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松成教授去年在《比較》雜志發表文章《消費也是另一種投資——兼論消費與投資的相互促進與良性循環》（該刊2024年第2輯），提出消費與投資的良性互動，是短期促進經濟增長的良藥，更是長期持續發展的密鑰。目前我國消費率還遠未達到最優水平，適度提高消費率不僅能促進經濟平穩發展，也有助于提升投資效率；應重視發揮消費對投資和技術進步的引領和促進作用。具體來說，經濟增長模型無一例外強調全要素生產率或勞動生產率的作用，但忽視了技術進步是孕育于投資和消費過程中的。此外，消費適度增長也能提高資本回報率，但這一點較少被提及。

本文為上述《比較》文章的縮減和修訂版，由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發布。

01

消費與投資之間的關系

一

單看“三駕馬車”容易割裂消費與投資的關系

經濟增長在任何時代都至關重要。通常我們采用 GDP（國內生產總值）及增速來衡量經濟增長。GDP的統計方法有多種，其中，支出法易于統計，疊加凱恩斯經濟學總需求分析框架盛行，因此將最終需求分解為消費、投資、凈出口這“三駕馬車”是宏觀經濟常用分析方法。

然而，這種“三分法”是一種靜態分析方法。基于此爭論消費或投資誰更重要時，往往容易管中窺豹。從“三駕馬車”對GDP增長貢獻率來看（見圖1），消費和投資的貢獻率常常此消彼長，因此容易誤認為二者存在相互排斥的關系，更無法反映消費與投資的相互作用。事實上，消費和投資類似于DNA雙螺旋結構交互前進，不應將其割裂看待。

如果我們沿著一條時間軸，去理解二者的關系，可以發現：在僅關注單期的情況下，容易形成消費與投資競爭瓜分蛋糕的看法，從而將消費和投資割裂開來，認為兩者是此消彼長的關系。如果進一步考慮多期，投資的地位會上升。這是因為當期投資能夠抵補資本折舊并增加下一期投入生產的資產，進一步產生下一期收入和消費，投資作為各期生產活動“連接器”的作用將會放大。而如果從長期考慮，那么消費的地位又會上升。人類經濟活動的最終目的是消費，關系到國民福祉，關系到人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是一切生產活動的終極意義。一切供給最終都要依靠消費實現其價值。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消費也是維系勞動力可持續供給的條件，是用于維系勞動者體能或智力的人力資本投資。這不同于狹義的資本品投資。

二

消費與投資之間存在相互促進關系

從微觀層面看，投資和消費在資源分配上可能存在競爭關系。在家庭層面，居民過多地將收入用于投資或儲蓄，就會減少日常消費支出。在政府層面，過多地將公共財政支出用于公共投資可能會擠占公共財政中本可用于支持居民消費（如社會福利、消費補貼等）的資金。

從宏觀層面看，投資和消費是互相影響的。首先，投資可以促進消費。當企業增加投資時，一般會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提高勞動者收入，進而增加消費。同時，投資常常伴隨著技術創新和生產效率提升，擴張的供給可以降低商品價格或增加新型商品供給，刺激居民消費。其次，消費會作用于投資。投資通常是基于對未來資本回報率的預期，強勁的消費市場通常意味著企業預期銷售和利潤增加，激勵企業進行更多的投資活動。隨著消費者偏好的變化和需求的升級，企業需要不斷投資于研發和技術創新，滿足消費者需求。這種創新投資不僅增強了企業競爭力，也推動了整個行業的技術進步。因此，以消費需求為基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更加易于發現有合理回報的投資方向，提升經濟運行的效率，并推動實現經濟總量的增長。只有無效的投資，沒有無效的消費（除了浪費）（盛松成等，2023）。

消費和投資之間的因果關系是可以隨著時間轉換的，這也符合我國國情和發展階段的特色。改革開放以來，早期我國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商品供給短缺，經濟增長主要由投資驅動；隨著經濟快速增長，商品供不應求的局面轉變，投資邊際回報率下降，消費逐漸決定投資的走向。

02

什么是消費和投資的良性循環

一

消費與投資的理論關系：來自經濟增長模型的解釋

當前有一種觀點強調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性，認為應該盡可能依靠投資來促進經濟增長和技術創新。實際上宏觀經濟學理論模型早有討論。索洛模型和拉姆齊-卡斯-庫普曼模型分別從儲蓄率外生或內生的角度，動態地闡述了經濟增長過程中消費和資本的關系：

首先，投資對經濟增長很重要，或者說儲蓄率對經濟增長很重要。儲蓄率的高低決定了經濟達到穩態時的經濟產出水平，即決定了經濟規模所能達到的高度。其次，儲蓄率并不是越高越好，或者說投資不是越多越好。儲蓄率過高會忽略消費的意義，而實現長期內總消費最大化才是全社會的目標。不僅如此，過高的儲蓄率會帶來資本存量擴張，與之伴隨的是維持投資水平上升，即維持規模如此巨大的資本存量使之不萎縮就需要保證每期投資不能停止或減少。最后，消費與投資之間存在最優組合。對各個經濟體而言，何為最優增長路徑以及政策如何實現最優增長路徑，受到競爭格局、文化習慣、風險偏好等諸多因素影響。

