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收復新疆后，在回京任軍機大臣的路上，專程去山西祁縣拜訪了一位老者。

老人名叫喬致庸，是喬家大院的主人，也是一名商人。

左宗棠出任陜甘總督時，得到過喬家的愛國資助。他來到喬家大院，為喬致庸一家寫了一副對聯：“損人欲以復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橫額“履和”二字，意為履中蹈和。此聯被雕刻在大院門前。

祁縣最氣派的建筑，就是喬家人修建的這座封閉式城堡大院。大院坐西朝東，四周臨街，磚墻高達十多米，上層有女墻式的垛口，宛如一座軍事要塞。

發家不易，守家也難。氣勢宏偉的喬家大院守護著家門榮耀，在風雨飄搖的兩百年間屹立不倒，見證帝國巨富家族化作過眼云煙。

▲山西祁縣喬家大院。圖源：攝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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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活不認命，是喬家發家的秘訣。

喬家祖上是窮人，窮到要上街要飯的程度。有段時期，喬家不忘在祭拜先人的報本堂里擺著個要飯的籃子和一根打狗棍，提醒子孫后代，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

有道是，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喬致庸的爺爺喬貴發是個不認命的主。

清康熙年間，喬貴發出生于祁縣喬家堡，他作為喬家的第一代創業人，最早擺脫貧窮的束縛。

據后人口述，喬貴發年輕時大字不識一個，窮得叮當響。有一次，村里有個本家侄兒娶媳婦，他光著膀子就去廚房幫忙，想讓喜事辦得更加熱鬧，人家卻瞧不起他，還當眾羞辱喬貴發，嫌棄他太寒酸，來不來都一樣。

人活一張臉，這件事讓喬貴發氣得要命，他干脆一走了之，離開了祁縣。

當時，有股“走西口”的浪潮，北方各省居民前往長城以北的口外謀生，打通了中原腹地與蒙古草原之間的通道。祁縣位于太岳山北麓，自古四通八達，有一條北京通往川陜的大官道，還有一條經過子洪口穿越太行山的南北古驛道。于是，喬貴發跟隨著走西口的移民潮，背井離鄉，來到塞外。

喬貴發只身北上，最初也不過是個打工人，在蒙古草原的薩拉齊廳（今內蒙古土默特右旗）給人拉駱駝，還在一家當鋪當過小伙計。他省吃儉用，總算攢了點兒本錢，做起磨豆腐的小買賣。

晉商基因，在這個窮苦小販身上漸漸萌芽。

山西地處內陸，山多地少，促使不少人出外謀生。山西商人因明朝政府實行“開中法”掌握了財富密碼。他們運送糧食物資到邊境糧倉，換取專買食鹽的專利執照——鹽引，并售鹽到各地，此后不斷興盛。

清代，晉商達到鼎盛，甚至將貿易觸角伸向亞歐各國，成為實力最雄厚的商幫之一。晉商后期主要以府南縣為主，即太原府以南的幾個縣，包括祁縣、太谷和平遙等。祁縣人走南闖北，很會做生意。

▲山西省地圖。圖源：山西省自然資源廳

擺豆腐攤的喬貴發原本跟致富八竿子打不著關系，但他頗有生意頭腦，存下點錢，找到一個姓秦的山西老鄉，一起前往包頭創業。

包頭也叫“包克圖”，蒙語是“有鹿的地方”，屬于河套地區，南傍黃河，土肥水美。清朝前期將其劃為“黑界地”，不讓漢民進入，后來才放開政策，使其成為走西口的商業重鎮，但這個新開發區，除了馬，什么都缺。

