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冬天，北京宣武區大耳朵胡同。寒風中，路燈忽明忽暗。39號院里，李家琪正擺弄著14英寸彩電的天線。屏幕滿是雪花，“滋滋” 作響，映得他臉色青白。

隔壁王大媽裹著棉袍路過，透過結霜的玻璃窗，一眼瞥見屋內跳動的彩色光斑。她手里的毛線團 “啪” 地掉在地上 ——這是整條胡同的第一臺彩電，比街道辦的公用電視鮮亮得多。

胡同里的 “怪老頭”

臘月廿三祭灶日，修鞋匠老孫頭湊過來：“老李頭，你這電視可真帶勁！”

李家琪拄著棗木拐杖笑笑，手指摩挲著遙控器上的英文字母：“侄子從香港帶的，日 立最新款。”

他沒提這臺電視花了3000港幣，更沒說包裝箱夾層里藏著密寫藥水和微型照相機。

從 1979 年底起，鄰居們就覺得不對勁。此前他總穿著補丁摞補丁的藍布衫，如今卻常穿筆挺的中山裝，皮鞋擦得锃亮。

每月初七，總有戴墨鏡、說廣東話的中年男人來敲門，喊他 “李先生”，塞個牛皮紙袋就匆匆離開。有次暴雨突至，王大媽幫他收衣服，在口袋里摸到半張香港匯豐銀行的匯款單。

老孫頭蹲在槐樹下抽旱煙，煙灰落在補丁圍裙上：“他哪來的香港親戚？去年還跟我借錢買棒子面，如今頓頓能見著豬肉。”

副食店張老板也覺得奇怪：李家琪買煤油時竟掏出嶄新的十元大鈔。要知道，那會兒普通工人月薪才36塊，而彩色電視機憑票購買都要 1200 元，相當于普通人三年的工資。

李家琪的 “親戚” 們也可疑。他們從不在院里多待，總站在門口低聲說話，臨走時還警覺地左右張望。

居委會劉大姐來收黨費，聽見屋里傳來廣東話：“李先生，這次的貨務必抓緊。” 探頭一看，有人正往李家琪手里塞一疊紙，見有人來便立刻閉口不言。

褪色的軍統徽章

1927 年，河北豐潤的高粱地里。16 歲的李家琪正和父親捆柴火，保長騎著自行車沖進院子：“縣黨部招兵，識字的優先！”

這個念過三年私塾的少年，從此成了軍統 “華北鐵血鋤奸團” 最年輕的上尉組員。在北平站受訓時，教官用皮鞭指著他的鼻尖：“記住，共黨分子的血能染紅黨國的軍旗。”

1947 年春，沂蒙山區的槍聲中，李家琪的軍用皮鞋陷進泥沼。他剛把密電碼塞進樹洞，就被民兵的槍口頂住后背。

在濟南的審訊室里，他盯著屋頂的馬燈冷笑：“我參與刺殺過七名地下黨，上個月還炸了棗莊的糧庫。” 當獄警問他為何毫無悔意，他竟挺起胸膛：“黨國大業怎容螻蟻阻擋？”

1975 年特赦出獄那天，李家琪摸著囚服上的編號冷笑。青海農場的管教遞給他返程車票：“好好改造，別再走錯路。”

他望著車窗外的黃土高原，悄悄把藏在鞋底的軍統徽章貼在胸口 —— 那是 1945 年戴笠親授的少校肩章，邊角還刻著 “精忠報國” 四個字。

黃昏里的密約

1979 年秋，廣東韶關的勞改農場。李家琪蹲在豬圈旁扒拉飯盆，同屋的陳某湊近他耳邊：“我下個月去香港探親，你有啥要捎的？”

筷子突然折斷在碗里，他壓低聲音：“幫我聯系紅棉酒家的李老板，就說‘秋風起，落葉歸’。” 這是 1949 年潛伏時的暗號，沒想到二十年后還能用上。

三個月后，第一封密信藏在巧克力盒底層送到大耳朵胡同。李家琪借著臺燈的暖光，用碘酒刷出白紙上的小字：“建立北京聯絡點，重點關注經濟改革文件。”

他盯著妻子王某的養女仇云妹的工作證 —— 農行文件收發員，嘴角勾起冷笑。當晚，他在給香港的回信里用米湯寫下：“已布局，靜待時機。”

