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王嘉銘

摘要：

刑事案件辯護制度的目的，是通過賦予并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辯護權的行使，制約國家公權力的濫用，在控辯平等的構造下，確保司法公正與程序正義。有效辯護和無效辯護作為刑事辯護的正向和反向標準，分別從應然的權利賦予和權利救濟層面，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訴訟程序獲得公正的審判以及罪責刑相適應的結果。我國刑事訴訟法經歷了3次修改，雖未明確將有效辯護原則予以立法化，但已經構建了廣義的有效辯護理念，通過認罪認罰制度確立、刑事辯護全覆蓋的推行、以及刑事辯護制度的改革、以及辯護權的擴充和強化等，優化了辯護權的運行環境。有學者認為，我國憲法和刑事訴訟法所確立的“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原則，可以擴大解釋為“被告人有權獲得有效辯護”的原則。[1]筆者認為，在廣義范圍內已經認可有效辯護原則的基礎上，應當在第四次刑事訴訟法修改中嘗試構建無效辯護制度，提升當下因律師人數激增導致辯護質量大幅下降的現狀，改善因公權力的強勢地位和外在阻力所導致的辯護積極性降低、甚至成為“第二公訴人”的亂象，以及緩解因公權力的肆意擾亂以及當前“辯審沖突”下所產生辯護權被剝奪甚至限制的情況。

關鍵詞：

刑事訴訟法修改 有效辯護 無效辯護 辯護權

一、無效辯護制度的域外借鑒

無效辯護制度在域外法系中已經有著較為成熟的制度規范體系和明確的行為認定標準，尤以美國較為典型并具有借鑒價值。耳熟能詳的“鮑威爾訴亞拉巴馬州”案件，是美國無效辯護制度發端的“里程碑式”案件，最高法院在該案中的觀點“如果提供律師的時間或其他情況使律師不能為案件的準備和審理提供有效幫助的話，則州政府的這一責任并不能被認定為已經完成”，自此，無效辯護制度為各國所借鑒并在各自的法律體系下被繼續發展，比如德國刑事訴訟體系中對“自動撤銷”情形下“致命錯誤”類型中的律師無效辯護問題。[2]

（一）美國無效辯護制度的演進與實踐

美國是無效辯護理論與實務體系最為成熟的國家之一。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1932年的鮑威爾訴阿拉巴馬州一案的判決后，逐步衍生被告人享有“獲得律師有效幫助”的憲法權利，根據《美國憲法》第六修正案的規定，“在所有刑事案件中，被告人有權獲得法律援助”，而該援助應具有“有效性”。直到1984年，聯邦最高法院在Strickland v.Washington案（466 U.S.668,1984年）中，才對無效辯護的標準做出了權威的解釋，標志著無效辯護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的正式確立。該案通過判例的方式確認了判斷無效辯護的雙重標準，其一，辯護律師的行為是否低于合理專業水準。法院通常通過比較律師行為與“合理律師”在同類案件中的表現，評估其是否存在明顯疏忽或錯誤。其二，該行為是否實質性影響案件結果。此標準強調因果聯系，僅在律師行為的失當導致程序結果可能改變的情況下，法院方可認定為“無效辯護”。Strickland標準的確立不僅為美國刑事司法體系提供了統一、可操作的衡量尺度，也成為聯邦與州法院在審后救濟程序中普遍適用的重要判準。

1986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Nix v.Whiteside案件中，進一步確立并強化了無效辯護的標準，在該案中法院將無效辯護的范圍框定在被指控人要求律師所從事行為應屬合法行為的范圍內，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伯格（Burger）認為，“盡管辯護律師必須竭盡全力運用各種法律手段幫助被指控人達到目的，但將偽證或其他違法行為作為達到目的的手段確實被禁止的。這是許多律師職業道德和行為規范所明確規定的。”[3]在2002年的伯丁（Burdine）被指控殺人一案中，法庭為伯丁制定的律師坎農在兩次庭審中，睡覺足足有10幾分鐘。之后，伯丁以此為理由提出上訴，稱律師的辯護行為存在重大瑕疵，最終美國第五上訴巡回法庭認定“律師坎農的表現違背了憲法賦予伯丁選擇‘有效’律師的權利。”之后，美國將無效辯護從審判階段擴展到了審前階段、辯訴交易階段等，使無效辯護制度在整個刑事訴訟程序的不同階段都可以適用，對保障被告人憲法性權利得到真正落實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在辯護律師未盡調查義務的典型案件Wiggins v.Smith,539 U.S.510（2003）中，被告人Kevin Wiggins因涉嫌謀殺被判死刑，其指定的辯護律師未對被告人童年虐待、智力發展障礙、社會剝奪經歷等重要減刑情節進行調查，也未聘請社會工作者或心理評估專家。聯邦最高法院依據《Strickland標準》，認為該律師的行為違反了《美國律師協會刑事辯護指南》（ABA Guidelines for the Appointment and Performance of Counsel in Death Penalty Cases）中對調查義務的最低要求，且若辯護得當，判決極可能不同。最終，法院裁定構成“無效辯護”，推翻原審死刑判決。

