié)。《墨子》反復講“書于竹帛”，被錢存訓拿來當中國早期書籍的定義。這個定義是對的。早期中國，沒有簡帛，也就沒有書。沒有書，還有什么學術和思想？

20世紀初，“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簡牘”是王國維說的“五大發(fā)現(xiàn)”之一。[1]1942年，子彈庫帛書出土，則是第一次發(fā)現(xiàn)帛書。

先秦兩漢是簡帛時代，書都是寫在簡帛上。我們發(fā)現(xiàn)簡帛，研究簡帛，其實是一次偉大的歷史回歸。研究古文字也好，古文獻也好，學術史也好，思想史也好，誰都不能忽視這個源頭。

我甚至可以毫不夸大地說，如果沒有簡帛留下的線索（古文、籀文和小篆、隸書），商周時期的甲骨文和金文就不可能被釋讀。

不過，話說回來，本世紀上半葉，我們的學術資源相當貧乏。研究戰(zhàn)國文字，當時有什么材料？數(shù)量最大，主要是璽印（還有陶文、兵器和少數(shù)幾件銅器上的字）。璽印上的字有什么內(nèi)容？多半是地名、官名、人名，孤零零幾個字而已。書，完全沒有，長點的銘文，也非常少，幾乎無辭例可尋。我們只要讀一下王國維寫的《桐鄉(xiāng)徐氏印譜序》（1926），就能明白這一點。當時，璽印是寶貝。很長時間里，研究戰(zhàn)國文字的，原來只能研究印，頂多加上點陶文和兵器。

王國維，確實了不起。當時，材料那么少，他能考慮那么深，那么遠，居然一下子就抓住了兩漢經(jīng)今古之學和小學的關鍵。當時的金石學家都株守許學，往往把出土文字稱為“古籀”，并不知道古文和籀文是什么概念，它們和篆、隸是什么關系。他的《戰(zhàn)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1916），第一次為我們厘清了這些紛亂如麻的概念。他把戰(zhàn)國文字分為兩系：西土，秦系的籀、篆、隸是漢代“今文”的源頭；東方，非秦系的六國文字是漢代“古文”的源頭。如此宏論，遠見卓識，洞察隱微，只有603字，一般人很難做到。

中國近百年的古文字研究，戰(zhàn)國文字起步最晚，現(xiàn)在最熱。其早期代表作有二，一是朱德熙《壽縣出土楚器銘文研究》（1954）；二是李學勤《戰(zhàn)國題銘概述》和《補論戰(zhàn)國題銘的一些問題》（1959—1960）。兩位先生代表兩種風格，一直影響到今天。

他們都提到蔡季襄發(fā)表的子彈庫帛書。這在當時是最長的一篇戰(zhàn)國文字。

朱、李兩位的文章，今天看，當然可以挑出很多錯，甚至可以說，錯得一塌糊涂，但平心而論，以當時的標準衡量，這卻是最高水平。萬事起頭難。在我看來，這種開創(chuàng)性的著作比集大成的著作更重要。特別是李文，更有大局觀。他關注的不是個別難字，而是戰(zhàn)國文字的全局。他把王國維的東、西兩系說進一步細化，第一次為戰(zhàn)國文字分國分域，對后人更有啟發(fā)。

他說，楚帛書的十二月就是《爾雅》十二月名，這也是突破性的發(fā)現(xiàn)。

書是用字寫成的，但字不等于書。過去的戰(zhàn)國文字研究，主要是啃字，而不是讀書。孤立識字是因為沒有長篇的東西。

1949年以前，我們沒有楚簡。1950年代，開始有楚簡，都是遣冊（不但數(shù)量少，保存情況也不好）。1957年，長臺關楚墓第一次出古書，只有殘簡，一直到1986年才發(fā)表。戰(zhàn)國古書，我們苦苦等了半個世紀。1993年，我們才有了郭店楚簡。1994年，我們才有了上博楚簡。在這之前，我們無書可讀，要讀，只有子彈庫帛書。

沒有書的結(jié)果，是我們的認字水平很有限，很多非常簡單的字，當時都不認識，學者費盡移山心力，收效卻甚微。

過去的工作方法，多半是不得已。

大規(guī)模識字，不可能是這種辦法。

我記得，上博楚簡發(fā)現(xiàn)后，裘錫圭先生曾說，很多字的認出都用不著古文字學家。原因是什么？就是辭例多了。一個字，反復出現(xiàn)多少回，再笨也能認出來。

