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日軍進攻臺灣地形圖圖

來源：《艦船知識》 作者：王桂巖（臺北市中華戰略學會）

一、日本于1895年“馬關條約”,以戰勝者的姿態，強占了臺、澎50年。隨著世局的演化，益顯臺灣的地緣戰略之價值。

　　二、甲午之戰的起因及戰前情勢是：清政不修，國力衰微。日本以西化維新之初成，有擴張獨霸東亞及實現“八纮一宇”之野心，為達此目的，則必先建立南、北兩線之前進戰略攻勢基地。故吞并朝鮮及臺灣乃必有之作為。國際間諸列強皆以中國為目標，分取利益，對中日之戰多袒日，故戰爭不能避免及清軍必敗何待龜筮。

　　三、日本強占臺灣之野心早有計謀，甲午之戰只是其借口，其據臺、澎及朝鮮后，即達到其建立南(海)路，北(陸)路基地，以兩線(鉗形)攻勢，攻略歐洲，完成其統治全世界的夢想。

　　四、臺灣為西太平洋列島鏈之中央位置，先天的地緣戰略價值，使其處于“四戰之地”。如以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看，更無能成為一獨立國家，琉球之下場就是例證。

　　五、對臺灣的戰略觀點，必須立足于中國大陸，立足于“西方”向“東方”看，立足于“大陸”向“海洋”看，才能評斷其戰略價值的正確性及永久性，才能從亞太地區內共享和平的共同開發和利用海洋資源，造福域內之人民。此亦符合中國傳統的“恕”道政治文化。

一、前　言

　　　　從主題來看，可能不知本文內容要談些什么，但從副題可知是要略論臺灣的地緣戰略價值問題。因為“馬關條約”是清朝與日本在“甲午”年(清光緖20年，公元1894年)九月在黃海發生的海上大戰，清朝北洋艦隊全部覆沒而大敗，被迫于翌年和日本在“馬關”所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史稱“馬關條約”中，涉及臺灣。

　　　　這一段歷史中國人皆耳熟能詳，對中國最為悲痛的就是割讓遼東半島及臺灣、澎湖列島，尤其臺、澎為日本強占了五十年，不僅影響了中國的命運，也改寫了世界的歷史，更特別的是，隨著世情的演化，卻漸漸凸顯了臺、澎在亞太地區戰略地位之重要性，發揮著左袒則左強，右袒則右有益之關鍵性作用，值得吾人研究。

　　　　對于這一問題，長期一來參與研究的各方專家學者們，其研究論述的立足點似乎皆各取所需，多未能以純正的戰略觀點出發，實為憾事。筆者不敏，不揣淺陋，擬試著以學習的心情，就個人少許的歷史知識為經，淺薄的戰略常識為緯，拋棄任何的意識型態色彩，以學術性、客觀性的論述，建構本文內容。唯限于篇幅必有疏漏舛誤，尚祈方家指正。

　　二、甲午戰爭前之情勢及起因

　　公元1894年戰前之世界情勢，就中國、日本及國際殖民列強三方面言，其實只有一句話就可概括，對中國而言即“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現就此三方面簡述之。

　　中國方面：自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后，至甲午戰爆發之時五十余年內，清朝國勢日趨衰敗及虛弱，不平等條約接踵而至，農村經濟破產，內亂不斷產生，軍隊老大，己無戰力，政府腐爛，官員無能，可說己到崩潰邊緣，使中國淪為“次殖民”的地位。雖有“同治中興”幾位名臣，曾、左、李、沉等積極推動改革，以學習西洋的“船堅炮利”等物質建設，而圖富國強兵。但李鴻章所費盡心力所創建的“北洋水師”仍不敵日本的新式海軍。在朝鮮半島和日本陸軍作戰的陸軍也一敗涂地。終于簽下這喪權辱國，改變中日兩國的命運，及使臺灣人民被日本殖民壓迫統治五十年的悲慘遭遇的“馬關條約”。在這李鴻章所謂“中國二千年來未有之變局”的大變動中，僅期望“師夷之長技以制夷”(魏源語)為目的之做法，并不能扭轉國家命運。也只有等待日后有朝一日的否極泰來了。