無效辯護制度在美國的發展演進過程中，雖有明確的判例法支持和認定，但也存在實踐中的疑難，比如無效辯護的判斷標準，無法以明確情形的列舉方式予以窮盡，只能以類型化描述的方式予以呈現，而且在對實踐中處理具體案件時，容易因標準把握的尺度不一而產生對辯護權不同程度的影響。有學者提出，如果標準定的太高以至于被指控人根本無法利用這樣的標準來保護自己的權利，這種標準本身也就變成了具文。而另一方面，如果過分降低了無效辯護的認定標準和舉證責任，將可能導致被指控人與辯護律師之間關系的緊張，影響辯護律師參與刑事辯護的積極性。[4]

因此，美國的“無效辯護”制度不僅具有明確的判斷標準和適用邏輯，更在實際操作中發揮了糾正審判失衡、確保程序實效的功能，其制度價值不僅在于保障個體權利，更在于通過事后監督促進刑事辯護職業質量的提升和法律援助體系的良性運行。對于正在深化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我國而言，這些案例所展現出的司法機制和制度邏輯，具有直接的借鑒意義。

（二）其他域外國家的無效辯護制度

英國的刑事訴訟制度中，雖然無單獨立法明確“無效辯護”制度，但通過“程序公正”理念與上訴審查機制，間接實現了對律師行為的規制。根據《1968年刑事上訴法》（Criminal Appeal Act 1968），如若原審程序中存在可能影響判決公正的缺陷，被告可據此提起上訴。在司法實踐中，若辯護律師的表現明顯失當，且此失當行為與案件裁決結果之間存在實質性聯系，法院即可能撤銷原判。例如，在Anderson v.HM Advocate一案中，蘇格蘭高等法院即認為辯護律師對有利證據的未盡調查已構成程序不公，依法撤銷定罪。近年來，英格蘭和威爾士上訴法院亦不斷強化對辯護實效性的司法審查，形成了以“是否導致審判不公”為核心的標準體系。

筆者認為，相較于美國司法體系將律師行為的合規性審查置于重要地位，英國司法體系更傾向于以終局裁判的合法性與公正性作為核心價值標尺。這種制度設計深刻映射出英美法系內部對辯護權保障的兩種不同的哲學路徑，美國式的“過程正義”強調律師職業行為規范的程式化約束，試圖通過規范律師行為來間接保障辯護權；英國式的“結果正義”則將合法性與公正性的最終實現作為首要目標，以判決質量倒推辯護權的實質保障。兩種模式的差異，本質上是對“程序工具主義”與“程序本位主義”不同價值取向的具象化呈現。

大陸法系國家普遍未采納“無效辯護”作為獨立制度構建內容，但通過一系列辯護人職責規定與救濟機制，實質上對律師怠于履責的情形形成了制約機制。例如，德國《刑事訴訟法》第137條1款規定，其有權在程序的任何階段由辯護人進行輔佐，且在由警方進行的訊問中亦應作此告知。辯護律師在法庭上對關鍵證據置若罔聞、質證環節形同虛設，這種近乎瀆職的懈怠一旦實質性損害被告權益，便立即觸發程序糾錯的多米諾骨牌。被告無需援引特定條款，僅憑"“辯護權受損”這一事實錨點，即可在上訴程序中撕開判決合法性的裂縫，通過程序瑕疵審查的利刃，將律師失職行為精準轉化為足以顛覆原判的致命缺口。