二

中美投資與消費比例的對比

根據世界銀行數據，美國的資本形成總額占GDP的比重相對穩定，在20%~26%之間波動。而中國的比重從20世紀70年代初的31%波動上升至2011年的46.7%，隨后小幅下降穩定在43%左右（見圖3）。美國的消費支出占比相對較高，且總體上保持相對穩定，表明美國的經濟模式更加注重消費。在1972年至2021年，美國最終消費支出占GDP比重的變化范圍在75.75%~85.13%。中國消費支出占比在2000年后有所下滑，從63.6%跌至2010年的48.9%，隨后小幅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在經濟衰退期間（如20世紀80年代初期和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美國最終消費支出占GDP比重有所上升，主要是因為投資和出口減少，消費在經濟中的比重相對增加。然而，在此時期，中國的資本形成總額占比則呈現上升趨勢，反映了兩國政策著力點的差異。新冠疫情期間，中美的儲蓄率均有所上升。美國的儲蓄率上升主要是因為發放的大量財政補貼增加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而在補貼政策停止后，該部分超額儲蓄迅速轉化為消費。但中國的情況有所不同，由于經濟不確定性增大，大多數居民選擇預防性儲蓄。

三

消費與投資之間存在最優組合

加大投資固然能夠做大經濟規模，但也有代價，那就是減少人們的消費及福祉。經濟增長模型提出的“黃金規則”是：當經濟達到穩態時，其資本存量所對應的資本邊際回報率恰好等于人口增長率、技術進步率和折舊率之和。這樣既不會過于抑制消費，也不至于罔顧產出。

本文通過實證檢驗發現，消費占比存在顯著的門檻效應，即當消費占比高于78.7%時，資本形成增速對GDP實際增速的促進作用明顯提升。目前中國的消費占比還遠遠沒有達到最優水平。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是重投資而不重消費。這種模式側重于增加資本投資和生產能力，即通過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工業化和城市化來推動經濟增長和就業。該模式在推動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也存在明顯的弊端。產能過剩、資源錯配、發展不均衡等問題日益突出，同時，大規模投資和快速工業化造成了嚴重的環境問題，包括資源過度消耗和環境污染等。

03

如何促進消費和投資的良性循環

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報告提出了促進消費和投資良性循環的兩個辦法：一是激發有潛能的消費，二是擴大有效益的投資。那么，何為有潛能的消費和有效益的投資？簡單來說，有效益的投資就是產出最終能實現銷售并獲得利潤的投資，這是由需求端和供給端共同決定的；有潛能的消費則是能促進投資不斷產出并擴大生產的消費，這主要取決于需求端和供給端的相互影響。

消費在宏觀經濟理論中一直占據重要地位。亞當·斯密早有言在先，“消費是生產的唯一歸宿和目的”。馬克思則將消費和生產看成一個矛盾統一體，消費決定于生產又反作用于生產，消費是社會再生產得以進行的重要條件。古典經濟學強調個體應該節制消費，更多儲蓄，形成資本，推動經濟增長和長期繁榮。這種對消費的看法與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有關。多儲蓄、多投資有利于資本積累和經濟增長，但凱恩斯則認為過少的消費、過多的儲蓄在沒有足夠多的投資需求與之匹配時會導致總支出下降，引發大蕭條。

相較于豐富的消費理論，專門討論投資的經濟理論要少得多，主要共識在于維持一定水平的投資對經濟正常運行是必須的，以及資本回報率對投資的牽引作用巨大。值得指出的是，資本回報率也與消費有關，但這一點較少被提及。投資最大的風險是產品賣不出去，也就是馬克思說的“驚險的跳躍”。因此，決定投資的主要因素是消費，只有下一期消費擴大，才能增加當期投資。只有以需求為牽引，特別是通過消費實現產品的銷售，才會有資本回報率并引至投資需求。

此外，傳統經濟理論存在一定局限性。經濟增長模型無一例外強調全要素生產率或勞動生產率的作用，但忽視了技術進步是孕育于投資和消費過程中的。消費與投資對全要素生產率增長都很重要，而現有的經濟增長模型未能刻畫這種交互影響。

消費是經濟穩定增長的重要因素。投資往往是波動的，特別是在經濟不確定性增加時。然而，消費通常是相對穩定的。通過消費來帶動投資，發揮消費對投資和技術進步的引領和促進作用，有助于降低經濟波動，保持經濟增長的穩定性。

04

結論

消費和投資的關系隨著時間發生變化，消費與投資之間存在正均衡關系，這是傳統經濟學文獻所忽視的。我國消費占比仍遠低于最優水平，經濟增長模式應由政府引導投資為主逐漸轉變為以消費促進投資為主的模式。

投資是延遲的消費，消費則是另一種投資。當個人或企業進行投資時，是將當前的資源用于生產或發展，而不是立即消費，這意味著他們將享受回報和利潤的時間推遲到未來。因此，投資可以看作將當前的消費延遲到未來。消費則不僅僅是滿足當前的需求，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種對未來的投資。通過消費，個人或家庭可以提高自身的生活質量、滿足需求，并為未來的發展提供基礎。同時，消費對投資和技術進步有引領和促進作用，成為一種潛在的投資力量。消費與投資的良性互動，是短期促進經濟增長的良藥，更是長期持續發展的密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