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斯土：費孝通的一生》是作者“一個人的儀式”。他以此祭奠費先生仙逝二十周年。

撰文丨姚崢華

2000年前后，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指著群言版《費孝通傳》囑助手張冠生：

這本傳記很不錯。你下了不少工夫，也有不小長進。這個事很妙，不是我找你，也不是你找我。歷史到了一定時候，總要有人出面寫文章。我寫《江村經濟》，就是當時歷史的需要。現在需要我的傳記，碰巧你來寫，我是看好的。現在證明寫得不錯，只是缺了我的政治這一塊。當然現在也不是寫的時候。我人還在，還在看，還在跑路，還在寫文章，還沒有結束。將來時間合適了，就有把我的一生寫完整的條件了，那時候再寫一本全的，也不遲。

于是，有了約定。

費孝通先生于2005年4月去世，張冠生2005年開始動筆，用二十年時間，寫了“一篇長長的作文（張冠生語）”，調結構，添史料，改寫法，最終于2025年呈現出這本三部曲，即《斯人斯土：費孝通的一生》（下稱《斯人斯土》），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4月出版發行。

01

張冠生與《斯人斯土》

這是我這兩年中一直期待的重要作品。

▲張冠生在作品扉頁上的簽名

2023年“五一”，張冠生老師及其夫人婭妹姐、大俠和我在汕頭度假時，我在張老師的電腦里看到此書稿的部分內容。其時，我正為深圳《書都》雜志采訪他，聊他與深圳的書緣。文章有一節內容“帶一本書回深圳”，寫的正是張冠生與這部書稿的關系。

這里原文摘錄——

帶一本書回深圳

2023年春末，張冠生攜夫人來到深圳。他帶回一部沉甸甸的書稿——《費孝通傳》（修訂版）。他說，把當年費老有所遺憾的傳記中的一部分，帶著兌現先生遺囑的心愿，最終完成書寫。

這部書稿之所以令人期待，是因為動筆之前，張冠生重讀了費老文集，并手工檢索了他全部著述中的問號。“把所有的問號放一起，來看這位老人一生心中的問題。”

書中的問號遠遠少于心中的問題。張冠生試圖借助這些問號和問題，和讀者一起，更深入地理解費孝通這位老人。

書中有一個重要話題，費老在山東調研時，看到開著凌志車的人，家里沒有書。于是，他說，我們要思考一個問題，即富了怎么辦。他希望這個話題能在深圳觀察、記錄、研究，甚至找到答案。

張冠生說，“上一代學人對后生晚輩的愛護幫助和理解，我是從費沈二位前輩那里深切感受到的。但現在我要作進一步拓展，即拓展到我和我同輩，我和我的朋友。前輩與深圳的聯系，可由費、沈，經由我，到胡洪俠，還有其他人，比如王紹培，還有很多人很多人。費老對深圳讀書會此類文化建構頗有熱情，愿參與其中，來了解和理解深圳的經濟文化發展，同時關注文化需求，把這樣的題目收進他所研究的宏觀大題目中去找答案。從這個層面講，深圳在費老面前也是一部大書。”

在費老的學術視野中，關于深圳他有大段的談論。比如京九鐵路這條線上深圳的位置，以及深圳擁有這一位置而應有的眼光……

書稿的最后，張冠生是這么結尾的——

“1993 年 2 月 16 日，費孝通寫《<史記>的書生私見》一文，留下一句話，兩個問號：‘讓這臺戲演下去吧，留個問號給它的結束不是更恰當么？更好些么？’這臺戲，是人類社會文化變遷的歷史活劇，是其中的天人之際，古今之變。費孝通留的問號，是一位人類學者對‘人類究系何物’的永恒追問。”

因有了費老的眼光和視角，張冠生意識到要關注“歷史的長程（許倬云語）”。藉由費老的問號，張冠生在修訂中試圖尋找答案。

如果說，當年張冠生離開深圳，這本書的傳主是促其北上的原因，那么，張冠生之前三十年的研究、思考和寫作，是這部書稿的某種預習、積淀和準備。三十年后的書稿修訂，是一份完美的結果。