而法國則通過《刑事訴訟法典》確立“辯護權”的基本地位，相關司法解釋進一步明確律師必須積極介入案件、參與庭審并就實質問題提出意見。如發現辯護律師未履行基本職責，法國法院亦可在上訴中認定程序瑕疵并撤銷原判。

此外，歐洲人權法院（ECHR）在多個判例中亦肯定了“無效辯護”的基本地位。例如在Artico v.Italy案中，法院指出國家雖指派辯護律師，但如律師未實際提供辯護服務，亦構成對《歐洲人權公約》第6條“公正審判權”的侵犯。

二、無效辯護的制度意義

“無效辯護”作為一項旨在保障被告人獲得實質性辯護權的制度，其構建并非源于程序技術主義的要求，而是深植于憲法權利保障、正當程序原則、國家積極義務以及程序正義理念之中。

（一）無效辯護制度是憲法保障下的辯護權效能要求

無效辯護制度的首要法理基礎源自憲法保障的辯護權。在現代刑事訴訟中，辯護權已被普遍確認為被告人基本權利的一部分，具有實質性內容。以《世界人權宣言》第11條和《國際人權公約》（ICCPR）第14條為例，均明確要求被告人在刑事審判中享有“為自己辯護或通過律師獲得辯護”的權利。

然而，辯護權的真正實現不僅限于形式上的律師指派，而在于其“有效性”。當辯護律師如提線木偶般僵坐在法庭，雖機械完成出庭程序，卻對關鍵證據視而不見、在辯論環節失語失聲，這場精心編排的“辯護秀”不過是程序正義的遮羞布。司法實踐中有的律師青睞于“表演式辯護”[5]，主要的精力和目的在于配合或表面對抗的方式，專注于挑毛病、找瑕疵，而不是論證被指控犯罪是否具備構成要件、事實是否清楚、證據是否充分。

辯護權作為憲法賦予被告人的權利，絕非律師象征性的到場和儀式性的存在，而是要求辯護策略直擊案件核心、專業素養穿透司法圍墻。正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Powell v.Alabama（287 U.S.45,1932）案中指出：“對被告人而言，形式上的律師援助遠不足以滿足憲法保障，其援助必須是‘切實而有效的’。”由此，無效辯護的設立正是為了解決憲法權利在具體程序中“被弱化”甚至“被虛置”的問題，其邏輯基礎在于對憲法賦權的實質保障。

（二）無效辯護制度的構建是正當程序原則對辯護質量的內在要求

正當程序原則是現代法治國家刑事司法的核心理念，要求國家在實施刑罰權的過程中，必須通過公正的程序，保障被告人獲得平等和有效的抗辯機會。該原則不僅關注程序是否被形式遵守，更強調程序實效，即過程本身是否能保障實質性公正。

在此視角下，辯護律師的職責不再僅是形式履職，而是程序對抗結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如果辯護行為未能發揮程序抗衡的實質作用，則程序正當性隨之受損。因此，無效辯護制度與正當程序原則的深層聯結，本質上是對程序正義“實質化”要求的制度回應。正當程序的核心并非僅止步于程序形式的完整性，而是要求國家權力運行過程中形成“有意義的對抗”——即通過控辯雙方實質平等的交涉，使裁判結論具備可接受性的理性基礎。在此邏輯下，無效辯護制度的創設突破了傳統“辯護權有無”的形式判斷，轉向“辯護質量優劣”的實質審查，通過構建“合理勤勉辯護”的行為標準與“損害結果關聯性”的因果關系要件（如美國Strickland案確立的雙重檢驗標準），倒逼辯護活動真正發揮制約公權、揭示真相的功能。這種制度設計將正當程序從“權利宣告”推進至“效果驗證”層面，當律師的嚴重失職導致被告人喪失程序對抗能力時，司法機關必須通過撤銷原判、發回重審等程序性制裁，修復被破壞的“對抗制衡結構”。由此，無效辯護制度既是對正當程序原則的動態補強，也構成了檢驗程序實質公正的“反向標尺”——它通過否定“無效”來定義“有效”，最終確保刑事司法系統在權力擴張與權利保障的張力中維持價值平衡。

