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哲資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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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不足究竟是能力問題還是態度問題？東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蘆哲分享解析

5月21日，在以“政策落地促進經濟企穩，長期動能亟待改革攻堅”為主題的第78期CMF宏觀經濟月度數據分析會上，東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研究所聯席所長蘆哲圍繞困擾當前中國經濟增長的“消費不足問題”進行了分析。

蘆哲指出，當前我國已經明確了通過擴大內需來對沖外需收縮的經濟增長思路，而消費則是擴大內需的主要抓手。無論是解決當下經濟增長壓力，還是維持經濟長期行穩致遠，都需要拉動消費上行。

“中國的消費問題存在著很多爭論，到底是收入低導致的消費能力問題，還是消費意愿問題導致的消費態度問題？”蘆哲談道，居民消費率是衡量消費的重要指標，即居民消費支出在GDP的占比。

通過對有可比數據的38個國家進行居民消費的拆解比較，包括亞洲3個（日本、韓國、土耳其）、歐盟27國、北美3個（美國、加拿大、墨西哥）、中南美洲3個（巴西、智利、哥斯達黎加）、非洲1個（南非）、大洋洲1個（新西蘭）。2022年中國居民消費率僅為37.2%，比38個國家的平均水平（53.8%）要低16.6個百分點。

為了研究中國消費率為何偏低，蘆哲將居民消費率拆解為6個因素，并逐個因素進行國際比較。蘆哲表示，居民消費率=居民消費支出/GDP，可拆解為（居民消費支出/居民可支配收入）x（居民可支配收入/GDP），可以推導出居民消費率可用消費傾向x居民部門收入來衡量，而居民部門收入則由初次分配（勞動報酬、營業盈余、財產凈收入）和二次分配（居民所得稅和財產稅、其他轉移凈收入）共同構成。

因此，蘆哲將消費率問題從消費傾向、收入、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等四個層面進行了解析。

消費傾向比居民收入影響更大，中國居民消費傾向較低

在消費傾向層面，消費傾向比居民收入影響更大。中國居民消費傾向較低，這是中國消費率較低的一個主要原因。統計數據顯示，2022年，我國居民消費傾向為62%，而38個國家平均為92.3%，最低是盧森堡的82.1%。與我國地理和文化相近的日韓，消費傾向在88%左右；與我國人均GDP水平接近的5個國家（1萬美元上下，土耳其、巴西、智利、哥斯達黎加、墨西哥），消費傾向均高于90%。

具體看來，影響消費傾向的有以下6個因素。

①房地產對消費率影響比較大，達到11.7個百分點。從2020年和2021年的平均數據看，居民固定資產形成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中國達到了20%，而38個國家平均只有8.3%。我國房價收入比偏高，家庭需要長期儲蓄很大一部分收入才能負擔得起住房，直接減少了當前的消費；購房后也要持續還貸，儲蓄也不會停。2021年中以來的這輪房地產下行周期，雖然居民減少了購房支出（可支配收入中用于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從20%降至15.9%），但是增加了預防性儲蓄，從房地產市場釋放出來的資金并沒有進入消費，因而消費傾向沒有多少變化。

②文化傳統，勤儉節約、偏好儲蓄的社會氛圍也壓低了消費傾向。比如文化相近的日韓2022年消費傾向也比其他國家低4個點左右，但這不足以解釋中國消費傾向比日韓低二十多個點的差距。隨著Z世代、00后消費傾向發生變化，傳統也在發生變化，但目前社會消費主體還沒有完全向Z世代演進，可以看出傳統文化影響依然存在。

③社保不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的不足迫使家庭為未來的不確定性增加儲蓄，從而降低了當前的消費水平。

④投資重于消費的發展路徑。消費傾向的反面是儲蓄率，通常在發展早期，各項經濟制度都更偏向于投資和積累，對應更高的投資率、儲蓄率和更低的消費傾向。比如日韓的消費傾向呈現明顯的U型趨勢，在工業化前期，經濟制度重投資輕消費，消費傾向下降；而在工業化后期，出現了投資型社會到消費型社會的制度變遷，如居民收入提升、休假、社保、消費環境等制度的改善，帶來了消費傾向的回升。對于日韓而言，兩國的消費傾向分別在70年代初、80年代末降至低點，隨后回升。