如果深圳曾經給過張冠生一張考卷，三十年之后的這部書便是考卷上一份打勾的答案。（文章刊發于2023年6月《書都》）

02

從“問號”到“問題人生”

2000年前后，費孝通曾對張冠生說，“將來時間合適了……”

2025年的此時，書擺放在桌前，按我的理解：

一，時間合適了。此時距費老去世已二十年。

二，在此傳中，作者有意識地觸及和呈現費老“政治這一塊”，結合費老的親身經歷、著作、會議紀要，并以自己多年在費老身邊工作、生活所形成的對費老的感知和理解，提煉出“政學兩棲”概念，書寫了一本新的“費孝通傳”。

三，《斯人斯土》的出版，是填補“我（費孝通）的政治這一塊”空白的有益嘗試。

要想涉及“政治這一塊”，不容易。如何做？張冠生很早就敏銳地注意到“費氏問題”。

“十六卷本的《費孝通文集》中，字里行間，大約可見六千七百個問號。《費孝通晚年談話錄》中，問號在一千五百個以上。考慮到其中或有少許重復，也考慮少量問號沒有實質意義，沒有問號的地方卻提出實質問題，保守些說，費孝通一生著述蘊含有‘八千問’。”他的最后兩年在北京醫院病床上，曾對親屬說，腦筋里還有大量問題，沒有記錄于紙。所以，說費氏問題有八九千個，不算過分。這八九千問貫穿了費孝通的整個人生。

從“為什么我們到瑤山去”，到此后七十年里，社會怎么變，時局怎么變，個人命運怎么變，人類學、社會學學科怎么變……費孝通留意、思索的問題，從柴米油鹽到人類命運、宇宙演化，從家鄉江村到無窮的遠方，從定西老農到無數世人，直至生命末期“這叫我去問誰呢”，“他知道那是烏托邦，問號只是自忖，并不曾想真去問誰。（張冠生語）”

梁漱溟自視為“問題中人”，費孝通的一生則可視為“問題人生”。他是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民族學家，同時他因學術成就而有政治身份，他在1945年加入民盟，20世紀80年代后歷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等職。張冠生說，“費孝通是個什么樣的人？他留下的八九千個問題，看一遍，或看一半，哪怕只看十分之一，也能多少有所領悟。”

從“問號”看一個人的人生，是一個極佳的視角。它讓很多不可解或難解的問題，至少有了答案。問號本身就是回答，“不可說”本身就是言說。

03

三個人生階段看費孝通

費孝通近百年人生中自然形成的三個時段，在《斯人斯土》中呈現為三部曲（伴以序曲和尾聲）。1910—1949年；1949—1978年；1978—2005年。

①1910—1949年人生第一階段：學術與政治掛鉤的起點

費孝通成名于《江村經濟》，一部至今影響巨大的社會學調查范本。

早在1935年，費孝通與妻子王同惠赴廣西大瑤山調查時遭遇意外，王同惠身亡，費孝通受傷。1936年他返鄉休養期間在開弦弓村（“江村”）作田野調查，掌握了寶貴的一手資料。之后赴英倫，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留學，撰寫博士論文《江村經濟》。

導師馬林諾夫斯基評論說：“費博士著作中的原理和內容，向我們揭示了現代中國社會學派的方法論基礎是多么結實可靠。……通過熟悉一個小村落的生活，我們猶如在顯微鏡下看到了整個中國的縮影。”他將費孝通此作譽為“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的里程碑”。

大瑤山和江村調查，是費孝通認識中國的起點，也是他的學術與政治掛鉤的起點。瑤山調查有地方政府的背景，江村調查有中國農耕文明如何在西方工業介入后如何自處的背景。他說，“中國是‘被土地束縛的中國’，我是‘被鄉土束縛的費孝通’。”其中的“束縛”因素，有經濟，也有政治。