　　日本方面：明治天皇于1869年遷都東京，結束“戰國時代”，開始所謂的“明治維新”，學習西洋政治、軍事制度，歷二十余年有成，乃有向外拓展國力之野心。在江戶時代就有“八纮一宇”之說，日本自認是天降神民，世界當歸日本一國統治，使這一擴張國策逐漸形成有名的“田中奏折”(田中義一)，其大意為：陸路—以侵華為中心，北經蒙古、西伯利亞取莫斯科；水路—自中國南侵印度，以取代沿印度洋各國及英國在東方之勢力，而進入地中海。即為北(陸)南(海)兩路鉗形攻勢，控制西歐而統治世界。要達到此一戰略目標，則必需完成初步的戰略作為，那就是田中義一的另一句名言--“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欲爭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

　　日本為實現此一“偉大的戰略目標”，早已開始了有步驟的作為，在南(海)路，于同治13年(1874)年，借口琉球漁民為臺灣蕃民殺害，而以軍隊侵入南臺灣恒春事件。結果日本不但吞并了琉球群島，而且開啟了再吞并臺灣之野心，至“馬關條約”而終于現實。在北(陸)路，從明治維新開始就有其軍人發起所謂“征韓論”，俟機而動。此后因韓國不斷發生內亂，如“壬午事變”(光緒8年，1882年)、“甲申之變”(光緒10年，1884年)，“東學黨之亂”(光緒20年，1894年)，使日本積極參與其事，進軍韓國，使清政府窮于應付，終于爆發在韓國的清、日兩國陸戰。海戰的發生自是必然，清軍兩者皆敗北，簽訂“馬關條約”的結果，日本并吞了整個朝鮮半島，更得到遼東半島及臺灣，終于完成了“欲征服世界”的初期戰略目標。

　　國際方面：自清道光20年(1840年)“鴉片戰爭”，迄于1894年“甲午之戰”，五十余年間，西方列強挾其“船堅炮利”到中國圖分美羹。又因清末政治不修，民生雕敝，內亂頻生等諸因素，無力抗拒大小列強之侵凌，致使不平等條約紛至沓來。更甚者列強各自劃分“勢力范圍”，成為國中之國，使清朝何“領土”、“主權”之有？國運之悲慘連殖民地亦不如也，故孫中山先生悲忿的認為中國已成為諸列強的“次殖民地”矣。此時日本維新西化之舉措初有成就，即欲“脫亞入歐”，與西洋諸列強沆瀣一氣，以便進入列強之林，藉諸列強之力共同壓榨中國，掌控中國，以便進軍歐洲完成“八纮一宇”之大夢。

　　故國際上諸列強，大多對中日兩國之糾紛作壁上觀，既可確保其在華的既得利益，亦可俟機撈取一些額外利益。待“馬關條約”談判時，傳出日本占遼東半島之消息時，則與中國東三省關系最密切的俄國，伙同有間接利害關系之德、法兩國，共同干涉日本放棄遼東半島，但臺、澎則不與。故由此可知，在諸大、小列強積極地壓榨中國人民血汗的強盜意識促使下，使中國已完全孤立于世界而任由宰割，則甲午之戰勝負之數就不待龜筮了！

　　由以上簡述的三方面之情勢而言，可知中國虛弱無能，日本野心正熾，列強私心左袒，在這種各方之客觀因素均不利于中國的情況下，發生改變中國、日本之國運，及影響國際局勢發展的“甲午戰爭”，實為“水到渠成”之事也！參、何以日本強行占領臺澎！