（三）無效辯護制度是程序正義與刑事錯案防控之間的制度回應

程序正義不僅是手段性的公正體現，更具有防止冤假錯案的實質功能。無效辯護制度從制度層面構建了一種“后端監督機制”，用以審查辯護失效是否對案件實體結果構成實質影響，從而構成對實體公正的制度保障。例如，美國在Strickland標準中設定的“結果導向”審查維度（是否因律師失職而可能改變結果）正體現出該制度的終極關懷并非對律師懲戒，而是對程序錯位所導致結果失當的糾正。這種審查機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錯案發生概率，增強了公眾對司法公正的信賴，也契合我國近年來強調“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方向。

與此同時，無效辯護作為事后型機制，不僅具有救濟功能，更對律師行為具有前瞻性的引導意義。無效辯護制度一旦確立，律師在執業中即需負有對辯護質量的“最低專業責任”，從而形成制度化的職業倫理激勵。因此，無效辯護制度的底層邏輯并非孤立構建，而是基于憲法權利的實效保障、正當程序的實質要求、國家法治義務的履行以及冤假錯案制度性預防機制的內在訴求。

三、我國刑事訴訟法構建無效辯護制度的現實意義

近年來，隨著全面依法治國的持續推進和“以審判為中心”司法改革的不斷深化，我國刑事辯護制度逐步走向完善。然而，司法實踐中“辯而不護”“辯而無力”等現象依然存在，辯護權的實效性面臨挑戰。在此背景下，建立無效辯護的識別與糾正機制，不僅是對辯護制度運行狀況的系統回應，更是推動刑事司法體系朝著實質公正方向深化改革的重要路徑。

（一）控審強勢結構不斷壓縮辯護空間

辯護權的行使長期陷入重重阻滯，會見權受限、閱卷渠道不暢、調查取證舉步維艱等問題尚未徹底根治，新型執業風險與阻礙又不斷涌現，使得律師難以充分發揮專業職能。更為嚴峻的是，我國刑事辯護領域至今仍缺乏一套科學、系統的辯護質量衡量標準與效果評價機制。這一制度真空直接導致司法實踐中，對無效辯護的認定處于混沌狀態，既無法明確劃定有效辯護與無效辯護的清晰界限，也難以構建起對辯護質量的全流程監督管理體系。其根源不僅在于辯護人自身能力參差或職業倫理問題，更在于現行法律制度中偵查、起訴和審判機關職能配置及權力結構的高度集中，系統性地壓制了律師有效行使辯護權的空間。由此，刑事辯護質量的保障陷入“失監失管”的尷尬境地，嚴重削弱了辯護制度的功能發揮，更動搖了刑事訴訟程序公正的根基。

我國《刑事訴訟法》歷經3次修改，辯護權保障體系經歷了多次擴張，特別是2012年和2018年的修改中，對律師在偵查階段的會見權、閱卷權和法律援助制度進行了重要強化。盡管制度供給逐步增長，但辯護實踐中依然存在以下幾個突出問題：

1.公檢法機關在訴訟流程中處于“絕對主導”地位

我國刑事訴訟程序基本呈現出一種以國家機關為中心的權力主導型架構，公安機關在偵查階段擁有強大的調查決定權與證據控制力，檢察機關既負責批捕、起訴又擁有監督權，法院則在審判環節中常常通過“前置評議”“庭前閱卷”形成事實認定傾向，庭審功能被虛置、被弱化，這種“行政邏輯”主導下的訴訟流程，使得律師的辯護功能在多數情況下淪為程序性裝飾，其行為空間嚴重受限。

2.制度性信息壟斷與程序裁量抑制辯護職能發揮

當前訴訟權力的結構性集中直接導致信息在程序中的不對等流動，控方可憑借國家公權力調取各種證據材料，并在量刑建議等方面與審判機關進行“庭外溝通”，而辯護人往往面臨取證難、核實難、信息滯后的不利境地。例如，在實踐中律師申請會見犯罪嫌疑人常遭遇“偵查保密”“案件敏感”“需經同意”等理由的拖延甚至拒絕，而調查取證又常存風險，律師頭頂上懸著《刑法》第306條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這種權力配置邏輯使得刑事訴訟運行呈現出控方主導、法庭跟進、辯方附和的單邊程序結構。其對抗性極弱、公開性不足、程序公平難以實現，最終將辯護制度異化為形式性配置。