1938年，28歲的費孝通回到中國，開始云南三村調查，起訖時間是1938年至1941年，歷時三年。祿豐-楚雄-昆明-云南-中國-世界……費孝通視戰時云南為“自由中國最重要的根據地之一。與從占領區涌入內地的無數難民一起，許多大學也搬遷到云南，現代化的工廠也建立起來了。公路延伸到至今仍然封閉孤立的地區，鐵路也正在修筑。這一地區的社會變遷快速的步伐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所從未有過的。”

在《云南三村》中，費孝通預言：

中國在抗戰勝利之后還有一個更嚴重的問題要解決，那就是我們將建設成怎樣一個國家。在抗日戰場上，我能出的力不多。但是為了解決那個更嚴重的問題，我有責任，用我所學到的知識，多做一些準備工作。那就是科學地去認識中國社會。我一向認為要解決具體問題必須從認清具體事實出發。對中國社會的正確認識應是解決怎樣建設中國這個問題的必要前提。

為了認識中國社會，費孝通繞不開社會治理，他的觀察和思索因此而自然進入政治領域。

1943年，費孝通寫道：

我們短短幾十年中政治上的變動并不能說少，而實際上，變來變去，有多少改革，誰也不敢估計得太高。我們是不是應當反躬自問，這是什么原因？若是我們把現中國的基本問題看成一個文化的轉變問題，而把文化看成人民的生活習慣和生活態度，也許就可以擴大一些我們應當努力的對象。我們得多注意一些生活的各方面，多養成一些現代生活中做人處事所必需的觀念和態度。這樣或比整天高呼政治改革更基本些和更切實些，至少也是相互為輔的。

成立于1941年3月的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是當時國共兩黨之外中間政治力量的聚合。費孝通1945年加入民盟，用張冠生的話講，“學術活動因民盟成員身份而產生政治影響，其政治身份和學術名望的疊加，又促進其學術成果和思想得到更廣泛的傳播。”“費孝通一生的立言、立功和立德，由此進入亦政亦學兩棲狀態。（張冠生語）”

從費孝通履歷看，留學歸國到加入民盟數年間，他經歷了云南調查、魁閣團隊協同研究和初訪美國的過程，從一位相對純粹的學者轉變為一位著名的民主教授。張冠生說，“這段歷史中，政治因素或隱或顯，一直伴隨著費孝通的學術工作。”

1947年費孝通返回北平，繼續在清華任教，直到政權更替。

費孝通告訴張冠生，清華兩年，英國兩年，聯大五六年——這十年時間里邊他下了點工夫，出了東西。從成果角度看，這是費孝通學術生命的一個高峰期、高產期。

在學術工作方面，主要是整理講稿，有1948年出版的《生育制度》《鄉土中國》等，翻譯方面有馬林諾夫斯基的《文化論》、雷蒙德·弗思的《人文類型》、梅岳（即“喬治·埃爾頓·梅奧”）的《工業文明的社會問題》等。此外他還寫了許多政論、時評文章，在國內多家刊物發表（許倬云先生說，那段時間，他曾追蹤《觀察》雜志逐期看費孝通的文章），結集出版的有《初訪美國》《重訪英倫》《內地農村》《鄉土重建》《美國人的性格》《皇權與紳權》《民主·憲法·人權》等。

也是這一時期，費孝通對共產黨人的了解，有了一個自然變化的過程。對這一過程，《斯人斯土》寫道：

從西南聯大開始，經西柏坡得到確認和強化，在北平各界代表會議繼續升溫，因“改造”遇冷，因取消社會學致若有所失，又因“論十大關系”回暖。曲折過程中，費孝通見證了毛澤東真懂民主黨派，懂得“忠實的對立面”是和共產黨人殊途同歸，得政黨生命大限所在，不求“萬歲”，有超越氣象。晚年費孝通曾明白表示，一生中真正佩服的人不多，毛澤東算是一個。

如果說，1910—1949年，為費孝通人生的第一階段，那么，這是費孝通成長、留學與以學術揚名海內外的黃金時段。這一階段，他倡導社會學本土化，推重實地調查，提出“差序格局”理論，首次將中國鄉村經濟納入國際學術視野，為初出茅廬的中國社會學界贏得國際聲望。這一階段，也是他在政治上逐漸認知、理解共產黨的思想轉變階段。