　　在一百多年前，中國人并不知道日本對臺、澎有并吞之野心，因為以偌大的中華大地，自古以來對孤懸海外的“小島嶼”并不在意，故在中華民族的歷史活動紀錄中對臺灣少有提示，僅有幾種不同的稱呼！元世祖至元年間(公元1281)設馬公巡檢司，始將澎湖收入中國版圖，但臺灣島不與也！明嘉靖12年(1533)才有“臺灣”之名。后鄭成功復臺，此名始正式固定。

　　鄭氏驅荷蘭人復臺前，臺、澎曾為荷蘭及西班牙占領。這和16、17世紀歐洲人在亞洲的海上擴張貿易及搶占殖民地有密切關系。荷蘭于明熹宗天啟4年(1624)入據臺灣，至1662年鄭氏復臺，這期間曾因西班牙于1626年占據臺灣北部，引起兩者的沖突，經兩次決戰，西軍不敵投降(1643)，結束西人據北臺灣的殖民歷史。

　　鄭氏經營臺、澎23年之后(1661--1683)，清朝于康熙22年(1683)收復臺、澎。鄭氏對臺短暫的經營，已為清朝治臺建立了必要的基礎，更使中國的海疆國防安全有著意識上的覺醒，但也引起了日后東亞新興的海上“霸權”日本，對臺、澎戰略地位的覬覦，種下了兩百年后“馬關條約”強索臺、澎的禍根。

　　這禍根是激活日本幻想吞并世界的“戰略指導綱要”的實現基礎，其實施的第一步就是如何在南(臺、澎)、北(東三省)各建立可靠的戰略前進基地。前文己提及，日本對琉球的并吞，對朝鮮半島的侵略，皆為日本建立南北兩處戰略前進基地必須的實行步驟。這兩處基地皆與中國有關，必須使中國屈服而后始有可為。也許是天意，正巧朝鮮發生內亂，日本借機出兵，引發中日陸、海大戰，中國一敗涂地，被迫簽訂了屈辱的條約，使日本如愿以償的據有臺、澎及遼東半島。雖有俄、德、法三國極力的干涉還遼，使日本不得已吐出遼東半島，但旅順、大連卻握在日本手中，并不影響日本對東三省侵略的既定政策，故1904年日、俄在遼東半島的戰爭，使日本“恢復”了對此地的控制權，俄國的勢力完全退出東三省。至1931年的“918事變”，這卻是日本執行其掌控世界的戰略必有的步驟。

　　另一方面，干涉“還遼”的俄、德、法及其它列強，對“還臺”卻不置一詞，雖清政府內對“割臺”有所爭執，但終無力以戰敗國的資格為臺胞爭權益，只有委請臺胞發起武裝抗日的反對運動，但已是“無力回天”了，只有被日本殖民統治50年，以待“回歸祖國”之機會到來。

　　日本對臺、澎侵占野心，實處心積慮謀劃已久。前文曾提及日并吞琉球，入侵南臺灣等行動即可證明。特別是在戰爭進行中，有些日人的言行也說明其對臺、澎的野心：

　　其一，光緒21年2月(1895年)，黃海海戰中，清之北海艦隊將被殲滅之際，已勢窮力竭，不得不與日議和，但日本卻是“邊談邊打”，它既已殲滅北洋艦隊，為“斬草除根”，一舉消滅清朝的整個海軍力量，則必須擊潰“南洋艦隊”，遂于2月27日攻陷馬公，進占澎湖群島，控制了臺海通路，對臺意圖已甚明顯了。

　　其二，馬關議和時，使人質疑的是臺、澎遠離北方戰場，何以日本定要強索和戰事無任何關連的臺灣？實為非理！但日本議和代表，總理大臣伊藤博文的回答，頗耐人深思，他說：

　“關于臺灣割地之要求，謂不限于攻取地方，唯顧戰勝者之便宜，如何耳，例如山東省雖已為我略取之土地，然不包括于此次割地部內，且中國先年割吉林、黑龍江地方于俄國，是豈俄國攻取之地乎！若然，何獨怪我臺灣全島割地之要求乎！”伊藤這種詭辯式的回答，充分說明了其必得臺灣而后快的強權心態，已昭然若揭！