喬、秦二人趕上包頭開放的風口，在此開了家草料鋪，接待往來商販，順帶經營食品生意。他們來得早，經營有道，生意越做越紅火，別的小商小販也競相效仿。

同行對喬貴發的生意看紅了眼，不久后，這座邊塞小城店鋪眾多，形成惡性競爭。眼光長遠的喬貴發看出這一行沒有優勢，果斷做起了“買樹梢”的生意。

▲內蒙古包頭靈覺寺。圖源：攝圖網

險中取利，是喬家發跡的另一秘訣。

所謂“買樹梢”，類似于期貨交易，意思是，春天樹梢上只有綠葉，但到秋天能結多少果子難以確定，如果春天以一個價格買了“樹梢”，到秋天果子豐收就大賺，反之則虧大了。

喬貴發用“買樹梢”的套路進行糧食交易。

他發現，農民秋冬時把賣糧得到的錢帶回家，到春夏之際卻往往手頭拮據，日子都過不好。喬貴發在春種夏耘、尚未秋收的時候，利用農民的求穩心理，商議先給他們一個穩定的糧價，同時按這個糧價和訂購數量付錢，讓他們手頭寬裕起來，秋后不管市場糧價如何，都按這個價格和數量交割糧食。農民都樂于吃下這個“定心丸”，紛紛與喬貴發合作。

喬貴發善于算計，專門在去年糧價爆跌的時候做買賣，春夏時節就按商定的糧價給錢，到秋天不管實際價格多高，他都能按原先商定的價格，從農民手中拿到糧食，并囤積起來，等到缺糧時出售，大賺一筆。

在包頭經營多年后，喬貴發取商號“廣盛公”，后來改為“復盛公”。隨著喬家的生意蒸蒸日上，包頭這座小城也日益繁華，于是開始流傳一句話：“先有復盛公，后有包頭城。”后來，復字號在包頭居于領導地位，有19家門店，500多名職工，經營范圍包括茶葉、綢緞、藥材、典當、皮毛與糧食等，幾乎應有盡有。

喬貴發成為小有名氣的富商，賺得家族第一桶金后，年近五旬，衣錦還鄉，在喬家堡十字路口東北角建起宅院，此為喬家大院的雛形。

窮了大半輩子的喬貴發生前經常訓誡子孫：“我本是窮人，受盡別人的歧視；后人切不可為富不仁，欺壓窮人。”商道，說到底是人道。走西口的喬貴發不忘本分，辛勞半生，終為喬家崛起打下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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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貴發的孫子喬致庸出生于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此時，喬家已無衣食之憂。

喬貴發的三個兒子喬全德、喬全義、喬全美秉承父訓，妥善經營。三兄弟當家期間，喬家擁有約百萬兩的財產。與之相反的是，當初與喬貴發合伙的秦家子弟揮霍無度，吃喝嫖賭，敗光了家業，“復盛公”的股份幾乎歸喬氏一家所有。

喬家三兄弟開始介入中俄邊境恰克圖的茶葉生意，打通一條從南到北的茶路。當時南方的茶葉主要分為兩路：一條經西口前往新疆、恰克圖，一條通過張家口到東北，關系到無數人的生計。

為此，喬家人投資了近10萬兩白銀，在祁縣開設“大德誠”、“大德興”兩大茶莊，與山西多家茶商共同保障茶路的暢通。茶商從福建武夷山啟程，過鄱陽湖，經長江、漢水，跨越豫西山路，渡黃河，過上黨、汾河，越長城，到蒙古腹地，跨越萬里茶路，運到恰克圖進行貿易。喬家人憑借茶路生意更加興盛。

老三喬全美以“在中堂”為堂名，在兄弟中最為聰明能干，掌管了喬家的大部分生意。為避免子孫沾染惡習，他制定了“五不準”家規：一不準吸鴉片；二不準納妾；三不準賭博；四不準冶游；五不準酗酒。

喬全美就是喬致庸的父親。

將喬家推向頂峰的喬家第三代喬致庸，本來不愿經商，而是以讀書為業，直到晚年，他的案上還常擺著儒家的經學典籍。

喬致庸在喬家三堂的子侄中年紀較小，家族同輩的哥哥姐姐大都比他大20來歲，他小名叫“亮兒”，年幼時父母去世，由兄嫂撫養長大。年少時，喬致庸只想考取功名，埋頭苦讀，還考了個秀才，完全一副書生模樣。