從此，每個月的月圓之夜，李家琪都會拄著拐杖在天壇公園遛彎。他故意在祈年殿東側的古柏下停留，將夾著密信的報紙放在石凳上。

路過的清潔工會迅速換走報紙，沒人注意到他拐杖頂部的機關里，還藏著微型膠卷 —— 那是他趁仇云妹整理文件時偷拍的銀行機密。

四、舉報信的誕生

1980 年 2 月 21 日，北京市公安局的信訪科收到一封匿名信，信紙邊緣還帶著糊窗戶用的面糊痕跡：“宣武區大耳朵胡同 39 號李家琪，常有香港人深夜拜訪，家中突現彩電、進口香煙，望調查。”

值班民警老張捏著信箋，發現落款處畫著個歪歪扭扭的電視機圖案 —— 這是普通百姓最直觀的舉報方式。

寫這封信的，是住在李家琪對門的退休教師陳淑芳。她注意到李家琪每天清晨都會在胡同口的郵筒前停留，看似曬太陽，實則在觀察往來行人。

有次她去居委會辦事，看見李家琪正對著墻上的北京市地圖發呆，手指反復摩挲著中南海的位置。

“老李頭的腿傷根本不嚴重，” 陳淑芳后來在筆錄里說，“有回我看見他追著跑丟的貓，跑得比年輕人還快，可一見著人就立刻拄起拐杖裝瘸。”

這些細節讓她越想越不對勁，終于在一個雪夜，用學生的練習本寫下了舉報信。

專案組的較量

專案組的老陳化裝成收廢品的蹲守胡同。他注意到李家琪每周三都會去琉璃廠，名義上是淘舊書，實則在榮寶齋二樓與戴墨鏡的男子交換手提包。

有次暴雨突至，他看見李家琪從布鞋里掏出防水油紙包裹的文件，那手法分明是受過專業訓練的特工。

“同志們，這不是普通的特務案件。” 在案情分析會上，老陳敲著李家琪的檔案，“他曾是軍統北平站少校，手上沾著地下黨鮮血，特赦后不思悔改，反而利用改革開放初期的人員流動重新組網。” 當技術科破解出密信內容時，所有人倒吸涼氣 —— 他竟試圖竊取中央關于經濟特區的絕密文件。

警方通過戶籍調查發現，李家琪 1975 年出獄后本應在青海農場勞動，卻以 “治療腿傷” 為由長期滯留北京，且與香港的通訊記錄異常頻繁。

更關鍵的突破來自仇云妹的單位：她經手的文件中，多份涉及金融機密的資料曾被擅自復印，而復印時間恰好與李家琪 “探病” 的時間吻合。

破曉前的收網

1983 年 2 月 1 日凌晨，北京的雪花落在李家琪的瓦當上。他正用密寫藥水在臺歷上記錄新獲取的情報，窗外突然傳來犬吠。

鐵門被撞開的瞬間，他伸手去夠床底的電臺，卻被民警按住手腕：“李家琪，你被捕了。”

搜查過程令人心驚：五斗櫥抽屜里，整齊碼著 17 份中央文件復印件，其中 3 份蓋著 “絕密” 紅章；枕頭里藏著微型照相機，鏡頭上還沾著未擦凈的顯影液；最隱蔽的是地板下的鉛盒，里面裝著軍統的委任狀、密碼本，以及香港特務機關的聯絡圖。

“我知道你們會來。” 審訊室里，李家琪盯著天花板上的燈泡，突然露出笑容，“從戴上這枚徽章開始，我就準備好為黨國捐軀。”

當民警問他是否后悔時，他竟背誦起戴笠的訓詞：“生為國家，死為國家......”

直到看見仇云妹被帶進來時，他眼中才閃過一絲慌亂 —— 這個被他利用的女人，此刻正哭著交出了他偷拍文件的證據。

結語

李家琪的間諜案審結那天，大耳朵胡同的老槐樹正抽出新芽。王大媽看著警車駛離，輕輕撫摸著舉報信底稿 —— 那張被揉皺的煙盒紙。

在和平年代的暖陽里，總有些陰影中的觸角試圖竊取光明，而每個普通人的警惕，都是國家安全最堅實的防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