　　“甲午戰爭”的結果是，日本稱心如愿的得到南(海)、北(陸)兩處戰略前進基地。以俾遂行其征服蒙、滿、中國及全世界的戰略構想；另一方面，更增加了意外之財，即條約中所列賠款四億兩銀，及贖回遼東半島三千萬兩。使日本增強了國力，一夕之間成為東亞之獨強。有了進軍控制全球之本錢，乃先以“大東亞共榮圈”及建立“大東亞新秩序”為宣傳其霸權意圖之主軸，進而擊敗俄國于東北(1904)，繼則發動“918事變”(1931)、“長城之戰”(1933年)以染指華北，終于發動“77事變”及“太平洋戰爭”(1941)，終于導致日本無條件投降，這段自“甲午戰爭”起，日本以霸權心態逐步執行其統治世界的夢幻戰略的失敗，所謂“侵略必敗”此之謂也。再加二戰后，“冷戰”及“后冷戰”，至今長達百余年的世局演化，可證明臺、澎地緣戰略之重要性。因此吾人當以何樣眼光對待臺灣呢？以下將以兩項論點淺述之，即“臺灣能成為一個獨立國家嗎”？及“臺灣的地緣戰略對中國具有何等價值”？試說明之。

　　四、臺灣能否獨立于中國之外

　　　　由于日本殖民統治臺、澎半世紀，至今從未“忘情”臺灣，特別是極右派的軍國主義者，更千方百計的想影響臺民以重占之！猶如琉球的例子。故“臺獨運動”的根源就在日本，這已是不爭之歷史事實。但臺灣能否成為一個“獨立國家”？僅就地緣戰略的涵義簡論之。

　　　　臺灣位處北起阿拉斯加，南迄南洋各群島，這一島鏈的中央地位，就戰略著眼說，確屬要沖位置。就國際海上經貿言，臺灣海峽的澎湖群島嚴密的掌控這一便捷通路，日本人對此感受最為深刻。所以其始終妄想獨占臺、澎，以確保其國力發展的“生命線”。

　　　　再就軍事影響言，甲午戰后，日吞并了臺、澎，建立了南(海)進的前進攻勢的海、陸、空基地，不但威脅了南洋各列強的殖民地，遠達印度洋，更使中國東南半壁的國防安全完全失去了屏障。對日本而言，這一基地對其南翼的國防安全保障，則是進可攻，退可守。更對日本在20世紀的國力發展，作用之大不言可喻。故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日本以征服世界的機會來臨，乃配合德、意歐戰，發動太平洋戰爭，為策應其偷襲“珍珠港”之戰的主戰場，乃以在臺、澎基地的陸、海軍進攻菲、越、馬、泰、新、印尼等列強殖民地，真是所謂“所向披靡”，不旋踵即占領了南洋各地，東向威脅澳、紐，西向使印度岌岌可危。假如說，如無甲午之戰使日本據臺，何克臻此。即使日本想發動此種戰爭，以其本土基地遠征南洋，如此長的補給線及交通線，恐亦會導至奇襲太平洋中的“珍珠港”同一命運。

　　　　20世紀后半期所謂“冷戰”時代，在所謂“恐怖平衡”威脅中，西太平洋各地區并未發生嚴重危機，使這地區經濟安全發展成為小康局面，造福各地區之人民，這不能說不是臺灣的戰略地位所發揮的作用。但日本將終不忘情于臺灣，上世紀未擴大解釋“美、日安保條約”的適用范圍，即以“外圍有事”將臺、澎無理的納入其保障網內，這已是擺明了藉此控制臺灣，以鼓勵臺獨“脫中入日”。

　　　　從上述可得到這樣的結論：

　　　　臺灣以其地緣關系，可說處于四戰之地，且限于其本身條件，對內既無從發展強大的國力；對外則是有力之大國覬覦的目標，早已視為一個工具性的附屬地，故臺灣欲意成為一個“獨立的新國家”，無異是緣木求魚。