3.辯護職能缺乏程序性評價與制度性救濟機制

當前我國尚未建立辯護質量審查制度，亦缺乏救濟機制來應對“無效辯護”的情形。一方面，被告人或其家屬難以在程序內質疑辯護人失職，法院和檢察機關對此也缺乏審查義務；另一方面，即便辯護行為已明顯不符合職業標準，亦難以成為再審、申訴的獨立啟動事由。相比之下，美國、英國等國法院均設有“無效辯護”判定標準，被告可通過該路徑申請審后救濟歐洲人權法院亦明確將“有效辯護”視為國家義務，若國家未能確保辯護實效，即構成程序不公。在我國，因缺乏相應制度設計，無效辯護現象只能“被默認”，而最后買單的只能是被告人和家屬。

綜上所述，當前我國刑事訴訟結構中公檢法機關的權力集聚與程序主導機制，系統性地抑制了律師辯護權的實現空間。控辯結構的非對稱性、程序裁量權的單向性、證據信息的壟斷性以及司法監督的形式性，共同導致了“無效辯護”現象的泛化。該問題已不再是個別案件中律師履職不到位的孤立現象，而是源自刑事訴訟整體制度設計邏輯的系統性后果，亟需通過構建“無效辯護”識別與救濟機制，在制度層面實現對辯護權的實質性保障。

（二）我國建立無效辯護制度的必要性與重要性

在現代刑事司法體系中，辯護權作為被告人防御國家刑罰權的重要屏障，已逐漸從程序性存在轉向實質性保障。構建無效辯護識別與糾正機制，已非權利體系“錦上添花”的附加性制度安排，而是我國刑事訴訟走向實質對抗、公平裁判和程序正義的制度性支柱。

1.實現辯護制度從“程序賦權”向“實效保障”的范式躍遷

我國《刑事訴訟法》對律師辯護權的賦予形式日益完備，諸如會見、閱卷、調查取證等權利均已有明確法條依據。但實踐表明，這些權利的形式存在并不代表其實質能動性得以實現。辯護權的有效性并不取決于是否“法條規定”，而在于是否“能夠有效行使、產生程序影響”。無效辯護制度正是對“形式合規但實質失效”的程序表現提供事后審查與結構救濟的重要通道，通過構建以“最低專業標準+結果影響”為基本要素的評價框架，可將辯護權從“法律形式”還原為“程序能力”，實現刑事辯護制度從程序賦權向實效保障的范式轉型。

2.奠定錯案治理制度基礎，完善司法糾錯機制

近年來，冤假錯案頻發引發了社會對刑事司法正當性的深度反思。從諸如“呼格案”“聶樹斌案”等重大案件來看，辯護程序的缺失或辯護功能的嚴重弱化，是錯案形成的重要誘因之一。在眾多錯案復查過程中，辯護人未充分履職、未就關鍵證據提出質疑，已被司法機關多次認定為程序嚴重瑕疵。引入無效辯護制度，可為錯案糾錯提供制度通道與邏輯基礎，一方面可作為再審啟動標準的一部分，拓寬司法自我糾錯的依據維度；另一方面也可強化辯護人在審判結構中的功能定位，減少冤錯案件的前置風險與制度容錯空間。

3.推進“以審判為中心”改革戰略的實質落實

“以審判為中心”作為我國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核心目標，其宗旨在于證據裁判原則的確立與控辯平等結構的重塑。其本質不僅是庭審中心主義的實現，更是權利實現模式的重構。若辯護制度僅在制度文本中存在、在庭審實踐中無效，其對抗結構即為虛設，則審判中心主義的改革目標亦難以真正達成。

因此，無效辯護制度的構建不僅是實現刑事辯護制度“正本清源”的舉措，更是落實“以審判為中心”的關鍵工具。通過建立辯護行為的事后評估機制并賦予的程序啟動，可有效衡量庭審是否實現實質對抗，是否真正成為定案的決定性環節，從而推動庭審功能由“形式存在”向“內容支配”的轉化。

4.強化律師職業倫理與公共責任，提升辯護質量

在制度層面建立無效辯護審查機制，亦具有提升律師職業行為標準與公共法律服務質量的制度激勵作用。當前法律援助領域普遍存在“走過場式辯護”，部分律師為完成工作量或獲取補貼，草率處理案件。由于缺乏質量評估與責任機制，這種低質量辯護行為難以得到懲處或糾正。無效辯護制度引入后，將使律師不得不對其辯護行為承擔更明確的法律責任，促使其在專業準備、程序參與與辯護策略上更加認真投入，從而在整體上提升刑事辯護職業標準與社會信任度。

