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0日“古代水壩工程與人類文明發展”專題研討會在四川成都舉行，從全球視角追溯水壩工程的起源與發展，以良渚遺址水利工程為代表的各時期古代水壩工程為典型案例，交流古代水壩工程在防洪、運輸和引水等方面的綜合功能及工藝技術水平，探討水利工程對人類文明起源發展的支撐作用。

本次研討會是國際大壩委員會第28屆大會暨第93屆年會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浙江省水利廳、四川省水利廳、中國水利博物館、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水利部宣傳教育中心、杭州市余杭區人民政府、杭州良渚遺址管理區管理委員會承辦。中國水利部部長李國英、國際大壩委員會榮譽主席邁克爾·羅杰斯、世界水理事會主席洛克·福勛出席并致辭。

發布良渚遺址水利工程四項共識

作為一個存在社會分化和統一信仰體系的早期區域性國家形態，2019年良渚古城遺址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其中，良渚遺址水利工程因地制宜、乘勢利導，充分考慮山區與平原、流域上下游、古城內外的關系，形成了一套高低層次顯著、工程體系完備的水利工程體系。

考古發現，良渚遺址水利工程，包括外圍水利系統和古城水系兩部分，影響范圍超過100平方公里。 外圍水利系統由上下游堤壩群組成。上游壩分為東西兩組，共有6條水壩；下游壩組包含4條水壩，并通過栲栳山和南山與山前長堤相連。11條堤壩的土方量約288萬立方米，與周邊山體圍合成三座水庫，總庫容約4600萬立方米。上游兩座水庫均以基巖隘口作為溢洪道，可保障泄洪安全。至今，外圍水利系統保存較為完整，且部分仍在發揮作用。古城水系由內外城河、“井”字形主干河道及網狀支河組成。通過8座水城門，古城內外河道可連接，并與外部更大水域相通。申遺成功以后，通過專項調查，在原11條水壩之外，又新發現20余條新的水壩，以及與水利系統相關的4條南北向土壟，進一步揭示良渚遺址水利工程的完整結構。良渚古城外圍水利系統是良渚古城遺址世界文化遺產的重要遺產構成要素，世界遺產委員會認為“是目前已發現的世界上最早的堤壩系統之一，改寫了中國和世界的水利發展史”。

會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王寧遠、河海大學教授袁俊平、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水利史研究所副所長李云鵬、水利部宣傳教育中心主任王厚軍、南京大學副教授趙曉豹分別介紹了良渚遺址水利工程的歷史演變、工程技術、科技內涵及其文化傳播意義，并與世界范圍內同時期的古代水壩進行了比較研究。

與會專家在世界遺產價值共識的基礎上，就良渚遺址水利工程進一步深化了四項共識：一是良渚遺址水利工程包含目前早期文明考古發現中規模最大、工程數量最多的堤壩工程群；二是目前早期文明考古發現中工程體系最為復雜、分布范圍最廣泛的水利工程；三是目前早期文明考古發現中類型最豐富、水利功能效益最全面的水利工程；四是早期文明考古發現中集成工程技術最多的水利工程。

中華治水史的延伸拓展

通過放射性碳定年法測定，實證良渚遺址水利工程的建造年代最早為距今5100年，將中華民族治水起源從大禹治水向前推進了1000多年。作為與良渚古城同一時期規劃建造的構筑物，良渚遺址水利工程與良渚古城的產生和演變密不可分。

部分專家認為，良渚古城地處長江流域天目山東麓河網縱橫的平原地帶。天目山區是浙江暴雨中心之一，大雨易造成洪水爆發，威脅平原聚落安全。因此，修建防洪工程是營造大型都邑的必要前提。

面對挑戰，先民率先構建起超前的水利系統——于古城西北山谷中分階段營建梯級堤壩群，通過高、低壩系統分級攔蓄洪水，形成保護聚落的安全屏障，有效消解了洪水對良渚古城的沖擊。王寧遠等人根據低壩現存的壩高推測，古城外圍堤壩群與自然山體圍合形成總蓄水量可達4600萬立方米的水庫庫區。有李云鵬認為，良渚古城的防洪體系可以說有“三道防線”：第一道防線是外圍所建的上游壩群，攔截來自大遮山的山溪洪水；第二道防線是下游壩群，攔截第一道防線分泄下來的和山麓匯流產生的洪水，保護農田和城池；第三道防線是城墻和城壕，保護城池防洪安全。

與此同時，古城鼎盛期的水利工程展現出了系統化治理特征。考古發掘證實：從古城到下游庫區、再到上游庫區，形成遠程水運通道，良渚先民可以利用竹筏和獨木舟，運輸木料、石料、玉料等。古城內部構建起縱橫交錯的運河體系，“井”字形主河道與密集支流河道形成高效運輸網絡，支撐起城墻、高臺等百萬立方米級土石工程的營建，并通過水門系統實現古城內外物資流通。更為重要的是，稻田灌溉系統的成熟擴展了農業產能，連片水稻田與引水渠系的出現，為專業手工業者群體提供了經濟支撐，推動玉器制作等高端技術發展。

專家們認為，良渚先民這種防洪、調水、運輸、灌溉并重的治水管水用水方式，為其散居聚落向中心都邑轉型提供了充分的基礎條件。

古老智慧的當代價值

良渚先民在塑造“水—城市—社會—文明”實踐中形成的“攔灌統籌、蓄泄兼備、高低錯落、內外互通、人水相適、天人合一”的治水理念，不僅彰顯了人類遠古時期高超的水治理能力，還鑲嵌著古代水壩工程與人類文明發展的遺傳密碼。

草裹泥是良渚遺址水利工程最具特色的建造工藝。在大部分上游壩和下游壩壩體剖面上清晰可見縱橫交錯堆筑的草裹泥。這種工藝是用芒荻把泥土包裹起來，制成一個個長圓形的泥包，再把一個個泥包縱橫交錯地堆砌起來，與現代防洪工程中的“加筋土”技術有異曲同工之妙，作用都是可以使壩體加快固結，增加抗拉強度，使壩體不易變形。有意思的是，考古發現草裹泥的尺寸大小幾乎都是45×15×15cm左右，袁俊平等人通過試驗發現，在相同大小而形狀不同、或相同形狀但大小不同的草裹泥中，良渚人所選用的尺寸，工程性能是相對最優的。

古老的水利工程，反映了良渚先民在壩址選擇、地基處理、壩料選材、填筑工藝、結構設計等方面的科學性，體現了我國早期城市與水利工程的整體規劃能力。“良渚遺址水利工程的發現，不僅為研究早期水管理和早期國家的產生提供了重要樣本，為研究中華文明的起源與發展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王寧遠說。

“以良渚遺址水利工程為代表的古代水壩工程建造發展實踐再次印證習近平總書記的論述，‘治水即治國，治水之道是重要的治國之道’。”中國水利博物館館長陳永明表示，立足當下，習近平總書記面對新時代治水新形勢、新問題提出的“節水優先、空間均衡、系統治理、兩手發力”治水思路，既充分體現了中華民族治水哲學與文化的傳承和發展，更是對現代治水理念的高度提煉和升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