誰也想不到，這個熟讀四書五經的年輕人會徹底改變喬家的地位，日后，祁縣小城的這一家深宅大院將牽動全國的金融神經。

喬家的生意本來由喬致庸的兄長喬致廣繼承，但喬致廣經營不善，在與競爭對手的商戰中被下了圈套，造成喬家陷入經濟危機，自己也一病不起。

喬致庸當時正在準備科考，聽聞哥哥的噩耗后，不得已臨危受命，接手家族重擔。他聯合與喬家有關聯的商戶，用對手打壓喬家的手段以牙還牙，大獲全勝，使喬家轉危為安。

人生總是陰差陽錯，從此，科舉場上少一個學子，山西商界多了一個巨人。喬致庸本欲從政光大門楣，卻在家族危機中被迫繼承家業，還把喬家打造成近代山西最負盛名的商業家族。

▲晚清，在絳州、祁縣之間做買賣的商人。圖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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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父祖一樣，喬致庸富有遠見。

一個多世紀前，中國的金融中心在山西。喬家原本擅長經營糧油、絲茶等生意，而喬致庸從平遙的第一家票號日昇昌得到啟發，將目光投向了前景廣闊的朝陽產業——票號，開辦“大德通”、“大德恒”兩家票號，并迅速在全國各地20多個城市建起分號，發展為匯通天下的大票號。

所謂票號，是以晉商為代表的古代商幫開設的金融機構，盛行于清道光至光緒年間，主要經營匯兌業務，又可進行存、放款與代官府解錢糧、存捐稅等，有一部分類似于現代銀行的職能。隨著商業發展，商人異地采購商品數量擴大，需要調動的金銀現錢也逐漸增多，票號通過匯兌等業務讓經商更加便利，成為一支舉足輕重的金融力量。

喬致庸當家期間，喬家的大德通、大德恒票號遍設大江南北，信譽卓著，管理嚴格，存款源源不斷涌入。興盛時期，大德通的股本與存款總額達七八百萬兩以上，為資本的20多倍，四年即為喬致庸獲利20多萬兩。這兩家票號，直到1951年才真正歇業。

喬致庸家族憑借票號之利，一度富可敵國。

據《清稗類鈔》統計，喬家的資產有四五百萬兩，這個數字還不包括土地、宅院、店鋪等不動產。清朝時，一個縣令的年俸也就幾十兩，加上養廉銀也就幾百兩，可喬家一個大掌柜一年就有1000兩白銀的收入。

咸同年間，清廷為鎮壓太平軍、捻軍需要大量軍資，鼓勵各地富商捐輸助餉，喬家也多次參與捐納，喬致庸因此得到二品官銜與頂戴花翎的賞賜。1900年，庚子國難時，慈禧、光緒逃離北京，途徑祁縣，受到喬家人的隆重接待，又得到喬家票號捐銀30萬兩，供兩宮西行避難之用。慈禧賞給喬家的九龍燈等珍寶，至今還擺在喬家大院。

▲雨中的喬家大院。圖源：圖蟲創意

喬致庸經商才華過人，一生功成名就，可他教育子孫，做生意首重“信”，其次是“義”，第三才是“利”。

講求誠信，喬致庸半點都不含糊。

有一次，包頭復字號旗下油坊的伙計在胡麻油中摻假，被喬致庸發現了。胡麻油用生性耐寒的胡麻作為原料，是西部、北部寒冷干旱地區常用的食用油，歷史悠遠，與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關。

喬致庸大怒，責問那個造假的伙計，你是想砸了咱們的招牌，砸了大家的飯碗嗎？接著，他趕緊命人四處收回賣出的摻假油，全額退款。喬致庸為此道歉，并再次公開表示，喬家的祖訓就是講“信義利”，寧可失了銀子，也不能坑害客戶。

