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的精神》貢華南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4年版，393頁，98.00元

在當代中國具有原創性的哲學思想中，貢華南教授的味道哲學或曰味覺思想在生存論旨趣與方法論特征上始終別具一格。從《味與味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此書2015年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再版，2022年更名為《味道哲學》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到《漢語思想中的忙與閑》（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版），從《味覺思想》（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版）到《酒的精神》（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4年版），沿著味覺的方向，開辟了一條獨特的哲學研究進路，并形成了極具個人風格的研究氣象。作為味道哲學的最新成果，《酒的精神》關注日常中一個具體的有味之物——酒，以及生活中一件鮮活的有味之事——飲酒。通過對酒與飲酒的味覺式哲學探究，《酒的精神》呈現了中國人過精神生活的重要方式以及所過精神生活的品質與格調。由此，味道哲學的論域獲得了極大拓展，其生存論旨趣與方法論特征也得到了鮮明呈現。

作為哲學問題的酒與飲酒

酒與飲酒何以能夠作為哲學問題而成立？對這個問題的回答需要深入領會味道哲學對時代病的理解。在《漢語思想中的忙與閑》中，作者界說了自己工作的關懷所在：“治病是哲學的基本功能之一，時代病理應成為我們哲學的出發點和據以展開哲學之思的道路。每個時代的水不一，每個時代的風各異，每個時代飲水吸風者皆有自己的痛癢——此即時代病。在哲學層面上觸及自己的痛癢——揀擇問題、化解問題，這是哲學家的本職。反思自己的痛癢，理論上化解自己的痛癢，這是我近年一直努力嘗試的思考方式。”（《漢語思想中的忙與閑》，第1頁）《漢語思想中的忙與閑》把“忙”視作當代人的切身痛癢，而用以克服“忙”的則是“閑”。在作者看來，當代人煩忙的感受與忙來忙去的生存狀態并非憑空而來，而是與現代社會的高度視覺化密切相關。“視覺思想與忙并不同一，但視覺思想卻構成了當代的忙的重要特征。”（《漢語思想中的忙與閑》，23頁）如果說“忙”是時代病，那么高度視覺化就是內在病理。在味道哲學的視域中，高度視覺化帶來的惡果是意味、情味、滋味、道味的缺失，即乏味，是以對此病理的克服，需要借助味覺思想，而酒正是有味之物、飲酒正是有味之事。因此，隨著味道哲學的不斷展開，酒與飲酒就成為了哲學問題并進入哲學反思的視野之中。

視覺的展開需要觀者與所觀拉開距離，在拉開距離的觀看中，所觀對象化，并且呈現出外在的具有確定性的形式。味覺與視覺則不同，“首先，味覺活動中的人與對象之間始終保持零距離；第二，對象不是以‘形式’呈現，而是以形式被打碎、內在外在融二為一的方式呈現；第三，對象所呈現的性質與人的感受相融合”（《味覺思想》，第1頁）。飲酒活動處處展現著味覺的特征而與視覺迥然相異。對飲者而言，酒首先以其香味進入鼻子而打動人心，隨之又以其甘辛之味進入口舌、腸胃、血脈，“移易著飲者的身體與心靈，并進一步改變著自身所處的世界”（《味覺思想》，第3頁）。在整個過程中，酒與人始終相互融為一體而沒有距離。更為重要的是，作為一種液體，酒無形而有質，它從根本上拒絕以“形”的方式呈現，而始終以其“味”與人打交道，甚至以“味”通神，所謂“天上人間酒最尊，非甘非苦味通神”（此為朱敦儒《樵歌》之語，《酒的精神》對此多有闡釋，參見第5、249頁，以下引用本書僅注明頁碼）。同時，酒所呈現的“味”并不獨自存在，而是連接著飲者的感受。在一定程度上，飲者有何種精神世界，酒便呈現出何種“味”，這種“味”不是科學所能還原的成分，而是酒與飲者相互交織而造就的意味、情味、滋味、道味！