⑤人口周期。成年之前、老年之后，生命周期的兩頭具有較高的消費傾向，消費傾向會伴隨人口撫養比變動。

⑥預防性儲蓄。

我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略高于38國平均水平

在消費能力層面，2022年我國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為60%，略高于38個國家平均水平（58.2%）。

很多觀點認為中國居民收入占比低于其他國家，兩方面原因導致了這一錯誤觀點的廣泛傳播。

一方面是樣本選擇的誤差，經常用來做比較的國家，居民收入比重都高于我國，如美國（75.2%）、日本（63.1%）、英國（63.7%）、法國（64.5%）、德國（63.2%）。但如果比較更多地區，就會發現還有很多國家的居民收入比重是低于我國的，如北歐4國的居民收入平均比重僅為46.1%，歐盟27國平均為59.8%，都低于我國。

另一方面是口徑差別，很多觀點使用中國微觀收入口徑，但2022年居民收入的微觀數據比宏觀數據要少20萬億。2022年，根據統計局微觀調查數據，中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68萬元，按照14.1億人口算，居民收入大約52萬億元，五經普調整前的GDP為121萬億元，微觀口徑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為43%。而宏觀口徑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是72.7萬億，占GDP比重是60%，收入規模相差20萬億、比重相差17個百分點。

財產凈收入偏低致我國初次分配收入占比低于38國平均水平

在初次分配方面，我國居民初次分配收入占GDP比重（61.4%）低于38國平均水平（63.2%），主要是財產凈收入偏低，其他收入并不低（勞動報酬+營業盈余）。

然而，中國勞動報酬比重偏高，主要是統計口徑帶來的差異。SNA2008設置了混合收入科目，包括自雇者在企業勞動所應獲得的勞動報酬以及這類企業所獲得的盈余，混合收入通常跟營業盈余放在一起。而我國將自雇者（農戶和個體經營戶）的勞動報酬和盈余分開，分別計入居民收入的勞動報酬和營業盈余科目。

也就是說，我國的居民勞動報酬在口徑上比其他國家多了自雇者的勞動報酬，致使勞動報酬占GDP比重偏高，2022年我國是52.4%，而38國平均是43.6%。但如果考慮到口徑差別，合并來看“勞動報酬+營業盈余”占GDP比重則差別不大，中國為58.2%，38國平均為57%。

我國居民財產凈收入比38國平均低3.2個點，是拖累初次分配收入的主要原因。2022年我國居民財產凈收入占GDP比重為3.2%，而38國平均為6.2%，我國居民財產收入偏低。財產凈收入水平偏低是我國居民初次分配收入低于其他國家的主要原因。

我國居民財產收入形式單一，主要依靠存款利息，企業給居民的分紅收入嚴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2022年，我國財產收入中76.2%來自利息收入，只有10.2%來自企業分紅，表明居民財產收入依賴于存款利息，企業分紅太低。38個國家平均來看，利息收入占財產收入的比例只有19.4%，而紅利收入占財產收入的比例高達55.7%。

我國居民二次分配凈收入高于38國平均水平，稅負輕的同時社保凈收入偏低

在二次分配方面，我國居民二次分配凈收入高于其他國家。2022年，我國居民轉移凈收入占GDP比重為-1.4%，高于38個國家均值-5.0%。主要原因是所得稅和財產稅的稅負輕、稅后收入高。另外，二次分配中我國居民的社保凈收入偏低。

我國居民二次分配凈收入高于38國平均主要原因是個人所得稅和財產稅負擔輕。2022年，我國居民繳納的所得稅和財產稅占GDP比例僅為1.2%，比38國平均8.1%的水平要低6.9個點。我國稅制體系以間接稅為主，2023年增值稅和消費稅占稅收收入的47.2%，個人所得稅僅占8.2%，而居民房地產稅目前僅在上海、重慶試點。可支配收入是稅后收入，我國以間接稅為主，個稅和財產稅等直接稅低，自然有助于抬高居民稅后收入。

稅負輕的同時，社保凈收入偏低。2022年，我國居民“除納稅外的轉移凈收入”占GDP比例為-0.1%，而38國平均為3.1%，并且38個樣本國家里只有6個國家小于0，大多國家都為正。我國城鎮居民的養老保險并不低，主要是農村養老金偏低，以及失業保險受益率偏低。

研究顯示，跟38個國家相比，我國居民消費率低主要是消費傾向低（中國62%，38國平均92.3%），我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并不低（中國60%，38國平均58.2%），通常前者代表消費意愿，后者代表消費能力。這是否意味著我國居民部門并不缺錢，而是“有錢不愿花”？