②1949—1978年人生第二階段：在政治運動中被中斷了的學術生命

1949—1978年，費孝通從清華園到西柏坡，接受全國院系調整，到中央民族學院工作，其間參與“民族識別工作”，在西部許多少數民族中留下印記。他帶動和培養了一批民族學研究者，在學界提出并試圖解決許多學術和現實問題。但這段時期，也是他被中斷個人學術生命的階段。

從1947年到十年浩劫結束，中國經歷的“考驗”連綿不斷。據研究者統計，1949年政權鼎革之后，“文革”結束之前，曾有五十多場政治運動。每場政治運動，費孝通都是親歷者。

費孝通的老師潘光旦在“知識分子改造”運動中落難，費孝通力排眾議，為老師辯護。再后，師徒二人一同被打為“右派”。

1957年，費孝通深切地體會了受誤解的滋味。直到1998年12月21日，費孝通說起當時，“晚上還會做夢，那東西還來。好像一下子給人家……說不出來了。受冤了”。

潘光旦在十年浩劫中被紅衛兵折磨到氣息奄奄，在生命的最后時刻，是費孝通抱恩師入懷，“無力拯援，凄風苦雨，徒喚奈何”。

在那個特殊時期，費孝通也曾被迫害到考慮自殺的地步。他寫道：

我的學術研究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有個高峰，后來就低下去了。不光是低，而且丑化。不光是別人丑化我，我也變得丑化我自己。后來又有機會“行行重行行”，是在一定限制下出來的。利用可以給我的一點條件去做事情，可是不太可能回到當年的高峰狀態了。

這一階段的人生細節，很多地方張冠生只得隱去或一筆帶過。這是頗為遺憾的事。但有時，歷史的斷裂處，學術的空白處，本身也是一種呈現。

③1978—2005年人生第三階段：轟轟烈烈再次煥發的學術與政治生命

1980年6月，費孝通的“右派”問題終被“改正”。他獲得“第二次學術生命”，沉寂多年，重現學界。

從1980年“改正”，到2003年最后一次外出調研，村寨、市場、企業、社區、貧困地區、邊區、少數民族地區……費孝通每年用于實地調查的時間多在160天以上，研究題目從鄉鎮企業、小城鎮到區域發展、貧困地區和少數民族發展，到“全國一盤棋”“富了以后怎么辦”……為實踐和發揮社會科學對文化變遷的指導作用，他不遺余力地“行行重行行”。

在《九訪江村》一文中，費孝通說：

在初期短短幾年里，蘇南的社隊工業到處蔓延，落地生根，歷經艱險而不衰。社隊工業的這種強盛的生命力和普遍的適應性，不能不使人聯想到那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小草，草根深深地扎在泥土之中，一有條件它就發芽，就蓬蓬勃勃地生長。這種社隊工業，可以稱作草根工業。

費孝通甚至覺得與西方工業革命的歷史相對照，草根工業無疑是中國農民的一個了不起的創舉。

中國的農民卻發自一股自身內在的動力，……他們有力量沖破資本主義工業發展初期的老框框，他們根據自己的生活需要去改變工業的性質，讓工業發展來適應自己。

其時鄧小平表態“鄉鎮企業異軍突起”，這下一言九鼎，“草根工業”因此贏得正名——鄉鎮企業，可以放膽、放手去干了。

這是經濟，也是政治。改革開放初期，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提升綜合國力、改善百姓的生活水平，是最大的中國政治。費孝通曾對張冠生說：“我和小平兩個人，是一個思路，兩套語言。”

順著鄉鎮企業星火燎原的勢頭，費孝通從長江三角洲到珠江三角洲，從“蘇南模式”到“珠江模式”，他追蹤著中國鄉鎮企業的發展變化。

從《小城鎮，大問題》，到《小城鎮再探索》《小城鎮蘇北初探》，再到《小城鎮新開拓》系列調查報告，費孝通認為小城鎮可以成為中國走出的一條獨特的城市化道路。

1986年3月19日，費孝通參加民盟中央執行局總結會議，在會上說：

民盟究竟要做些什么工作？我的想法是，民盟要協助黨做工農和知識分子聯盟的工作。現在戰略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要搞經濟建設，就不能沒有知識分子。而民盟是知識分子政黨中比較重要的一個。……知識分子愿做事，覺得條件不夠，有力無處使，潛力大。要有使他們發揮力量的政治和物質條件。我們民盟就是為他們創造這些條件去工作。這是我們的歷史責任。