綜上所述，無效辯護制度的構建并非制度裝飾性的補充安排，而是應對當前辯護制度運行困境的根本性策略選擇。其不僅回應了刑事訴訟中辯護空間被壓縮、職能機制失衡的結構性問題，更通過建立權利實效保障機制，為構建科學合理的控辯裁結構、實現司法公正與錯案預防提供制度支點。當前正值《刑事訴訟法》第四次修改的關鍵階段，將無效辯護制度納入修改視野，不僅具有制度成熟的可能性，更符合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戰略方向。

四、我國刑事訴訟無效辯護制度的構建

在我國現行刑事訴訟制度下，盡管律師辯護權已在立法層面獲得確認，但由于制度配套不足、司法實踐慣性及監督機制缺失，導致“辯而無護”“在場不辯”等無效辯護問題持續存在，通過對上述域外制度的借鑒，可推動構建一套兼顧行為標準與程序救濟的辯護質量保障機制。為有效破解該問題，亟需結合當前刑事司法體系改革方向，從理念更新、程序設置、規則構建和責任體系等多維度推進無效辯護制度的系統構建。具體而言，可從以下四個方面著力：

（一）通過“以審判為中心”夯實無效辯護制度基礎

“以審判為中心”是我國刑事訴訟司法改革的核心戰略，其目標在于確立法庭審理的獨立性、決定性地位，推動證據裁判、控辯對等和法官中立裁判理念的落地。無效辯護制度的設立，正是該改革精神在辯護權保障領域的應有延伸。

在程序設計上，應將有效辯護作為“以審判為中心”是否實現的評價標準之一。法院在庭審過程中不僅應記錄辯護人的在場情況，更應對其是否實質履職進行過程性考察。若發現辯護律師在庭審中無發問、無質證、無辯解，應啟動庭內即時核查或庭后程序性評估，并允許被告人或法院依職權提起無效辯護審查程序。

此外，應以無效辯護制度為基礎推動庭審機制實質化改革。例如，建立由合議庭主持的“辯護效力核查環節”，對被告是否獲得有效辯護進行結構性評估，進而將“以審判為中心”的制度目標具體化為司法行為規范。

（二）聚焦認罪認罰案件規范無效辯護認定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作為近年來我國刑事政策的重要調整，顯著提升了辦案效率，但亦引發了“程序壓縮—辯護形式化—辯護失效”的普遍風險。律師在認罪協商階段未充分告知法律后果，或因快速結案壓力忽視案件審查與辯護策略構建，極易形成“工具化”“默認化”辯護格局，構成典型的無效辯護表現。

因此，在認罪認罰的案件中，應在制度上明確，即律師在認罪認罰程序中除需提供法律咨詢外，亦負有實質性判斷與抗辯義務。被告人認罪是否出于真實意思表示、量刑建議是否合理、案件事實是否具備清晰證據基礎，均應成為律師辯護工作的介入重點。具體而言，可在《刑事訴訟法》或《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實施辦法》中增設條款，要求檢察機關在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前，對律師的實質辯護行為進行書面評估，并對無異議式“默認辯護”情形設定司法核查義務。法院對該類案件亦應審查律師是否曾提出異議、是否核實認罪意愿等，防止形式辯護掩蓋程序不公。

（三）依托證人出庭制度完善對無效辯護的情形識別

證人出庭作證制度的落實與否，直接關系到辯護人是否具有展開交叉詢問、形成程序對抗的空間。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87條雖規定證人應出庭，但在實踐中，大量證人依舊以書面證言方式“隔空作證”，律師即便有異議也往往難以改變程序路徑，導致辯護能力被實質削弱。因此，應以無效辯護制度為評估工具，界定因證人不出庭而影響辯護人實質履職的情形。例如，當辯護律師提出確有異議并申請證人出庭被拒，且案件核心事實嚴重依賴該證言時，應設立司法審查路徑評估是否構成程序失衡乃至無效辯護。

在制度構建上，可借鑒歐洲人權法院判例思路，設立“關鍵證人是否出庭—律師是否能質證—是否影響判決”的三段式審查標準。此種舉措不僅可強化證人出庭的程序約束力，更可防止因證據形式化處理導致辯護失效的問題制度化、常態化。