酒不僅使飲者收獲了“味”，還幫飲者突破了“形”。飲酒而醉，醉眼朦朧，世界便不再呈現清晰之“形”。“酒改變飲者的能力、膽量，直接體現在飲者觀物之眼遠離正常的眼睛。酒眼、醉眼觀世界，世界因此而變形。”（246頁）“醉眼與正常的眼睛不同，醉眼之所見乃變形之物。”（同上）酒的意義在于能夠“變形”，正由于此，作者把飲酒稱作“形而上”的運動，《酒的精神》對此反復論說，如“飲酒即是綿延不絕的形而上運動”（13頁）；“酒與‘形而上’沖動天然合拍”（141頁）；“一場酒就是一場精神修行，就是一場形而上運動”（242頁）；“一場醉就是一場‘形而上’運動”（278頁）；“一切的醉都具有形而上性質”（361頁）。中國思想中的“形而上”不同于西方哲學中的“metaphysical”，后者基于形式而立本體，本質是視覺思維的展現，前者則是超越“形”、突破“形”而達乎其上，最終導向的是味覺思想。把飲酒視作“一場形而上的運動”是《酒的精神》對飲酒活動的至高禮贊，其所彰顯的是酒對視覺的突破與對味覺的挺立。在這個意義上，只有在根本上領會飲酒所具有的“形而上”的意味，才能真正進入酒的精神之中。

《酒的精神》刻畫了酒不斷超越“形”并由之“而上”的歷史進程，尤其是梳理了酒與禮樂、形名、法術、玄理、佛理、天理、科學的糾葛。形名、法術、科學與視覺密切相關，甚至就是視覺精神的直接體現，禮樂既包含視覺亦包含聽覺，相較而言，玄理、佛理、天理與視覺的關系較遠，三者本身也具有味覺特征。以天理為例，程顥說：“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乃是自家體貼出來。”（程顥、程頤：《二程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424頁）“體貼”是味覺式的達乎對象的方式，明道自覺以“體貼”來刻畫與天理的關系，便凸顯了天理的味覺性。不過，當所體貼的東西以“理”的方式呈現時，無論是“天理”還是“玄理”“佛理”，它也就帶有了比較明確的形式規定，亦即帶有了一定的視覺色彩。因此，禮樂、形名、法術、玄理、佛理、天理、科學等雖與視覺關系或近或遠，但都與視覺相關，《酒的精神》著意于酒與諸種視覺形態的糾葛，敘述了酒與禮樂、形名、法術、玄理、佛理、天理、科學的爭斗，其旨趣在于以酒來突破、超越后者或強或弱的視覺性。《酒的精神》意圖揭示的是：在歷史的長河中，視覺思想不斷轉進，酒卻巋然不動，它一直以甘辛之性味移易飲者之心靈，使飲者升騰、突破、超越，正是通過這一超越，一種非形式化、非建制化的自由的真實的生命形態才得以可能。

在味道哲學中，視覺多處于被批判的位置，味覺則多被贊揚。不過，味道哲學從未將味覺視作唯一的救贖之路，贊賞味覺也不是為了讓味覺完全替代視覺。在《酒的精神》中，如上這一特征展現在“茶酒相樂，天下清和”的命題上。茶與酒都是通過性味改變飲者，它們都是味覺性的物。不過，茶之性味與酒不同，“前者苦、寒，后者辛、熱”（334頁）。由之，兩者對人的移易也不相同，“或讓人靜，或讓人動；或讓人收斂，或讓人釋放；或讓人明，或讓人幽”（334頁）。從對眼睛的作用來看，醉酒令眼睛迷離，萬物在迷離之眼中變形，但飲茶卻能令眼睛看得更清楚，《茶經》稱茶能治“目澀”，《本草拾遺》則直接指出了茶的“明目”功效。從對身體的影響來看，醉酒之后或臥或眠，飲茶卻能提神驅眠，所謂“令人少眠”（《新修本草》）、“令人少寐”（《本草逢源》）。從精神品性上來說，“酒近于樂、近于仁，茶近于禮、近于義”（348-349頁）。茶雖為味覺之物，但其使人目明、少眠、近于禮的特征無疑又使之帶有視覺色彩。對于這種“使道路更加清晰，界限更加明確”的“飲中君子”（346頁），《酒的精神》并沒有采取貶抑的姿態，反而強調作為一種理想，單純由酒之突破、融合所實現的“和”并不完整，“‘和’而不‘清’，萬物流蕩而不返，融通而無涯際，失去個體之‘個’而無序”（346頁）。面對這一狀況，茶之“清”能夠調和酒之“和”，最終實現“茶酒相樂，天下清和”的存在圖景。在“清和”圖景中，“清”與“和”相互交織，“界限”“自身”等品格雖被保留下來，但這些品格所展現的不再是視覺性，而是味覺化的視覺特征，“界限”是“融通”中的“界限”，“自身”則是“一體”中的“自身”。