　　　　臺灣要想成為有積極性價值的島嶼及海上樂土，必須依靠一個血統、文化、地緣相同及相近的、且愛好和平的大國，這個大國不是日本，不是美國，更不會是菲律賓。當然是中國大陸，此理甚明，無須贅述。

　　　　總之，不論國際政治、經濟發展、文化生活以及軍事戰略之需要來看，臺灣無法建立一個獨立的“新國家”，淺顯的理由已說明?；蛴兄鲝垺蔼毩⒔▏闭邥氨梢暋惫P者的立論的基礎，但可舉一個臺灣鄰近地區遭遇的實例就可證明了，那就是“琉球群島”。

　　五、臺灣對中國大陸海洋開發及國防安全的戰略價值

　　　　自甲午之戰使清朝忍痛將臺灣割讓于日本，至20世紀末，已顯示了臺灣的地位重要價值，在西太平洋地區已無可取代。前文已略論及，在此需再強調的是，此一戰略價值是相對而言，對日本之利，即對中國之害，因此吾人論述此一問題，應站在怎樣的一個戰略高度，以及何種立場？筆者不敏，試以下述表示之！

　　　　從戰略高度言，今天的世局發展趨勢是以區域共存共榮為主流，即以區域的共同利益與繁榮，利用高科技開發海洋資源，協調合作，以和平手段創造經濟利益，除各自的國防安全必要的武力外，不可訴諸武裝沖突，以謀求永久和平共處！就這一理念言，臺灣如果仍歸日本統治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時至今天，戰后60余年了，日本仍意圖建立一個如同當年一樣的“軍事大國”呢！“軍國主義”殘余意識不根除，何能保障區域的和平發展？如果臺灣屬于中國，以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必是和平發展區域利益共同享有的仁政作為。或曰不信！但當前亞太地區的情勢，己步入這一發展之不歸路。當然這一趨勢有損某些仍具有強烈殖民意識的強權者之既得益利，但這一勢頭無可抵擋，只要不用武力去解決紛爭，時間會站在正確的一方。

　　　　從基本立場言，對臺灣戰略價值解析當然應站在中國人的立場。半個世紀以來，為因應政治現實的需要，以各取所需的立足點，對臺灣戰略價值的觀照，多是從東向西看；從海洋向大陸看，換言之，就是站在某些大國的“國家利益”過度評斷之，當然結果是另有解釋。但進入21世紀整體的世局變化很大，就政治而言，國際政治體制重組，是以區域安全為主。以經濟而言，區域經濟體制的建立已是必然的趨勢。以言文化，交流與融合互為影響，已藉高科技工具逐漸泯除界限，而軍事上的效能減低且為世人所反對，已成共識。在這種變化下，則對臺灣地位價值之評斷立場，基本上應回歸華人的本位，換言之就是從西向東看，從大陸向海洋看。用這一基本立場看臺灣，才能得到正確的理解，才能突顯臺灣戰略地位的正義性，更才能使中國大陸，在國防安全無虞的情勢下，盡其所能的保障西太平洋通路之安全，海洋資源的共同開發及利用，則對亞太地區的安全發展，和平共處，經濟繁榮的盛境，指日可待也。

　　在“前言”中已有說明，筆者是完全摒除任何意識型態的立場來討論這個問題，期能發揮一點“引玉”之效果，使中國人皆能重視。使中國人真能再發揮和平共處傳統的政治文化，以達到真正的“世界大同”之理想，創造人類美好的生活。

　　　　筆者能參與為紀念甲午戰爭110年之紀念活動實屬幸運。筆者生也晚，但也經歷了抗日戰爭時的恐怖困頓生活，使人實難忘懷，但卻不必報復，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棈髓--“恕”與“仁”，所鑄造的偉大民族品質。必將永垂后世為人類所效發。(作者：王桂巖 臺北市中華戰略學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