棄文從商的喬致庸一生亦儒亦商，他將《朱子治家格言》寫在喬家的門扇上，一旦家中晚輩犯錯，就需跪在地上從頭到尾背誦，接受懲戒，不許再犯。晉商各大家族中，以喬家家教最嚴。

喬致庸告誡子孫勤儉持家，親擬對聯，刻在內宅門上，其中寫道：“求名求利莫求人，須求己；惜衣惜福非惜財，緣惜福。”這是說，要獲取名利，就要靠自己勤奮努力，賺了錢，也要知足惜福。

此外，喬致庸給父親的“五不準”家規加了一條，不準虐仆。喬家對待傭人十分寬容，不以惡語相向，也不打罵虐待，保證他們吃得飽、穿得暖、有尊嚴，不僅工錢較高，還會發面、肉、柴、煤等日用品，甚至給年老的仆人發贍養費。

喬家請女仆也不請年輕漂亮的姑娘，更看重的是勤勞能干，最好是有經驗的中年婦女，不許子孫納妾，也不許他們沾花惹草。喬致庸活了89歲，娶了6個老婆，都是前妻亡故之后續弦，堅守不納妾的原則。

在祁縣，喬致庸有口皆碑，備受尊敬。

光緒三年（1877年），山西大旱，甚至有“光緒三年，人死一半”的說法。在如此嚴峻的情況下，很多財主都無法自保，喬致庸卻出巨資賑濟災民，組織家傭上街施粥，同時讓家人“禁肉食，著粗服”，將省下來的錢糧都投入到賑災救荒之中。在他的帶動下，祁縣各家富戶紛紛效仿，使祁縣成為流亡災民較少的縣。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國家多災多難，祁縣也發生了饑荒。喬致庸再次命家人縮減開支，開倉濟糧，給喬家堡的人按人口配發糧食，對外地來的饑民也施舍米粥。

在此后的多次歷史事件中，喬家雖然日漸衰敗，卻未受到太大沖擊，一部分原因或許是他們廣行善舉、善待傭仆，幫助過不少鄰里鄉親。后來當地人參加“憶苦思甜”，不對喬家百般責難，反而說了不少好話。

民間的說法，認為喬致庸“命硬”。

到耄耋之年時，喬致庸的六任夫人已全部先他而去，幾個兒子也只有代替其掌握家政的三子喬景儼為他送終。但晚年的喬致庸仍然嚴厲督促子孫讀書，為人更為坦蕩豪放，其墓表寫道，他年邁之時，“霜鬢如戟，飲啖甚豪，酒酣揚聲議論”。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喬致庸壽終正寢。發喪當天，整個喬家堡幾乎家家戴孝，仿佛雪后初霽，銀裝素裹，喬家內外老小在浩浩蕩蕩的送葬隊伍中送別了這位歷經五朝的晉商巨擘。

▲喬致庸畫像。圖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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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致庸的生意經，為喬家留下數以千萬計的家產，也預示著這個家族此后的坎坷。時代不能為他們的資產提供保障，財富就像盆中的水，隨時可能傾覆。

喬家的生意，說到底是以末致富，以本守之，上面靠的是官府。

自喬氏發家之后，他們為了獲取支持，一直結交官府。同光年間的陜甘封疆大吏、山西巡撫道員，幾乎都與喬家有經濟上的交往，而清廷對喬家的態度，是有用則用，無用則棄。

清末，面對庚子賠款等財政難題，朝廷暫時解除了山西票號公款匯兌的禁令，只因當時南方給朝廷的公款暫時無法到達，只好開放民間票號公款匯兌。等到國家危機一過，朝廷再重新禁止。同時，清廷為償還戰爭賠款，還多次向山西票號借錢來還。