視覺味覺化是視覺在中國傳統哲學中的命運，也是味道哲學對視覺的態度。從視覺與味覺關系的角度來說，這意味著味道哲學始終堅持味覺相對于視覺的優先性、根基性。在《酒的精神》中，這一對視覺與味覺關系的根本性理解在醉與醒之辨中得到了集中展現。醉后萬物變形、人物一體，“醒之后睜眼看世界，人與他人、萬物、天空大地拉開距離，脫離一體，重新對立”（279頁），因此，《酒的精神》把“醉”領會為“味覺對視覺的壓倒”而把“醒”稱作“視覺對味覺的勝利”（278頁）。在醉與醒關系的問題上，早期中國思想家多警醒“醉”而以“醒”為善，是以周公作《酒誥》而屈子以“舉世皆醉我獨醒”來自我標識，在這一認識中，“醒”高于“醉”且“醉”易而“醒”難。然而，隨著味覺思想在中國傳統中的確立，“醉”逐漸升格而“醒”也獲得了新的意涵。基于此，《酒的精神》提出了兩個相反的命題，即“醉難于醒”與“醒基于醉”。“醉難于醒”意味著味覺性的與物一體難于視覺性地把握對象，“醒基于醉”則道出了味覺對視覺的奠基意義，“沒有經歷過‘醉’的生命缺乏深度，不曾醉的人也就無所謂‘醒’”（294頁）。“醒基于醉”中的“醒”是“醉”后之“醒”，是味覺化了的視覺，這個意義上的“醒”比單純視覺式的“醒”要更能洞察天地萬物，是以陽明贊嘆“醉后相看眼倍明”。醉后仍然相看，這時的“看”不再是對象化的凝視、旁觀，而是已經被味覺化了，進入了體味、感通之域。味覺式的飲酒者進入此域，與天地萬物相感共在，其所獲得的精神生活與視覺性的觀看者大不相同。

飲者的精神生活

酒是天地的饋贈。成熟的果子從樹上落下，進入河流湖泊，經過發酵便是自然的酒，水中之魚、樹上之鳥、陸上之獸便是最初的飲者。從在天地間的位分來看，諸飲者天然地平等而無高低貴賤之分。然而，在諸飲者中，人確乎有其獨特性：人與酒相互交織，由之酒具有了精神性而人亦獲得了新的精神生活。

“飲酒是中國人過精神生活的重要方式”，這是《酒的精神》導論的標題。世上諸民族皆飲酒且多有自己的酒神，西方酒神狄奧尼索斯便因尼采之故而為現代哲學所重視，從這個角度來說，上引標題似乎也可以改作“飲酒是人類過精神生活的重要方式”。不過，特別強調“中國人”而不是“人類”仍有其重要意義，這不是狹隘民族主義的傲慢，而是有其特殊的考量。在中國傳統思想中，酒精神因其味覺特性而扮演著格外重要的角色，其余民族亦不乏酒精神，但酒精神的味覺特性并沒有得到彰顯，如西方人“對酒之熱性的認識與中國人一致，不過對酒之‘甘辛’之味卻很少提及，更不存在‘味通神’之說”（第7頁）。歸根結底，在世界各主要文明傳統中，唯有中國傳統自覺地走上了味覺的道路，因而中國人對作為精神物的酒與作為精神活動的飲酒進行了更為豐富、多樣的反思。相較而言，其余民族或重視覺、或重聽覺，因而即使重視味覺性的酒，也沒有將飲酒視作其精神生活的重要內容。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飲酒是中國人過精神生活的重要方式”。