李學勤先生講過兩句話，我印象極深。

一句話是，戰(zhàn)國文字難認，你就是做夢也想不到。

另一句話是，某先生真怪，他認字，前提可能是錯的，但結(jié)論卻往往是對的。

過去，我們常把字形分析當認字前提。很多人都以為，一個字，形、音、義，字形最重要，通假在其次，字義是排在最后。破讀，左轉(zhuǎn)右轉(zhuǎn)，主要是為了湊字形，而不是為了疏通上下文。但在實際的認字過程中，我們卻不難發(fā)現(xiàn)，字形分析往往是“事后諸葛亮”。真正的前提是什么？是辭例。我們是靠辭例和語境為文字定向和卡位，先有辭義的大致估計，然后才考慮字形分析和通假破讀。甚至有時，我們并不知道這個字該怎么分析，但照樣可以猜出它是什么字，或大致相當什么字。

我記得，朱德熙先生說，古文字的破譯最像偵探小說。警察破案，他們的方法，有兩條最重要，一是串并，二是排除。串并是把看似無關其實非常關鍵的線索，通過偶然發(fā)現(xiàn)串連起來，形成一條連貫的思路。排除是從大海撈針的眾多可能性中，把一切無關的可能性一一排除掉，使真相浮出水面。串并也好，排除也好，都是為了定向和卡位。

破譯的大忌是被假象誤導，一條道走到黑。方向錯了，位置錯了，費勁再大，全錯。本來只是猜猜看的事，試探試探也就罷了，非要長篇累牘彎彎繞，這是“偵探小說”，不是真正的“破案”。

大家迷信權(quán)威，以為權(quán)威就不犯錯誤，或者即使犯了，也是高級錯誤。這是一種常見的誤導。權(quán)威被假象誤導，大家又被權(quán)威誤導，在古文字學的歷史上例子很多。

文字破譯，就像隔著一層窗戶紙，一捅就破。說對了，三言兩語，足夠；說不對，千言萬語，白搭。

1942年，子彈庫帛書的出土，是簡帛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蔡季襄的《晚周繒書考證》是第一部報導它和研究它的著作。這本書，印數(shù)很少，現(xiàn)在很珍貴。當初，我是借張政烺先生的書讀。后來，我自己也有了一本，是當時西雅圖藝術博物館館長奈特（Michael Knight）先生送的。

這一發(fā)現(xiàn)太重要。

第一，它是20世紀的頭一批古書，不是檔案性質(zhì)的文書，而是典籍意義上的古書。

第二，這是我們第一次接觸帛書。目前，帛書只出土過兩次，一次是子彈庫帛書，一次是馬王堆帛書。帛書，它是第一次發(fā)現(xiàn)。戰(zhàn)國帛書，它是唯一發(fā)現(xiàn)。

第三，戰(zhàn)國文字，楚文字是大宗。研究楚文字，這也是個頭。

它在學術史上的意義，今天仍然值得回顧。

中國學術界，目前有一股簡帛熱，熱到不能再熱。賭石一行，人稱“瘋狂的石頭”；我們這行，也有“瘋狂的簡帛”。我萬萬想不到，這種當年冷到不能再冷的學問，居然會變成一種時髦；網(wǎng)上稱雄，看誰認字多，竟是一種熱潮！

楚帛書，很寶貴，因為字多。它有九百多字，很多字，大家不認識，當時不認識，后來不認識，現(xiàn)在也沒全部認識，所以一直有吸引力，吸引很多學者，反反復復讀它。比如我就是其中之一。

但我讀帛書，不光為了認字。認字只是手段。

簡帛研究，認字是基礎。認字是點，通讀是面。沒有點，焉有面，這個道理沒錯。避大就小，避虛就實，就字論字，慎言其余，好處是可獨占發(fā)明權(quán)，還不容易犯錯誤。很多年輕人都以為，這是當古文字學家的捷徑。可認字的目的是什么？是為了讀書。如果是通讀，你總沒法挑肥揀瘦繞著走。我們別忘了，“一斤瓶子裝不下二斤醋”，歸根結(jié)底，還是大道理管著小道理。更何況，辭例的背后還有學術和思想，天外有天。

認字，不光要從小到大，也要從大到小。字是在通讀中被認識，辭例比字形更重要。這是讀書的道理。

我讀楚帛書，集中閱讀，主要有七次。一次是1980年，一次是1988年，一次是1989—1990年，一次是1993年，一次是2001年，一次是2007年，一次是現(xiàn)在。前后長達三十年。我從年輕讀到老大不小，錯誤固然很多，收獲也很可觀。

1980年。那年我32歲，正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讀研究生。我的論文題目是楚銅器。楚銅器，最大一宗是朱家集楚器。剛才說過，這是朱先生研究過的問題。當時，楚文字是絕學，熟悉甲骨、銅器的學者未必懂，懂得人很少。

