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鄉村振興戰略全面推進的大背景下，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對于推動農村經濟社會進步、實現共同富裕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農村集體經濟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發展不僅關乎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完善，更是實現農村地區經濟可持續增長和社會公平正義的關鍵所在。深入分析集體經濟的多維價值與實現路徑，有助于為政策制定提供科學依據，促進農村集體經濟的健康、穩定發展。

二、集體經濟的戰略定位：制度完善與共同富裕的雙重使命

（一）制度維度

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第三次改革” 農村基本經營制度面臨著進一步完善的需求。通過產權確權、股權量化等一系列措施，集體資產權能體系得以重構。例如，依據《通知》中“三變”改革要求，有效破解了“集體所有、農戶私有”的二元矛盾。這些措施使得集體資產的管理和運營更加規范、高效，為農村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制度基礎。

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微觀實踐 集體經濟通過多種模式探索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結合的新型實現形式。像浙江德清的“強村公司”，采用土地股份合作、混合所有制等模式，將集體資源與市場機制有機結合，提高了資源的利用效率，實現了公有制經濟在農村的有效實踐，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發展提供了有益的探索。

（二）發展維度

差異化發展路徑 不同地區根據自身的資源稟賦和經濟發展水平，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集體經濟發展模式。通過對蘇南模式（資本驅動型）、成都模式（服務增值型）、延安模式（資源開發型）的對比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各地在發展集體經濟時的不同側重點和優勢。這種差異化的發展路徑為其他地區提供了多樣化的借鑒范例。

共同富裕的“減貧效應” 集體經濟分紅對調節基尼系數、促進共同富裕具有顯著作用。以重慶開州為例，2022年村均分紅18.7萬元，惠及低收入群體3.2萬戶。這一數據充分表明，集體經濟的發展能夠有效地提高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縮小貧富差距，實現農村地區的共同富裕。

三、政策驅動下的創新實踐：《通知》要求的落地路徑

（一）產業融合升級

“農業 +”模式創新 山東壽光蔬菜產業集團通過“生產 + 加工 + 科技”全鏈條整合，實現了產業的融合升級，帶動集體經濟年增收超2億元。這種模式創新充分發揮了農業的多功能性，延長了農業產業鏈，提高了農產品的附加值，為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數字化轉型 貴州“村村旺”電商平臺的成功運營，實現了集體農產品的溢價銷售。2023年交易額突破50億元，體現了數字化技術在農村集體經濟發展中的巨大潛力。數字化轉型能夠打破傳統農業的地域限制，拓寬農產品的銷售渠道，提高農村經濟的市場競爭力。

（二）組織機制創新

“黨支部 + 合作社”模式 山東棲霞黨支部領辦合作社覆蓋98%行政村，推動資源變資產轉化率提升40%。這種模式充分發揮了黨支部的領導核心作用和合作社的經濟組織優勢，實現了黨組織建設與農村經濟發展的有機結合，提高了農村資源的整合利用效率。

跨村聯合體建設 浙江“消薄飛地”項目實現37個薄弱村抱團發展，年均收益超1000萬元。跨村聯合體建設打破了村域界限，實現了資源共享、優勢互補，為薄弱村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機遇和途徑，促進了農村地區的均衡發展。

四、發展瓶頸與突破方向

（一）現存挑戰

人才結構性短缺 根據農業農村部2023年調研數據，集體經濟管理人才缺口達62%。人才的短缺嚴重制約了集體經濟的發展，使得農村地區在經濟管理、市場營銷、技術創新等方面缺乏專業的支持。

金融支持不足 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抵押融資規模僅占農業貸款總量的1.2%。金融支持的不足導致集體經濟發展缺乏必要的資金保障，難以開展大規模的產業項目和基礎設施建設。

（二）破局策略

構建“人才飛地” 建立縣域集體經濟人才共育機制是解決人才短缺問題的有效途徑。如江蘇泗陽“鄉村振興學院”，通過整合各方資源，培養了一批適應農村集體經濟發展需求的專業人才，為農村經濟的發展提供了人才支撐。

創新金融工具 推廣集體資產證券化、REITs等新型融資模式能夠拓寬集體經濟的融資渠道。參考浙江安吉竹林碳匯交易試點，通過創新金融工具，將集體資產的潛在價值轉化為實際的資金支持，為集體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動力。

五、政策建議體系

（一）制度保障

建立集體經濟統計監測體系 建議將集體經濟納入GDP核算范疇，建立科學、完善的集體經濟統計監測體系。這有助于準確掌握集體經濟的發展狀況，為政策制定提供數據支持，促進集體經濟的科學管理和決策。

完善配套法規 制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實施細則，進一步完善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法律法規體系。明確集體經濟組織的法律地位、權利義務和運營規則，為集體經濟的發展提供堅實的法律保障。

（二）實施路徑

分類指導 根據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和資源稟賦，實施分類指導。東部地區側重資本運營，充分發揮其資金和技術優勢；中西部地區強化資源開發，合理利用當地的自然資源和特色產業。

動態評估 建立“發展質量指數”，涵蓋收入分配、可持續性等12項指標。通過動態評估，及時掌握集體經濟的發展質量和存在的問題，為政策調整和優化提供依據，確保集體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六、結語

綜上所述，農村集體經濟的持續發展需要制度創新、技術賦能與組織變革的協同推進。重點突破“人才 - 資本 - 技術”三要素的耦合機制，建立“政府引導 + 市場主導 + 農民主體”的新型治理架構，是實現集體經濟從“輸血”到“造血”質變的關鍵。下一步，可考慮在160個鄉村振興重點幫扶縣開展集體經濟數字化改革試點，積累實踐經驗，為全國范圍內的推廣提供參考。未來的研究可以進一步深入探討集體經濟發展的長效機制，加強對不同地區發展模式的比較研究，為農村集體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提供更加全面、深入的理論支持和政策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