不同時代的飲者處于不同思想背景之中，擁有不同的德性與才情，這決定了不同的善飲者雖然皆突破“形”并由之“而上”，但他們“而上”之后所處的精神世界并不相同。《酒的精神》以欣賞的姿態對歷代飲者的精神生活進行了富有情味的刻畫，通過這些刻畫，飲者的飲法如豪飲與閑飲、醉后的狀態如醉狂與醉臥、飲者的精神家園如醉鄉（醉鄉有儒、道之分）得到了極為生動的呈現。這些狀態在《酒的精神》中有層次之別，如閑飲對豪飲有所克服，醉臥對醉狂有所超越，儒家雖亦有醉鄉的理想，但這一理想畢竟根基于道家精神。不過，雖然這些區分從側面展現著味道哲學在生存論上的態度，但《酒的精神》并沒有在價值優劣的層面分判不同飲者的精神生活。

在一定程度上，《酒的精神》展現出了對醉臥、醉鄉的偏好，但也同樣看到了其中的弊端：“醉者自限于柔順的醉鄉而阻斷現實的行動，其對現實秩序的危害得以最小化。醉者不立，血性也難在”（177頁）；“向醉臥的演進彰顯出中國人內斂、內轉的文化心理，抑制住酒的沖擊力卻也使醉者血性難再”（160頁）；“醉鄉無法普遍化，注定只能是個別閑人的精神避難所”（235頁）。如果說茶酒之辨所展示的是味道哲學從來沒有將味覺崇高化而是始終意識到視覺的力量與意義，那么上述引文則清楚地表明味道哲學從來沒有因其醉鄉之柔順而忘記血性之剛健，亦沒有因對個人精神的重視而忽視天下秩序。《酒的精神》所道出的是：飲者的精神生活豐富多彩，其中一些展現著我們這個民族在很長一段歷史中的精神取向，這些取向特別令人著迷，也有深遠的現實意義，但它們亦有流弊。不過，源之流弊不能歸罪于源，酒無辜而飲者無罪，正由于此，無論世俗意見如何詆毀酒，《酒的精神》仍然借晏殊之語吟唱“人生不飲何為”，借樂天之詩召喚“不如來飲酒”。

在“人生不飲何為”“不如來飲酒”的召喚之中，應當豪飲還是閑飲、應當醉狂還是醉臥、應當逍遙于道家醉鄉還是安家于儒學醉鄉，這些選擇被交付給了每一個具體的飲者。對當下人來說，古人提出的不同的精神生活完全可能存在于同一個人身上，因此，《酒的精神》對古代不同飲者精神生活的玩味并不是以古律今，而只是為當今飲者提供精神參照以更好地獲得自我理解。實際上，從酒所具有的“變形”功能來說，飲酒中“應當”是作為“禮法”的一種表現而被突破了的。對真正的善飲者來說，最好的情況是，在前賢的感召下開辟出新的飲法與飲酒狀態，那樣才合乎酒的精神。《酒的精神》對此有深度自覺，是以提出了“意不在酒，亦不離酒”的命題，“不在酒”意味著飲者并非僅僅追求生理性的愉悅，其所追求有超乎生理者，“不離酒”意味著飲者所追尋的精神生活不離乎日常有味之物與有味之事，這一精神生活奠基于切身感受而非思辨構造。應當說，這一命題是味道哲學所開辟的飲酒精神，最鮮明地展現著味道哲學對酒的態度。

飲者之意不在酒又何所在？在于“真”！這里的“真”并非“真理”之“真”，亦不同于儒家“真誠”之“真”，而是指鮮活生命的真實展現。《酒的精神》感嘆道：“人世日益演進，‘真’卻日益稀缺；‘真’愈難得，人們慕‘真’、求‘真’之念愈烈。”（350頁）“真”難以呈現、難以尋覓，既由于世俗之人沉溺于功名、利祿、權位而不能自拔，亦由于世俗以禮樂、形名、法術、天理、科學諸“形”來自我規訓。“真”既難尋，何處求“真”？《酒的精神》基于古今飲者的真實體驗，提出了以“醉”顯“真”的進路，“‘醉’既能產生‘真’，也能呈現‘真’；既能樂‘真’、養‘真’，也能保障不失‘真’”（同上），飲者“甚而斷言‘惟有醉時真’，將‘醉’作為‘真’的必要前提與呈現場域，以及精神生活的本源。”飲者進入醉鄉，功名、利祿、權位便都失去了意義，當此之際，飲者超脫世俗進而達至自然之境，無雕飾的真實生命便得以展現出來。“醉”之“真”既表現為無雕飾，又表現為突破禮樂、形名、法術、天理、科學諸“形”而進入與物同在的一體之境，這不僅對道家如此，對儒家亦如此。例如，“在王陽明的思想中，醉并不意味著良知被蒙蔽。他時常飲酒，也時常醉。在他看來，醉并不可怕，此乃物我人事融契一體的自然表現。……醉臥山間，明月清風相伴，良知與山川日月同在”（293頁）。在一體共在之境，萬物陪伴飲者，飲者照料萬物，這是味道哲學視域中飲者在天地間的生存姿態。