蘆哲指出并非如此，我國居民整體收入不低于國際平均，但大多數居民收入還是偏低。按照“勞動報酬+營業盈余+財產凈收入+轉移凈收入”占GDP比重，我國為61.3%，明顯低于38國平均水平66.3%。只是我國居民交出去的收入偏低（居民所得稅和財產稅），因此經過稅收調整后，居民收入比重變成中國60%，38國平均58.2%。

由于所得稅和財產稅是中高收入者承擔更多稅負，少交所得稅和財產稅影響更大的也是中高收入者。在61.3%比66.3%和60%比58.2%這兩組數據里，前者可能更能反映大多數居民收入的國際對比，后者是加入少數中高收入者后的國際對比。因此，著眼大多數居民來看，收入比重可能仍然偏低，即中高收入者存在“有錢不花”、消費傾向低的現象，但大多數國民仍然是有消費意愿但缺少消費能力。

二次分配可以實現居民總收入不變的情況下，消費傾向提高。

談及對于擴大消費的政策建議，蘆哲表示重點應放在二次分配上。他認為，假設將居民個稅和財產稅的稅負提高到跟38國平均水平一致，提高稅負的同時提高轉移支付水平，將增加的這部分稅收以轉移支付的形式全部給予中低收入者，預計可以提高居民消費率1.3個點。

蘆哲表示，我國居民個稅和財產稅占GDP比重，相比38國平均要低6.9個點，按照五經普調整前的121萬億GDP計算，這部分資金量約為8.3萬億。假設中低收入者和中高收入者的消費傾向分別為82.6%和61.7%，則8.3萬億用于中高收入者，帶來的消費是5.3萬億元，用于中低收入者帶來的消費是6.9億元。因此，通過完善二次分配環節的收入調節作用，可以實現居民部門總收入不變的情況下，居民消費增加1.6萬億，居民消費率提高1.3個點、消費傾向提高2.2個點。

對于增加二次分配收入，蘆哲也提出了幾點政策建議。

①提高失業保險受益率。當前我國失業保險的受益率偏低，只有14.7%的失業人員能夠領取失業保險。受益率衡量的是失業人群中有多少人能夠領取到失業保險。失業保險領取難度大，其中一部分原因是領取門檻高，特別是規模龐大的靈活就業人員難以獲得“非因本人意愿中斷就業”的證明。因此，提振消費的另一個方向是提高失業保險受益率，讓繳納保險的失業人員大多能領取到失業保險，提高這部分人群的生活保障能力和基本消費能力。

②提高農村養老金。由于農村老人主要通過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領取養老金，因此通過專項補貼提高城鄉基本養老金標準，相當于大規模“養老金下鄉”，可以激活大量低收入老人的基本消費。2023年基本養老保險支出4612億元，1.7億人領取，每人月均領取222元左右。這意味著，靜態情況下，額外增加2000億資金，即可實現1.7億退休老人每月增收100元、每年增收1200元，收入的平均增幅達到50%左右。

③增加醫保個人繳費補助。當前醫保個人繳費對低收入家庭和農村家庭負擔較大。當前我國居民醫保繳費標準是財政補助不低于670元、居民個人繳費不低于400元。可以考慮通過補貼低收入者和農村家庭醫保個人繳費的方式來激活消費。截至2023年末，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參保人數為9.63億人，如果對農民等低收入群體個人繳費400元的部分由財政承擔一半，如果覆蓋面達到5億人，每年財政支出1000億，考慮中低收入群體具有較高的消費傾向，財政代繳的1000億大部分都能轉化為消費。

此外，也要重視青年就業問題。由于存在“青年就業→收入→青年消費→整體消費”的傳導鏈條，因此通過提振青年就業，可以有效擴大整體消費。中長期需要從兩方面著手，解決教育結構和就業結構的錯配問題，穩定青年就業。

一方面是從高等教育改革著手，教育改革既要更適應經濟轉型和國家發展戰略，也要注重職業技能和職業發展，從高校端加強學生與就業市場的對接。

另一方面則是重點支持發展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對金融、商務服務、信息技術等行業，制定中長期發展規劃，穩步創造更多知識密集型崗位需求，去年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也指出“聚焦重點環節分領域推進生產性服務業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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