（四）回歸司法本位理念保障辯護有效性

當前我國刑事司法實踐中，法官常被裹挾于案件處理的行政邏輯之中，“定案壓力”與“案件-比目標”往往取代了程序正義與裁判獨立性。這種“非司法邏輯”環境導致法院在面對辯護缺位或失效時往往選擇“默認”而非“干預”，進一步縱容了無效辯護的蔓延。

因此，應當回歸以法官中立裁判、程序實質公正為核心的司法本位理念，確立法官對辯護質量負有程序保障責任。一方面，可以嘗試授權法官對庭審中明顯辯護失效情形（如律師完全未發言、放棄全部權利、反復遲到或缺席）啟動法定調查程序，或指派/建議被告人更換新的辯護人；另一方面，可設立法院層面的“辯護質量評估制度”，將無效辯護作為影響程序公正的重要風險因素納入司法責任考核與裁判評議機制。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應出臺指導性案例與審判規則，明確無效辯護的基本構成標準、判斷路徑及補救措施，為各級法院依法判斷辯護是否有效提供可操作范式，推動裁判體系形成一致性與可預測性。

（五）提高刑事辯護門檻，構建刑事辯護準入制度

2012年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將偵查階段的辯護主體身份嚴格限定為律師，這無疑是向辯護準入制度邁進的一步，冀祥德教授多年來始終呼吁建立刑事辯護準入制度，以解決我國刑事辯護質量低的頑疾。他提出，應當結合中國的實際，分步驟、分層次地構建刑事辯護準入制度，可以先從死刑案件入手考慮嘗試構建辯護準入制度，分別從賦予律師職業出席法庭辯護的特權，排除其他非律師身份從事法律辯護工作的情況，以及依據法院級別和案件復雜程度等對不同案件實行辯護準入限制。[6]

筆者認為，近年來，隨著律師數量的激增[7]，以及律師業務領域的不設限，導致很多非訴訟領域律師、或者非刑事領域律師開始從事刑事辯護業務，這固然是由于法律服務市場的案件類型及市場結構發生變化所導致，但也引發了目前司法實務中因辯護律師不專業、不積極而導致案件的辯護方案產生嚴重偏差，甚至在與辦案機關的溝通策略、談判技巧上作出了錯誤決策，導致案件程序推進失控、量刑協商機會錯失，最終造成當事人合法權益的嚴重減損。這種現象在涉黑案件、經濟犯罪等復雜案件中尤為突出，部分律師因缺乏專業研判能力或消極應對訴訟程序，未能及時申請關鍵證據排除、忽視程序性辯護空間，甚至錯誤引導當事人放棄認罪認罰協商的最佳時機。這種辯護失范不僅削弱了刑事訴訟的對抗性本質，更可能使案件陷入“無效辯護”的法律爭議，加劇司法公信力受損與當事人救濟途徑受限的雙重困境。因此，構建刑事辯護準入制度迫在眉睫，應當通過設立專業資質考核、執業能力分級認證等機制，對刑事辯護律師的執業資格進行嚴格規范。通過制度性約束提升刑事辯護專業化門檻，才能遏制“形式辯護”“無效辯護”的泛濫，平衡控辯力量，真正實現以專業護權利、以責任守公正的法治目標。

綜上，我國構建無效辯護制度不僅是程序保障體系的技術完善，更是控辯結構矯正、權利實現深化與司法理念更新的整體工程。應以“以審判為中心”為制度支點，在認罪認罰、證人出庭、法官責任等關鍵環節建立程序性、可評估、可救濟的辯護效力保障機制，使“有效辯護”從理念要求轉化為司法實踐的可驗證標準，從而實現刑事訴訟制度的整體轉型升級。

注釋：

[1] 熊秋紅，《有效辯護、無效辯護的國際標準和本土化思考》，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14年第6期。

[2] 李本森，《美國刑事無效辯護制度及其對我國的借鑒》，載《北方法學》2016年第6期。

[3] 李本森，《美國刑事無效辯護制度及其對我國的借鑒》，載《北方法學》2016年第6期。

[4] 同上。

[5] 李奮飛，《論“表演性辯護”—中國律師法庭辯護功能的異化及其矯正》，載《政法論壇》2015年第32卷第3期。

[6] 冀祥德：《刑事辯護準入制度與有效辯護及普遍辯護》，載《清華法學》2012年第4期。

[7] 據公開數據，截至2024年底，全國律師人數已達75萬人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