“陪伴”是恬淡精神的展現，“照料”則展現著照料者的溫情與敬意，在《酒的精神》中，后者與天地間另一種液體深度相契，這種液體即是淚。從《酒的精神》的章節安排來看，《“敬酒”與“還淚”》是最后一章最后一節，整部書也在此節達到了高潮。因為，只有在此節，飲者的精神世界才得到了完整的呈現。說起來，酒與淚的性味并不相同，“前者甘辛，后者咸。甘辛之味使人發散，飲酒使人釋放郁結而舒展；咸味使人收攝，流淚讓人含斂、凝聚”（366頁）。然而，飲者有淚，酒與淚先天地結盟。首先，淚同樣具有“形而上”的意義，“流淚如同飲酒，是一場超越視覺、由視覺而味覺的形而上運動——眼中不再有‘形’，只有無形的、咸咸的淚。眼中有淚，我們不再‘看’外在于己的世界，世界萬物被淚水浸染，也會被咸咸的淚水穿透”（372頁）。其次，淚尤其是血淚同樣展現著真實的生命，“對世人而言，酒后真，淚中人更真。流淚可以偽裝，但血淚絕對真。流血淚者有血性——真性中的真性”（378頁）。更為根本的是，淚是對世界的態度，展現的是流淚者心之傷、心之疼、心之痛、心之悲，是此心與他心的一體相連的佐證。天地以甘露澆灌，被澆灌者以眼淚酬報，《酒的精神》所提出的“澆灌-酬報”（376-383頁）的神圣譜系為理解天地、萬物、人事開辟了新的可能，這種可能與酒的精神相輔相成，同樣展現著味道哲學在生存論上的姿態。

酒與淚性味有別，前者升騰而自由地進入天空，后者沉降而深為大地所牽絆，然而，飲者有淚，酒淚合流，天空與大地在飲者的精神世界中相交織，飲者由此實現了與萬物同情一體的境界。在一體同情中，飲者與萬物相互陪伴與照料，飲者之恬愉與平淡、溫情與敬意得到了完整的展現，這是飲者真實的精神生活，是味道哲學對在世者的深切寄望。

從《酒的精神》看味道哲學的方法論

自覺于方法論上的探尋與突破是味道哲學的顯著特征。《味與味道》的“緒論”名為“味道：追尋中國哲學方法論”，這既是開宗明義地把作為動詞的“味道”視為中國哲學獨特的方法，亦是將“味道”作為自身研究的方法來追尋中國哲學。“味道”之“味”是“品味”、是“玩味”、是“解味”，是“把玩”在己之中或與己一體的有味者并將之呈現出來，而所呈現的出來的乃是味覺式的道理，或者說，是有味之道、含味之理，而且諸道理之間絪缊貫通。這種味覺式的玩味迥然不同于視覺性的分析，后者是旁觀式的、對象化的，其所探究出來的是定理、條理，它們獨自構成一個世界，相互之間僅具有邏輯上的關聯，和人亦僅具有外在關系。舉例而言，天地之道關聯著領會著并生存于天地之間的人，而行星運行之理則無關乎人的認知，兩者在存在論上處于不同層次。