對于費孝通此番倡導，《斯人斯土》說：“（他）既有學術興趣，也有政治考量。他主張，作為中上層知識分子政治集團的民盟，為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智力支持，是一種社會服務職責。”

同時，他要求民盟同人注意“拾遺補缺”，話雖誠樸，大有深意。

1948年，面臨政權更替，費孝通就在《鄉土重建》中表達自己觀察到的中國社會中的余和缺：

簡單地說：我所希望的是：皇權變質而成向人民負責的中央政權，紳權變質而成為有效率的文官制度中的公務員，幫權變質而成工商業的公會和職業團體，而把整個政治機構安定在底層的同意權力的基礎上。

這一階段的費孝通，是學術厚積薄發的階段。他的社區研究，從1935年大瑤山調查開始，經江村、云南三村、蘇南鄉村、江蘇全域小城鎮，追隨著中國社會變遷步調，研究地域逐漸擴大，題目也在擴展。鄉土、家庭、農民生活、工農相輔、繼替、草根、民間活力……從村莊擴大到小城鎮后，費孝通在追蹤觀察小城鎮發展變化的同時，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留意研究區域發展問題，進入更大范圍的實地調查。這一階段，也是他試圖承擔起一種社會服務職責，為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更有效更身體力行的智力支持的階段。

04

“圈外人物”與未了心愿

對費孝通的一生，張冠生有一句很精彩的總結：“少年早慧，青年成才，中年成器，盛年成‘鬼’，晚年得道。”

更精彩的還在后邊——“暮年回首前塵，費孝通一生勞作，記錄于十六卷本《費孝通文集》代表的等身著述，也有到老未曾化解的心底遺憾。”

是什么遺憾呢？

張冠生說，“他始終沒有感受到他期盼的、他應得的歷史信任。”“他有足夠的參與熱忱，卻碰上意外的冰涼。”

且看費孝通的幾則發言——

1987年10月31日，費孝通在梁漱溟思想國際學術討論會上發言說：“環顧當今之世，在知識分子中能有幾個人不惟上、惟書、惟經、惟典？”

1990年8月16日，費孝通在莫斯科十月廣場科學院招待所寫《紅場小記》，“久仰的‘圣地’果真出現在眼前。擺弄了我一生的風暴，不就是從這里起源的嗎？”

1995年4月25日，費孝通在漯河市郾城縣黑龍潭鎮半截塔村訪問農戶，想起多年存疑的問題。“我們是站在什么地方？……我們摸著的石頭是什么？？”

1997年7月1日，費孝通在香港政權交接儀式現場見證歷史切換，“中國國旗升上去，英國國旗降下來，一升一降，歷史都在里邊了。我在那里一邊看一邊想，為什么會有這一天？”

1999年9月30日，費孝通回顧重建社會學歷程說：“我們這一代人，正經歷著人類歷史上一次最激烈和最巨大的社會文化變革，它正在發生些什么變化？怎樣變化？為什么這樣變？”

費孝通感慨“我們這個社會總教人做好人，可是總不準備獎品”。

他甚至感慨，“我能不能劃在人的圈子里也成了問題”。在《費孝通散文》序言里，他說自己“和‘正道’格格不入”，“入不了世人所規定下的圈子，不能甘心在別人劃下的框框里做個順眼的角色，成了圈外人物”。

《紀念黃藥眠》一書出版時，費孝通題寫道：“踏著荊棘飲著苦酒勇敢地面向光明。”

1998年9月20日，在蘇州南園賓館，費孝通又向張冠生說起“圈外”話題。他說：

我就是這一輩子沒有嫁出去。“圈外人語”，這個話意思很深。我一輩子沒有進圈子。唱戲要有臺子，我沒有，只是清唱。清唱一生。別人不為我搭臺子，我自己搭。搭來搭去，快搭好了，別人就拿去了。