坦白地說，我是為了研究楚文字，才迷上楚帛書。

我還記得，那是一個酷暑難消的夏天，我把在考古所能找到的材料搜集到一起，寫成《長沙子彈庫戰(zhàn)國楚帛書研究》。這是我的第一部學術著作。

當年，我曾把我的油印稿面呈李學勤先生，以及碰巧來京，住在華僑大廈的饒宗頤先生和曾憲通先生，向他們求教。另外我還托人把我的文章帶到中國考古學年會的第二屆年會（武漢，1980年11月17-22日）和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的第三屆年會（成都，1980年9月21-27日）。

然而，此書的發(fā)表卻在五年后。[2]

當時，我把楚帛書分成三個“版本”：蔡修渙本、弗利爾本、大都會本。我們的所有研究，不是依據(jù)蔡修渙本，就是依據(jù)弗利爾本。比如當時的“最新著作”，商承祚《戰(zhàn)國楚帛書述略》（1964年9月），就是依據(jù)弗利爾本。“文革”前，這是最重要的著作。

大都會本是1966年才發(fā)表。整個“文革”期間，我們的研究完全是空白。與此形成對照，海外的研究都是利用大都會本。巴納的《楚帛書譯注》（1973）才是“最新著作”。

我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研究。

這是中國大陸第一部以大都會本為依據(jù)的著作。

張政烺先生鼓勵我寫這本書，并推薦此書到中華書局發(fā)表，就是希望引進最新材料，匯集最新研究，為學界提供進一步討論的基礎。

這是我第一次讀子彈庫帛書。

1985—1988年，學界有一批新作發(fā)表。如李學勤的四篇論文，饒宗頤、曾憲通的《楚帛書》，以及高明、何琳儀、朱德熙等人的作品。1988年5月22日，我寫過一篇《〈長沙子彈庫戰(zhàn)國楚帛研究〉補正》，就是讀這些新作的筆記。這篇文章是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十屆年會（長春，1988年7月22-28日）的論文，十二年后才被印出來。印出來，已經(jīng)變成古董。

這是我第二次讀子彈庫帛書。

1989年8月—1990年9月，我在美國待了一年多。當時，沒事干，我開始寫《中國方術考》。其中也包括子彈庫帛書。我對帛書的釋文又有所修正。

子彈庫帛書，是數(shù)術性質(zhì)的古書。讀者不難發(fā)現(xiàn)，我后來出版的《中國方術考》，其中講數(shù)術的部分，無論式盤，還是日書，都來源于我對子彈庫帛書的研究。反過來，它們也深化了我對子彈庫帛書的認識。

1990年，我在西雅圖，有一天，張光直教授打來個電話，他說他讀過我的《長沙子彈庫戰(zhàn)國楚帛書研究》，問我是否愿意參加4月27-28日在弗利爾-賽克勒美術館舉行的東周楚文化討論會，如果愿意，他可以推薦。我說，我當然愿意。

這個會是為辛格（Paul Singer）醫(yī)生85歲生日而召開，會上展出了子彈庫帛書。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這件稀世珍寶。它在紐約曾經(jīng)發(fā)霉，去霉后的部分，字跡反而變得很清楚，與過去的照片不一樣。饒宗頤先生和我一起看楚帛書，他說，既然有此奇效，何不讓帛書再次發(fā)霉，把其他部分也清一下。他希望能“梅（霉）開二度”。后來回到北京，我給《文物天地》寫了篇《楚帛書目驗記》，就是講目驗帛書的感受。

那次會議有四場報告，主講人是李學勤、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杜德蘭（Alain Thote）、馬麟（Colin Mackenzie）。我是參加討論的人。

當時有個叫格利芬（Jane Tilley Griffin）的女士提問，希望李學勤先生能給大家講講帛書十二神。李先生說，正好，有兩位研究這一問題的權(quán)威在場，一位是饒宗頤先生，一位是李零先生，我想把問題交給他們來回答。