在《酒的精神》中，味道哲學的方法論特征得到了具體呈現。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飲酒”被《酒的精神》視作思想方法，書中對此多有強調，如“飲酒還是精神修行者的思想方法與修行方式”（150頁）；“飲酒是普通飲者過精神生活的重要方式，是思想者的思想方法”（192頁）；“飲酒超越欲望，逐漸被士人當作思想方法”（參見13頁、240頁、302頁），等等。“飲酒”之“飲”乃品味之“飲”，所飲之酒乃有味之物、含道之物。就此而言，“飲酒”即是“味道”，或者說，作為思想方法的“飲酒”是“味道”的具體展開，“飲酒乃味覺活動，以飲酒證明世界之真實可以說是對秦漢發展起來的‘味道’方法論的繼承與發展”（306頁）。一般來講，“味道”的方式很多，除飲酒外，漫步、靜坐、讀書、參禪以及日常灑掃應對等皆可視作“味道”的方式，既如此，飲酒又何以能夠高標特立進而被視作一種思想方法？關鍵之處在于，相較于“味道”直接面向大道，“飲酒”是在與具體之物的融合中來體會大道，是在身體與心靈的交織變化中來領會大道，這是“‘日用即道’觀念的具體運用”（317頁），亦是“道在物中、即物求道”觀念的具體運用。在當代中國哲學特別注重對“道”的直接追尋的思潮中，將“飲酒”視作思想方法彰顯了切己之物的重要性，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酒的精神》堪稱一部求道思潮中的味物之作。

關注切己之物意味著將思想引向了日常生活，引向生活深處的一般經驗。“日常”意味著切身，“生活”意味著與思者的生命感受相連，“深處”意味著若非用特定態度、方法則所思的切身感受雖日用而不知，“一般”意味著所思雖然連接著思者的感受但仍具普遍性而非私人性，“經驗”則意味著始終關切此岸的世界而不去彼岸進行思辨構造。生活深處的一般經驗，這是“飲酒”的指引，是“味道”之何所“味”，亦即是味道哲學始終玩味的對象（參見《味覺思想》，16頁）。進而言之，對所玩對象之意味的呈現也需要特定的方法，在這個層面，味道哲學亦有自己鮮明的特征。

首先，玩味小詞，滌蕩大詞。作為中國哲學的當代新形態，味道哲學沒有忽視中國哲學的傳統概念與問題，但它不再直接面對哲學史中的超級概念與超級問題，而是首先關注傳統思想雖常用而未大詞化的小詞，這些詞往往意味深遠。例如，《味與味道》的核心概念是“味”“感”“羞”“形”“象”等，《漢語思想中的忙與閑》的核心概念是“忙”“累”“煩”“怕”“盜”“柔”“空”“節”“閑”等，而《味覺思想》的核心概念則是“形”“體”“理”“溫”“淡”等，這些詞多是小詞。玩味小詞的方法在《酒的哲學》中同樣得到了鮮明體現，在此書中，酒的精神與飲者的精神世界是通過“酒”“醉”“閑”“茶”“淚”“遠”“醉鄉”“醉臥”“醉狂”“閑飲”等詞的勾連而呈現的，在歷史長河中所形成的這些詞意味深長雋永，而《酒的哲學》對這些詞的分析同樣極富意蘊，讀之如癡如醉如飲醇酒。

玩味小詞并不意味忽視大詞與大問題。實際上，味道哲學是通過對小詞的玩味來為重新理解大詞和大問題開辟思想空間，如《味與味道》通過對“味”“感”等小詞的討論與使用令“物”“道”等大詞以及中國哲學的特性等大問題獲得了新的理解，《漢語思想中的忙與閑》借對“忙”“閑”等小詞的討論呈現當代人的精神狀態，《味覺思想》討論“溫”“淡”等小詞的旨趣亦在重新理解儒、道精神基調等大問題。在《酒的精神》中，核心概念是“酒”“醉”等小詞，但通過對這些小詞的討論，“禮”“樂”“名”“法”“性”“理”“道”“德”等中國傳統哲學中的超級概念都能夠獲得新的理解。此外，面對大詞，味道哲學常常會追尋其原義或曰經驗義，而且特別擅長通過“拆”與“合”的方式來追溯大詞的原義、經驗義。這一方法往往能夠滌蕩籠罩在大詞上的迷霧，剝離附著在超級概念上的種種“誤解”，進而使其重新煥發出原有的意味。這種將大詞小詞化的努力在《味覺思想》對“形而上”“本體”“天理”等概念的討論中展現得最為鮮明，在《酒的精神》中，“形而上”是理解酒之精神的核心概念，而該詞的含義乃是超越“形”并由之“而上”，這一含義正是對作為大詞的“形而上”進行滌蕩之后才能獲得的理解。