山西票號依附于清廷飛速發展，到辛亥革命后便在多重危機下迅速崩潰。

▲民國時期，喬家大院老照片。圖源：網絡

1913年，山西各大票號紛紛倒閉，喬家的大德恒、大德通兩家票號在時代的狂瀾中艱難求生，走向衰落。隨著匯兌業務被銀行取代，票號存款大幅度減少，退出歷史舞臺。

政治的風暴也席卷了喬氏族人。此前，喬致庸的長子喬景岱與次子喬景儀都死于非命。

喬景岱繼承喬家在包頭的胡麻油生意，妄圖獨霸口外，被生意上的對手舉報為“霸盤”，搞惡性壟斷，被逮捕下獄。幸得親戚買通慈禧的心腹太監，才以大赦之名押回原籍，但從此不得干預商務。喬景岱為此染上重病，郁郁而終，喬家景字輩中，也只有他是正七品的低銜，墓碑上不記“景”字。

喬景儀雖然是喬氏一族虛銜最高的子孫之一，與清廷王公督撫來往頻繁，但也不得善終。喬景儀在包頭主持喬家生意時，得罪了蒙古貴族，結局撲朔迷離。有人說他被刺客暗殺，腦袋被割下，也有人說，他被追殺時騎上快馬星夜逃回祁縣，從此隱姓埋名，因此卒年記載闕如。

白發人送黑發人，是喬致庸晚年最悲痛的記憶。

▲1942年，喬家后人的結婚照。圖源：網絡

到喬致庸孫子這一輩，出了一個思想先進的“洋少爺”喬映霞。

喬映霞生在中國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思想受到各派影響，年少時推崇康梁，后來仰慕孫文，又向往西方文明，信奉基督教，想把家里的錢拿去支持革命黨。

辛亥革命后，喬映霞成為喬家大院的掌門人，他率先剪掉辮子，換上西裝。在他的大力整頓下，喬家謹遵祖訓，也緊跟時代，包頭“復”字號的生意一度有復蘇之勢。喬映霞還被任命為祁縣第三區區長，帶領家鄉百姓禁種鴉片，在鏟除煙苗時鬧出了人命，可見其人的雷厲風行。

與時俱進的喬映霞偏偏是個情種。喬映霞的原配夫人去世后，他在天津認識了女大學生劉菊秀，二人感情快速升溫，隨后成婚。婚后的喬映霞與劉菊秀卻因年齡懸殊，性情不合，逐漸產生裂痕，維持了幾年的婚姻最終走向破裂。

喬映霞受此事刺激，竟然精神失常，只好退隱，直到1956年病逝于北京，享年81歲。

▲照片中穿皮夾克者有喬致庸曾孫喬倜。圖源：網絡

在喬映霞患病之后接手喬家的是喬景儼之子喬映奎。抗日戰爭中，喬家的當鋪、店鋪等大都被日偽接收，損失殆盡，沒有了富甲一方的氣派。為了支援抗日武裝，喬映奎暗中將籌集的槍支、子彈送給中國軍隊。

喬家大院堅固的高墻像喬家祖祖輩輩結實的臂膀，護衛著整個家族。日寇在祁縣燒殺搶掠時，幸得當地天主堂的意大利神父在喬家大院門口掛上意大利國旗，才讓喬家大院免于遭難。

后來人們傳言，意大利神父出手相助，是因為當年喬致庸在義和團運動中保護了7名從太原倉皇出逃的意大利修女，并用大車暗中將她們運到安全的地方。時隔多年后，意大利人不忘恩情，用一面國旗保護了喬家大院。

▲山西大院的院墻。圖源：攝圖網

喬映奎去世后，喬家的百年基業也逐漸畫上了句號。抗戰勝利后，喬家各商號紛紛復業，卻已名存實亡，慘淡經營到1953年，以相對體面的方式宣告終結。在那之后，喬氏族人也遷出了喬家大院，宅院由政府接收。

喬家人走后，喬家大院先后做過醫院和糧食倉庫，后來還是晉中地委黨校。當有人要破壞這座建筑時，看門人原成瑞把大門一關，用十米多高的院墻將一片聒噪拒之門外，數代喬家人修建的大院在歷經風雨之后完整地保存下來。

高墻大院至今猶在，青磚石瓦靜默無言，喬家百年傳奇為晉商風華畫下最后的注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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