當時，饒先生講了幾句話，沒有正面回答她的問題。我根本沒說話。會議論文集有我一篇發(fā)言，其實是后來寫的。這篇文章的中文題目是《楚帛書與“式圖”》。

帛書的思想意義，我是花了十年，到此方窺一二。

這是我第三次讀楚帛書。

1992年6月12日，我44歲那天，柯強匿名捐獻的楚帛書殘片入藏弗利爾-賽克勒美術館。當時，負責此事的齊思（W. T. Chase）先生跟該館亞洲部主任蘇芳淑博士商量如何保護這批殘片，蘇博士建議請我去華盛頓參加他們的揭剝工作。因此第二年，我去了美國。1993年1-5月，我住馬里蘭，每天乘地鐵去弗利爾-賽克勒美術館上班。我除自己作研究，經(jīng)常去弗利爾美術館的實驗室陪巴拉德（Mary W. Ballard）女士揭帛書。我第一次有機會經(jīng)常看帛書，既包括眾所周知的那件帛書（他們叫“第一帛書”），也包括從未發(fā)表的帛書殘片（他們叫“第二帛書”），這使我對子彈庫帛書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印象。另外，我還閱讀了弗利爾-賽克勒美術館保存的有關檔案，訪問了住在新澤西的辛格醫(yī)生和住在西雅圖的吳柱存教授，對楚帛書在美國的流傳也做了深入調(diào)查。

這是我第四次讀子彈庫帛書。

1993—1996年，我一直和巴拉德女士保持通信。但1997—1999年，揭剝工作停了下來。

2000年，我到普林斯頓大學參加一個學術會議，和羅泰教授談起這件事。結(jié)果，由他提議，與會的27名國際學者聯(lián)名寫了一封信給弗利爾-賽克勒美術館的館長畢齊（Milo C. Beach）博士，呼吁弗利爾-賽克勒美術館重啟揭剝工程。

我們又有了希望。

2001年9月1-7日，弗利爾美術館實驗室主任杰特（Paul Jett）博士邀請我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文保專家白榮金先生前往華盛頓，與大都會博物館的紡織品保護專家金蒂尼（Christine Giuntini）女士研究進一步揭剝。這事正好在“911事件”發(fā)生之前。

這是我第五次讀子彈庫帛書。

2007年，帛書殘片的揭剝工作終于結(jié)束。所有揭開的殘片都被用有機玻璃板封存。揭不開的殘片，則按原狀保存。10月21-26日，我和芝加哥大學的夏德安（Donald Harper）教授去華盛頓，仔細讀過這批殘片，做過記錄。

這是我第六次讀子彈庫帛書。

現(xiàn)在這本書，是我第七次讀子彈庫帛書。我用的帛書照相本是弗利爾-賽克勒美術館提供的數(shù)碼照片。它既包括那件相對完整的楚帛書（本書題為《四時令》），也包括同出的其他殘片（本書題為《五行令》和《攻守占》）。前者即1964年柯強售出，1966年被賽克勒醫(yī)生購入，后來存于弗利爾-賽克勒美術館的楚帛書。后者即1992年6月12日，柯強匿名捐獻，入藏于弗利爾-賽克勒美術館的楚帛書。兩者都是由柯強帶到美國，原來分存于紐約和華盛頓，現(xiàn)在都在華盛頓。

子彈庫楚帛書，留在國內(nèi)，只有1997年11月10日商承祚先生的家屬捐獻給湖南省博物館的一塊殘片和一幅照片。

這次出版，我想把子彈庫帛書的各種“版本”搜集到一起，既包括早期的蔡修渙本、弗利爾本、大都會本，也包括上述照片。同時，書中還應包括子彈庫楚墓的所有出土物。既包括蔡季襄《晚周繒書考證》一書中記錄的所有文物，也包括1973年5月湖南省博物館重啟子彈庫楚墓發(fā)表的所有文物，還有弗利爾-賽克勒美術館收藏的存放帛書的書篋。我想把它們整合在一起，做成一份搶救性的復原報告。

我希望，這份報告能璧合中美雙方的材料，讓這批稀有的帛書，最終成為所有中外學者共同擁有的文化財富。

本書寫作，曾得到弗利爾-賽克勒美術館、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文物考古所的大力支持，很多中外學者也提供了無私幫助。

我要特別感謝：

（1）弗利爾-賽克勒美術館的前館長羅覃（Thomas Lawton）博士、前亞洲部主任蘇芳淑博士（現(xiàn)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庫房管理員科爾（Rocky Corr）先生和諾曼（Jane Norman）女士，圖書館的前館長陳家仁博士，以及亨尼希（Colleen Hennessey）女士和霍吉（David Hogge）先生。

（2）弗利爾美術館實驗室的齊思（W. T. Chase）先生、溫特（John Winter）博士、杰特（Paul Jett）博士和顧祥美女士。

（3）史密森保護中心的紡織品保護專家巴拉德（Mary W. Ballard）女士。

（4）大都會博物館的紡織品保護專家金蒂尼（Christine Giuntini）女士。

（5）已故美國著名收藏家辛格（Paul Singer）醫(yī)生。

（6）芝加哥大學的夏德安（Donald Harper）教授。

（7）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寇森考古研究所的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和葉娃女士。