其次，重視歷史，關注日常。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哲學的研究被等同于中國哲學史的研究，而缺乏對哲學本身的探究。近些年，中國哲學研究者的哲學自覺愈發明顯，但其所關注的問題或者抽象而遠離生命經驗，或者關聯的是古人的或西方人的生命經驗，對自身當下的日常經驗缺乏關注。相較而言，味道哲學既重視歷史，又關注日常。歷史提供了古人的智慧，日常則使相關研究具有動人的活生生的力量，在味道哲學中，兩者相互交織難以分割，《酒的精神》即鮮明地展現了這一特征。從《酒的精神》章節安排來看，第一章討論了先秦、兩漢、宋、明的飲酒經驗，第二至四章則討論了歷代重要飲者如陶淵明、李白、王績、白居易、晏殊、蘇軾、陸游、陳白沙等前人的飲酒經驗，第五章論茶與酒、醉與真、酒與淚也是基于莊子、王陽明、曹雪芹等人的文著而加以發明。對古人飲酒經驗的反思并不是以古論古，而是連接著對自身日常經驗的理解展開的。或者說，《酒的精神》不是對古人經驗做邏輯上的抽象與思辨，而是連接著日常經驗來使古人的經驗再次具象化。從根本上來說，味道哲學所討論的經驗是一般經驗，對該經驗的具體感受因人因時而異，但這些感受內在貫通并仍具普遍性。正因此，在味道哲學對諸經驗的分析中，歷史的維度與日常的維度交織在一起，兩者相輔相成、交互成就。

再次，拓展哲學探究的文本與現象。哲學如果被理解為對基礎生存經驗的玩味，那么哲學研究的對象就不會僅僅是哲學家的作品。換言之，當研究者把自己的目光更多集中在小詞并更加注重一般經驗，那么相關研究就不會局限在傳統被視作哲學的文本之中，這在味道哲學中表現得格外突出。自《味與味道》開始，味道哲學就不斷將自己的視野拓展出哲學文本，由此，醫書、詩賦、小說、書畫等等都進入了研究的視野。實際上，一切能夠蘊含一般經驗、展現切己現象的作品都為味道哲學所留意。《酒的精神》以古今酒經驗為討論對象，自然更不局限于所謂的哲學典籍，《酒的精神》“余論”談到：“作為基本生活之物，酒與不同層次的活動關聯，有的進入經典文本，更多的散落在與生存感受直接相關的詩詞歌賦、筆記小說甚至蕪雜的野史中。因此，本書取材非唯經史，亦不限于子集。”（391頁）進而言之，文本上的拓展是表層的，更深層的是哲學研究的現象的拓展。在味道哲學看來，一切凝結著人類精神的現象都應當是哲學玩味的對象，對這些現象的玩味不隸屬于本體論、認識論、倫理學、美學、政治學、科技哲學等建制化的哲學分支，但又由于其思入生活深處的一般經驗，也就能夠為重新理解諸分支哲學開辟視野。因此，味道哲學不是對以往哲學研究的替代，也不僅僅是一個補充，其以“味”為方法，以“道”為旨趣，為人類精神現象的研究提供了新的進路，打開了新的天地。

結語

在乏味的時代，味道哲學以重建有味的生活為旨趣。面對視覺不斷獲得統治權而世俗化不斷拓展的時代狀況，《酒的精神》以玩味、解味為態度與方法來進入酒，酒便不再以科學的、世俗的面目呈現出來，而是呈現出其精神性的意味。《酒的精神》以其深情召喚著：一種深富意味的生活是值得過的，而飲酒正是進入有味生活的一條現實可行的途徑。在乏味、煩悶、無聊、疲憊的生活中，不如來飲酒，不如大醉一場。即使醉后仍要醒，但基于醉的醒將會讓我們領會不一樣的生活。這種生活，無論如何難得，其真實性是無可置疑的，古人深契于此，《酒的精神》亦深契于此并以此感召，愿在世者于此感召下在乏味時代過上有味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