我寫了這么多年，六十多年，好像還只是在表面，不是深層的。深一層的東西還不敢碰它，適可而止了。超過了當時的文化高度，人家也不能接受你的東西。

只有在身邊工作的人，才能追蹤到并真正深刻地理解費孝通時不時只言片語的感慨。幸虧助手張冠生，每天細心地記錄，留下了可貴的文獻資料。

▲在費老的家里（左一為張冠生，左二為“大俠”胡洪俠）

張冠生說，費孝通未了心愿中，屬于著述的，至少有五個題目。

一個是，“儲安平先生暑假里到北平來，他希望我把在《鄉土重建》后記里所預告的《中國社會結構》早一點整理出來，我對這件工作著實躊躇，因為這件工作要做到自己能滿意的程度決不是這幾年內可以完成的。”（費孝通寫于1948年8月28日）

一個是，“我準備寫一篇文章，……叫《有朋自遠方來》。錢穆對于我，很遠啊。可是他對事情的看法有些地方和我很接近”。（1998年1月21日，費孝通對張冠生談讀《史記》心得，從司馬遷的“天人之際”說到錢穆）

一個是，“紳士階級’這么一種人，gentry，是怎么分化的，怎么消失的，我想寫出來。”（1998年1月23日，出版家沈昌文登門拜訪費孝通，兩人長談。說起身世，談到紳士）

一個是，“有關文化的死活我一直想寫成一篇專門的文章，但現在精力不行了，你今后發揮發揮寫出來。”（1999年1月15日，費孝通與方李莉談話）

一個是，“現在是在公務活動的縫隙里邊抓時間寫，等我從民盟和人大退下來以后，就有時間好好寫文章了。把已經想好的這個大文章系列一篇篇寫完，最后再寫一本，叫《傳外雜俎》或是《傳外札記》，從家庭寫到最高的政治，寫出我看到的、我經歷過的社會到底是一個什么樣子的社會，我經歷過的一些歷史大事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比如反右，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要把自己知道的都寫出來，留下來，讓后人知道更多的真相。反正我快要死了，死前把它說出來，也是一種責任。”（1996年10月13日，費孝通對張冠生談寫作計劃）

以上“圈外人語”和未了心愿，是否可以更真實地“看見”費孝通，以及費孝通的“政治這一塊”？

《斯土斯人》寫，《云南三村》序言提到抗戰勝利的問題，七年后就解決了。那個“更嚴重的問題”，按照費孝通的設想和主張，七十年后也還沒有真正解決。由于多種歷史因素、現實因素，“對中國社會的正確認識”本身，也成了一個有待解決的嚴重問題。費孝通說：“我衷心希望，未來的一代會以理解和同情的態度稱贊我們，正視我們時代的問題。”

未來一代正視時代的問題，也是費孝通的心愿。

作為曾經的助手，張冠生鄭重地寫道：

費孝通一生著述，留下豐富的文化歷史信息，是百年中國社會變遷的費氏記錄。循其一生行跡，留意社會變遷過程中個人與社會的交集、互動，可看到時勢如何影響一介書生，這位書生又是怎樣回應‘中國這段歷史’對他的要求的。

也因此，書稿寫就，“既已印出，完成了約定，愿已還，心可安。（張冠生語）”

《斯人斯土：費孝通的一生》是作者“一個人的儀式”。他以此祭奠費先生仙逝二十周年。

《斯人斯土：費孝通的一生》

張冠生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

2025年4月版

張冠生，1954年生，曾長期做費孝通的助手。文章發表于《中國社會科學》《讀書》《求是》《東方》《天涯》等刊。著有《鄉土先知》、《知道》、《紙年輪》、《世紀老人的話 費孝通卷》（口述）、《田野里的大師：費孝通社會調查紀實》、《晴耕雨讀》等著述，以及整理出版《費孝通晚年談話錄》。

*題圖為費孝通先生與張冠生交流（本文配圖均由作者提供）

*本版編輯：冰小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