（8）湖南省博物館的高志喜、傅舉有、吳銘生、陳建敏、李建毛先生和鄭曙斌女士。

（9）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何介鈞、張春龍先生、劉蘭女士。

（10）岳麓書院的陳松長先生。

（11）上海博物館的徐汝聰女士。

（12）已故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王先生。

（13）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白榮金先生。

（14）中國絲綢博物館的趙豐先生。

（15）已故雅禮中學的老校友王宗石老師。

（16）僑居美國西雅圖的吳柱存教授、傅云起女士。

（17）法國遠東學院的呂敏（Marianne Bujard）教授。

（18）2000年10月22日在普林斯頓大學聯(lián)名寫信給畢齊（Milo Cleveland Beach）博士的27位國際學者。

（19）《漢唐陽光》的尚紅科先生。

（20）國家圖書館的曹菁菁女士。

（21）北京大學《儒藏》中心的孟繁之先生。

（22）《華夏地理》的任超先生。

沒有他們的幫助，本書將不可能面世。

楚帛書的研究，對我來說，是一部學術史，而且是我親身參與的學術史。一是楚帛書的發(fā)現(xiàn)史，二是楚帛書的流傳史，三是楚帛書的研究史。這里面有很多故事：長沙故事，上海故事，美國故事。我將用另一部書講這個故事。

楚帛書是一批老材料，不像新材料，炙手可熱。但老材料有老材料的味道，更能體現(xiàn)學者的創(chuàng)業(yè)維艱和百折不回。

回顧以往，有幾個名字，將為人們銘記：

蔡季襄，是第一個收藏、揭裱、測繪、報道、研究帛書的人。他的研究是所有研究的起點和開端。

巴納，第一次為帛書做科學檢驗（包括照相、測繪等）、文字復原（包括行款復原）和圖像復原，則為1970年代以后的研究提供了基礎。

梅原末治，是第一個發(fā)現(xiàn)帛書表面還有反印文的人。林巳奈夫，則給它做了摹本。

李學勤，是第一個指出帛書十二月即《爾雅》十二月的人。他對帛書考釋和思想探討無疑有重大貢獻。

陳夢家，拿古代時令書與帛書做系統(tǒng)比較，也很關鍵。他對《管子》之《幼（玄）官（宮）》和《幼（玄）官（宮）圖》試做復原，對后人啟示良多，也是重大貢獻。

商承祚，是第一個指出“德匿”即“側(cè)慝”的人。側(cè)慝與日月贏縮和妖祥災異有關，這對帛書甲篇（十二行者）的理解是重大突破。

嚴一萍和金祥恒，是最早考證帛書有伏羲、女媧的人，這對帛書神話人物的考證也是重大突破。

饒宗頤和曾憲通，也是對帛書考釋和內(nèi)容理解有重大貢獻的學者。

這是一場時越六十余年，真正具有國際性質(zhì)的大討論。中國、日本、澳大利亞和美國，都有學者參加討論。

這六十年來，有多少人參加討論，大家可以看一下本書附錄的《參考書目》。我很感謝中外學者對帛書研究的貢獻，無論發(fā)明，還是失誤，都是我的參考。前者予人啟發(fā)，后者留下警示，各有各的用處。

我除綜合考察帛書的一切，主要有兩個心得，一是考證女媧，原文寫成“女填”；二是釋出“熱氣寒氣”，指出帛書除以五木表五行，還以寒、熱二氣表陰陽。

這里沒有“百戰(zhàn)百勝”的將軍。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小人物有千慮一得，大人物有百密一疏。誰說大人物就不犯錯誤？照樣會犯。大人物也會犯低級而幼稚的錯誤。錯誤就是錯誤，沒什么高低貴賤。大家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錯誤面前也一樣。人類的認識史就是這樣。這才是學術史的真相。

人非圣賢，孰能無過。是人都會犯錯誤。我是人，只是非常普通的普通人。我對帛書的認識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很多步都未必到位，總是留下遺憾。反復修改，不斷完善，求的只是逼近真相。我是“老改犯”。我的文章都是反復修改，只要打開電腦，就會改。為什么要改，就是因為有很多錯誤。

電腦的好處是可以覆蓋，不像畫畫，不能反復涂改。我希望自己的研究，可以盡量覆蓋以前的錯誤，為后人提供一點方便，讓他們不再犯我犯過的錯誤。

探討是一種過程，只有咽氣蹬腿才是終點。

世上本無完人。完人只是完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